古人云：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允许犯错干部复出，是以其认错悔错并改过自新为前提的。说到底，不是将犯错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然，这里所说的犯错，并非指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而是程度较轻、影响不大、可以改正的一般性错误。那些犯下大错，属于四种形态中最后一种的，自然不在此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干部犯了错，无论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被组织处理，这都是其为犯下错误付出的必要代价，但同时也应给其彻底躬身自省、改正错误的机会。至于复出，是基于犯错干部在被免职期间的积极表现及工作需要之上的，体现的是组织的信任和爱护。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对于组织释放的善意，复出的干部当常怀感激之心，在为民服务中迸发干事创业激情;同时，常思己过，时刻把党纪国法牢记心头。
正像花草需要修枝剪叶一样，干部出了问题也要接受处分教育，这体现党纪严明，传递出纪严于法的明确信号。正因如此，对于因犯错被免职的干部，组织绝不能护犊，让其暂避风头后，换个马甲再出来。相反，被免职干部若要复出，得讲规矩，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和科学的评估。一方面，明确犯了哪些错误的干部有复出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干部能够复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界定，并在干部重新任职前，充分参考和倾听群众的意见。武汉出台的《办法》规定，对于干部群众意见较大或者争议较大的，暂缓任职。重新任职决定做出后，组织人事部门应向社会公开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重新任职的情况。这样的限定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规定，相信对提升群众参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之弦越绷越紧，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地生根，对一些干部来说，之前不值一提的小问题，如今可能因此乌纱不保。而允许干部有条件复出，则为那些改过自新、知耻后勇的干部提供了继续干事创业的可能性。《论语》有云：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干部犯了错，如能诚心更改，也是善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办法》及其类似举措付诸施行并不断完善，犯错干部经过严格把关后重又复出，对激励干部队伍在干事创业中担当有为，不啻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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