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人们最为基本的使用功能的同时，也在发展和完善着人们对于家具所产生的一些新的功能需求。如四出头椅几乎就是书房文人专用椅，又如佛桌和佛橱就是伴随着人们供奉佛像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行为作用于器物的诞生可以归类于文化形态构成中的行为文化，它是指社会习俗制度层面的文化，包括各种社会体制组织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以及相关的无意识心理要素。所以行为文化像一双隐形的“工匠之手”影响着器物文化的发展，而器物的诞生不仅与上述两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满足符合时代审美的观念意识层面的需求，这种审美需求是一种影响着人们精神层面的观念文化，其中的审美意识不仅关系到器物整体的造型，还兼顾影响着器物装饰上的细微之处，体现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性格。明式家具是器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这3种构成文化的形态的叠加体现。这种叠加是明代文化形态和时代审美观念的生动记录，明代的文人和工匠艺人对于社会整体所形成的审美共识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3明式家具器物审美特征分析3.1结构：书法线条力量的传递明式家具最具代表的莫过于坐具座椅。明式座椅造型独特，庄重空灵，纹饰精炼，体现着明代特有的器物造型思想。而此时期的座椅成品中还出现过文人、士大夫的题款，这一现象表明座椅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坐”的使用功能的器物，进而成为一种体现文人品味和追求的象征性产物，因此“题款”在反映明式家具这种雅致形貌的生成与文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的同时，又隐隐地传达了一种文人的审美情怀。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这一行为体现着明代文人高度的文化自觉，要理解这一行为背后深刻的文化意涵，就需要将其放置到行为发生的语境中进行阐释。明代读诗书、满腹经纶，对于书画艺术更是信手拈来，其所兼具的多重优秀品质为他们参与明式家具设计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眼光。因此，以物载道和以情寄物成为此时期文人雅士共同追求的时代主旋律，他们在书画诗词上的艺术造诣也为明式家具迎来了中国家具制造最为绚烂多彩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绘画非常讲究对线的运用，明代邹德中的《绘事指蒙》中详细记载了描法古今一十八等。文人将其对于传统绘画和书法中线条的掌握，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了家具的制造上。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在造型上传递出的线条力量与线条美感，同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中对于用线的强调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明式家具的“线条美”特征是中国家具设计区别于西方家具设计最为典型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家具设计中最具特色的符号标志，因此对于中国明式家具中的线条美的理解也只有置于中国传统的审美语境下才能体会其意蕴与内涵。用于明式家具上的制作材料通常都是精心挑选的，主要包括紫檀、花梨、铁力、鸡翅、榉木、楠木等。这些木材质地细腻，呈现出沉稳雅致的色泽与优美自然的纹理，而其中的花梨、楠木等更是可以散发出清香气味，保证了明式家具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多方位、立体的用户体验感受，这也与中国道家文化中所秉持的崇尚自然、倡导无为的思想理念相契合。木质材料释放的自然之美与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相结合，形成了明式家具朴实敦厚的性格特质。明式家具中的“线条美”除了受到绘画书法艺术中对于线的重视之外，还要归功于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到的榫卯结构。这种榫卯结构完美地将座椅各部件紧密联系起来，它不仅展示出中国传统工匠精巧的制作技艺，更是中国匠人集体智慧的体现。榫卯结构在家具制作中的运用解决了家具部件结合的问题，同时保证了器物造型的整体纯粹性，并为明式座椅在中国器物文化领域中占据突出地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2装饰：建筑雕刻手法的表达家具的装饰纹样在宋代呈现着朴素秀丽的审美造型观念，而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元代，其审美则趋于粗犷奔放与艳丽烦琐。明朝建立后对宋代审美趋势的回归营造了明代整体雅致生活的文化氛围。明式家具在装饰手法上一改元代奢华烦琐的纹饰风格，将建筑上的雕刻艺术之美融入明式家具设计，使简洁大方的明式家具又有的雕琢之美。明式家具在装饰上通常采用镶嵌、雕刻、攒斗等手法。其中雕刻艺术表现手法在保留明式家具结构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明式家具的艺术性。建筑上高超的雕刻艺术技法在家具上得以体现，这是明代工匠艺人灵活思维的一种体现。另外，通过雕刻纹样体现吉祥的文化意涵与器物造型完美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明式家具的艺术品质，生动地再现着明代文人所特有的审美共识。3.3功能：生活经验智慧的积累明式家具中蕴藏着中国匠人的智慧与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如圈椅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于其圆形大圈能够将坐者臂膀呈圆形托起，S型背板的上半部托起腰椎以上的背部，大圈和后背板支撑起人体的上半身，减轻了腰椎和臀部的压力，大圈椅形成的圆曲线与坐面的方正相呼应，构成了线面的虚实变化。明式座椅中脚踏的出现，解决了人坐在座椅上脚的放置是否舒适的问题，同时也防止了因寒冷冬天地面产生的寒气对于人体的侵入，它在使用功能上满足了人们的生理、心理及坐姿礼仪等方面的需求。明式家具体现出的对使用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思考，其实就是对人机工程学中相关问题考量的范畴。中国传统造物文化博大精深，它是数千年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经验和智慧积累的产物，它们的出现符合历史与时代的发展需求，留传下的器物是对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只有对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解密古代器物造型文化中暗藏的诸多“密码”，明式家具的功能美正是隐藏在器物造型文化中才显得格外高级和神秘。3.4意境：诗意审美空间的营造明代家具产地以苏州最为著名，到了清代之后，广州、扬州、宁波等地也先后成为明式家具制作的重镇。其实不难想到，苏州作为明代家具的著名产地与其拥有众多中国古典园林之间存在关系。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往江浙地区集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颇具浪漫主义审美意识的文人共同铸就了江浙一带诗情画意般的文化氛围。政治中心随后虽在元、明时期进行了转移，但是南方地区仍保持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丰富文化资源。时至今日，江浙一带依旧呈现着温婉和煦、清新淡雅的生活图景。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带动了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这是因为古典园林所营造出的环境氛围需要融入与之相对应的雅致器物，只有优雅精致的器物才能与中国古典园林相匹配，创造出一种相得益彰的审美文化意境。器物文化中“意境美”的产生主要经历悦形、逸情、畅神3个层次。明代家具首先具备“悦形”的层次，其次“逸情”之美蕴含于雅致的生活情趣之中，剩下就是“畅神”的最高层面了。明代家具伴随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应运而生，器物文化同建筑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建筑是给人提供一个可供生活的空间，而器物是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使用的物件，明式家具和园林建筑形成的这种优雅的生活空间亦是美的空间，它们共同为人们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给人们提供美的享受，因而的状态就在“家具—人—园林环境”模式中达成。园林与明式家具同时出现所形成的意境之美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文震亨《长物志》的“造园学说”与其介绍的各种器物文化，包括明式家具等，都是对此时期生活风尚的直观描述，他在著作中说明了当时生活在南方一带的诸多文OCT2019人，不仅是具有精湛绘画技法的画家，更是造园的高手，因此对器物造型文化中的审美把握亦是在造园文化之外流露出的另一种艺术形式。4结语明式家具特殊的造物形制与明代整个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审美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审美观念又是在明代文人与工匠艺人的交流活动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明代文人受审美泛化思想的影响，将各种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灵活掌握了在各类文化现象中实践的能力。而明代器物美学的典型代表“明式家具”正是在这种实践机制下产生的，这不仅要求我们将明式家具放在明代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其时代的器物造型审美特征，更需要我们将其放在明代多重文化现象融合并置的组合结构中推演其深层次造物观念的生成机制。参考文献：［1］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3.［2］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9.［3］徐恒醇.设计符号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92-93.［4］杜游.意趣与法度：中晚明文人与匠人合作下的家具设计［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6：1.［5］李翎，王孔刚.中国工艺美术史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6：259.［6］戴秋思.园林与书法相问：论审美泛化思想影响下的艺术创作与赏析［J］.高等建筑教育，2012（01）：9-12.本文为天津大学自主基金重大培育项目（项目编号：0701020302）作者单位：姜向阳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马知遥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收稿日期：2019.06.28141
“锦上添花”“叙事性记载”“畅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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