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

·媒介文化与研究·JOURNALISM QUARTERLY

2010年第1期 总第103期

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

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

朱清河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弱势群体的产生固然是经济、文化、法律等场域等多重社会场域合力“结构”出来的，但我们无法忽

视新闻（媒介）场域在其中的活跃身影与密切介入。“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文化批判研究的新范式，借用法国已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作为检视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媒介“势弱”成因及治理的分析工具，不失为新闻界回应时代实践需求、敏于担承社会责任的尚善之举。

【关键词】场域理论；弱势群体；媒介势弱；成因；救助【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自2002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第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使用“弱势群体”概念以来，中国弱势群体问题遂浮出水面并引起了国内学者广泛关注。何为弱势群体？西方学者一般把处于劣势地位者、残疾人、能力不济者（the disadvantaged， the disabled ，the weak）等统称为弱势群体。一般地，就个人来讲，某方面的弱势并不代表各个方面方都弱，经济弱势不等同于文化弱势、法律弱势。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弱势往往是文化、法律等多种弱势的产生总源。对于新闻（传播）场来说，媒介“弱势”（在利用新闻传媒方面能力不强者）概念的使用同样即具有相对性。这里的相对性是指，虽然有些群体，如女性等，在艺术场中并不一定处于不利的境地，但在传播场中，他们相较于男性等，一般处于一个“弱势”的位置。据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

[1]

于经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从当下形势看，媒介“弱势”人数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还有失业大学生、老龄者、妇女儿童等大量相对“弱势”人群没有计算在内。那么，这些新闻“弱势”的媒体待遇与形象呈现，其基本面相与整体状况究竟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应对？

[作者简介] 朱清河，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135（一）

我国长期二元分割政策，导致中国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反映在传播领域，集中表现为农民成为传播场中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其在信息与媒介资源的占有、利用、接收、消费等方面，均不如城市受众。“中国现在有报纸近2000种，而直接服务于

[2]

农民的报纸只有四五十种”。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

[3]

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农民工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的17％左右。而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权重到底有多少呢？中山大学的李艳红曾在广州市对《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主流新闻媒体进行了历时3年的农民工报道量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平均用于 “农民工”新闻的报道面积占

[4]

该报新闻版面的百分比不过4％多一点，与农民工17％的人口分量相比，反差悬殊。广州市是我国农民工聚集最多的城市之一，其“媒介关注”况且如此，就全国来说，恐怕也难出其右。

同样的情况，在女性、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身上也得到近乎完全一致的再现。新闻报道中“性别鸿沟”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根本不能在新闻报道中发出自己的

[5]

声音”。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日益严峻，到2009年9月，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9亿，且以每年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占总人口的13％。到2020年，将达到近3个亿。各种调查显示，老年人度过闲暇时光的主要方式正是接触传媒，然而，纵观全国各种传媒，针对老年人的少之又少。以电视为例，只有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和《老年课堂》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栏目，广播和报纸也是如此。

2005年12月11日，福州某报报道了一个令无数进城务工人员倍感侮辱的新闻：福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正式成立当日展开的全市规模最大的反恐演练，其假想敌是“因工伤赔偿问题引发闹事”的“上百名民工”。新闻的一个标题是“民工骚乱不法分子趁机火烧售楼部”。“民工”竟然成了反恐演练的假想敌与不安定分子。这些新闻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呢？《20多名民工拿手电偷窥女生洗澡 被发现后还脱裤》、《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半脑少女之恋》、《连体女婴之谜》、《四岁小夫妻》等等之类的煽情、猎奇、缺少人文关怀的新闻报道，给人们建构起来弱势群体形象只能是犯罪、跳楼、自杀、强奸、性饥渴、讹诈、抢劫、偷窥、口吐秽言、素质低下者的隐喻，弱势群体的形象被不断“妖魔化”。

为客观、全面地了解媒体在传播与形塑农民工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方面的到底做了什么，最近几年，很多学者从不同取样做了大量统计分析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相似，即：大众传媒中的弱势群体形象都不是他们自主表达与建构起来的，而是他者形塑出来的，新闻媒介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

[6]

（stigmatize）、妖魔化倾向”。

当整体形象错位发生的同时，其衍生物——“媒介弱势”利益诉求与权利表达受阻——必然相伴而生。如岁末年初的访贫问苦，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也多侧重于宣传政绩与官员亲民、爱民形象，这时的弱势群体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报道的主体。据相关研究发现，从消息来源与立场角度看，弱势群体报道中主体为政府官员、政府部门的就占到了几近一半，“作为被阅读的群体，媒体报道弱势群体无非为了展示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怀（包括政府和媒体的注意）和农民工

[7]

所遭遇的艰难境地。”

一方面是弱势群体的媒体聚焦与报道配额不足的问题异常突出；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有限的这些涉“弱”新闻中，当人口占社会多数的弱势群体日常视听的只是少数强势者的媒介影像、“陶醉”其中的也只是社会精英的价值版图，这无形中挤压前者的利益宣示空间，僭越他们的权力表达机会，阻滞他们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消极他们对自身真实需求与愿景的追求冲动，更遑论

136

保障其接近权、知情权、传播权、隐私权、监督权了。

（二）

“场域”一词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把场理论普遍化并确立为原理论的人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经过长期的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用于各学科的 “场域理论”。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所谓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行动者即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运作，以求改变或维持其空间方位。布尔迪厄对“场域”这一观念，考虑更多的是其关系性而非结构性。这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的，它并非人们之间互动或主体间的纽带，位置的占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然而他们都受到场域结构的制约。场域的结构“既能加强又能引导某种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些位置的占有者力图用这种策略来维护或改进他们

[8]

所处的位置，并且将等级化的原则以最佳的方式强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既是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地方，也是资本作用的舞台，更是主体的实践感得以体验的场所。

从“场”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大众传播领域可被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媒介场（media field）。这里的“媒介”指规模生产的大众传播媒介，尤以其中的新闻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新闻传媒界实际上也是一种场域，即“新闻场域”（一般地讲，传播场域应大于媒介场域、媒介场域大于新闻场域，但本文主旨不在对它们进行区分，故行文中视同它们为同义异称），它有着异常突出的场域特征：

第一，新闻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

[9]

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这段话不仅指明新闻场域内部控制的存在，而且说明新闻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间的互动。它是由各种客观关系——传播资源、组织体制等组成的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它有自身的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并对参与其中的个体或团体——记者、编辑、受众、行政决策管理者、社团组织等产生自主的约束力。当然，这里“相对自主”是就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体系而言，是指新闻场域有自身的评价标准，也有自身规范和利益。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领域不断拓展，传媒的自主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新闻场域是包含于权力场域之中的，它要受到权力场域的制约，并为它服务，所以仍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裁制。

第二，新闻场域是一个客观性的关系空间。新闻场域，作为一种分析、解读新闻生产问题的功能性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参与到新闻活动中来的人们的一系列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场域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各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一个场域不是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

[11]

体参加了这种游戏，所以，完整的场域理论要求社会个体的参与”，由于新闻传播活动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环节共同运作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传媒内部就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新闻场域也不得不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外部场域如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发生联系，从而使得新闻实践的实现过程越来越复杂。

第三, 新闻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博弈空间。“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争夺的对象

[12]

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在新闻场域中，各类媒体、各色传者与受众、甚至是媒体管理与决策机构之间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竞争。场域是一个博弈（game）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与了这种博弈。进入到新闻场域中的人们为了获

137得更多的表达机会、争得各种不同的利益、争取支配性的位置而不断地进行斗争，不断斗争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们在新闻场域中的位置发生变化。

（三）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 (specific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

[13]

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尔迪厄由此提出了“资本”这一概念。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同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的权力形式相联系，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予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

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指的是依赖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的权力）不仅包括马克思提到的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是各种产权形式或者金钱的形式；文化资本是借

[14]

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拥有的持久的关系网络”。和经济资本相比，后两种资本通过家庭出身与教育等因素积累形成，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三者在一定条

[15]

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从新闻场域内部看，经济资本是支撑传递与接受信息所需经济实力的体现；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的体现，表征着宣达与接受新闻的智力储备与水准；社会资本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结构而获得的一种媒体资源，表现为在新闻界拥有的各种人际关系、地位、信誉等。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确定其他资本形式的实际效果，并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因此只要是经济上的强势，它很容易就可兑现成社会与文化上强势，而文化上的强势则未必能够迅速成为弱势。“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不是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是同样可接受的，不是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

[16]

的”，只有那些拥据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最大量者才能在媒介场中“发号施令”。

首先，弱势群体由于经济实力不济，除去生存必需品之外，他们较少具有结余投放在媒体购置与新闻消费上。这样，缺乏了以经济资本作强大支撑的弱势群体必然在“新闻入场”的接力赛中，第一棒就落下一大截。纸质媒体由黑白日报到彩色晚报、到消费导报、再到都市厚报与电子纸媒，电子媒体从调幅广播、到调频窄播、到模拟电视、再到因特网与数字高清视频……大众传媒的屡次推陈出新与更新换代，能够分得第一杯羹、敢于吃第一个“螃蟹”的人从来都是经济上的富足群体。由经济的捉襟见肘，导致入场缺席或姗姗来迟，最终必然使经济“弱势”在媒体人均占有与利用比率上循环往复地陷入媒介“弱势”。

其次，从社会资本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弱势群体因往往被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视为袋里无钱、手上无权、胸中无“志”、身后无势的人群，所以他们很难有机会结识（新闻）“权贵”、拥有（媒介）人脉资源、获取广泛人际关系与社会信誉度、引起传媒关注。

最后，从文化资本看，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的体现，它是从后天学习中获得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通常可以通过关系连带而获得，但文化资本则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于文化资本较好积累，按说，弱势群体是不应该缺乏获取文化资本的动力与精力的，事实有时（除去农民与农民工等）确实如此，如女性、老龄人、失业大学生等并不一定缺乏文化资本。理想的新闻场域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应是参与其中的关键资本。但这种“自主性”有时却演化成一种对世俗必需之物的屈服。从我国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形式和发

138

展现实来看，强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参与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或者说是无法避免性。它们依据一定的 “比率”与文化资本进行“兑换”（制造媒体事件、投放广告、安插代言人等），成为媒介场域中合法的强势竞争者。这就使得可实现相对公平的理想媒介场域，开始渗入人为因素而变得不理性，再加上弱势者对此类情况缺少自我觉醒与呵护意识、能力，传媒管理与决策部门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于是就导致了新闻传播中弱势利益主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介“弱势”的产生。

另外，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族群，有着各自的文化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但是，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譬如对网络等新媒体的驾驭与利用技能）还略显薄弱，在消费主义笼罩传播场的今天，他们的文化生存方式也往往与传媒显得格格不入，从而游离在边缘。

同时，由于遗传、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等多种元素的影响，一些弱势者，在性格上往往内向，言辞上时有偏激。这是一种缺乏沟通交流——文化资本(交流能力)与社会资本 (交流途径与交流网络)的表现，一旦关涉他们利用切身的新闻发生，需要他们淡定讲述与据理力争时，他们要么选择集体沉默，主动放弃表达机会；要么众声喧哗，难有统一意志，此时，他们就成了媒介场域上的弱势群体。

总之，传播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争斗的主体是占据在不同的位置上、代表着各自利益的各色群体或个人。在这场争斗中，占据主动和优势位置是具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相对强势的人，他们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注意力和影响力。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的魔力几乎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获取具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受众群的注意力，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不具备消费欲望、需求与能力，甚至不能够支付传播媒介硬件实施的费用，其必然受到传播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双重排斥。因此，经济资本的缺乏是社会弱势群体遭遇媒介排斥的根本原因。媒介忽略与冷落的最终对象是群体，按照布尔迪厄对资本的分类，是那些既缺乏经济资本，又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弱势群体。仅就新闻场域内而言，媒介“弱”势的产生，根本上是他们所持有的以上各种资本总量尤其是经济资本不足、遭遇“优胜劣汰”竞争法则排拒的结果。

（四）

在新闻场域的各方利益博弈中，由于弱势群体的先天（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势弱，他们的媒介形象与利益表达遭遇歪曲或阻隔，既然我们主要从场域理论查找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产生根源，那么让我们还沿着这一理论轨迹寻找破局的方略。

当下社会转型期，媒介“弱势”与一般弱势群体一样高度重合，他们的最大特征都表现为经济上的贫困性。“社会的变化、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使他们（弱势群体）失去机会而被边缘化，

[17]

也就是说是政府的政策偏向了强者而抛弃了后来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所以责任在政府”。也就是说，弱势群体的贫困主要不是自身素质而是由于缺乏资本(或权力)而导致的。在经济场域中，资本运动是一种能够使自身价值得到增值的价值运动，表现在越是收入高、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就越快；相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缺乏资本要素的劳动者，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取得的劳动收入，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几乎无任何资本可依。因此，“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不但已明显地出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而且也显现在媒介场域中。权力弱势促成经济弱势，经济弱势导致媒介“弱势”，媒介弱势加重经济弱势，经济弱势助推权利弱势，成为媒介“弱势”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一个怪圈。场域论认为，资本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决定了场域作为位置空间的结构变化。正是弱势群体的资本总量不足，才使他们在媒介场域位置空间的结构变化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并最终成为媒介“弱势”，故此，解决媒介弱势的根本出路，在于全

139面提升他们的资本实力。“弱势群体在场域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一般是由其核心资源占有不足引起的，那么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应当是协助其发展获取资本的技能,或者引导其开发具有自身禀赋的

[18]

其他资本。”因此要想根本上改善他们的不利地位，政府必须首先行动起来，从财力补偿、政策救助等方面帮扶开始。

首先，要建立长期的政策扶弱与财政支“弱”拨款机制，使弱势群体工作、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从根本解决其经济资本不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产生主因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诸多只重效率不顾公平的分配模式等不合理制度安排造成的。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逐步调整、乃至最终取消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调整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机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尽快消除人为造成的各种地缘、职缘“歧视”（譬如成绩相同因生源地不同得不到一样录取的教育歧视；一样的劳动强度与工作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却因行业、单位、身份不同而不同酬的职业歧视；甚至知识水平与劳动技能高的也会因户籍、性别等因素也会输给“平庸者”，被排除在某些职业、单位录用之外的户籍歧视……）；另一方面，持续加大财政与政策支“弱”力度，在农村大病医疗、城镇生活低保、失地农民补偿、农民工就业指导及子女教育、残疾人生存技能培训、老龄人精神抚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尤其是失业者再就业帮扶等方面，政府不但要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短期投资应对，还要痛下决心对各项扶弱济贫的举措统筹考虑，争取着眼长远，制定并实施一揽子及治标又治本的“扶弱”拨款方案与举措，使广大弱势人群，真切感受的政府的诚意，真正享受到政策的温暖，使由全体国民创造的30年改革开放成果公平地惠及每个人。

其次，要动用公共资源，多渠道开办涉“弱”媒体与涉弱节目。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现代传媒越来越多地患上了目标受众崇拜症，他们假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毫不犹豫地把弱势群体作为无效受众像泼洗脚水一样丢掉了。市场向来都是“胜王败寇”的游戏场，政府第一合法性在于维护社会公平。因此，要想解决弱势群体“无媒可依、少媒可用”的被动处境，政府有责任与义务，在推动媒介产业化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如刊号、频道的无偿调配，经营亏损的直接补偿、筹组涉弱媒体社会捐助机制等），保障弱势群体能公平地占有和享用一定的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考量标准，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重点支持涉“弱”媒体、节目的开办与经营。其实，关注弱势群体，市场化媒体并非就一定没有“钱”图，这关键要看你的采写角度与报道态度，是可怜、俯视、炒作、煽情抑或关切、平视、真诚、公平。《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报》、《扬子晚报》等报刊都有过大量报道转型期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成功例子可供大众传媒借鉴。

再次，建立、完善涉弱事务政府定期发布机制，使弱势群体信息在政府议程设置的新闻源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议题很多是从政府相关部门的获取的，例如专门跑经济路线的记者主要从政府的经济部门获取新闻，专门跑体育、科、教、文、卫的记者也主要从体育、科、教、文、卫等政府部门获得相关新闻。因此，要使弱势社群事务进入新闻议程，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有关弱势社群各项公共事务纳入政府部门的常规议程，使之成为政府公务的日常范畴与重要岗位，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成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来服务、协调、处理、指导弱势群体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低保救济、社会捐助、心理帮扶等各项公共事项。当然，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我国媒体已经给予“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新闻以一定程度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弱势群体媒介边缘化的强度，但考虑到这种关注常常随着政府议程聚焦的不断转移而忽冷和热，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障，加之当前我国新闻媒体“消费主义”报道取向和“中产”与“精英”趣味的扩张，政府有必要建立专门涉弱部门，从新闻源上确保此类新闻长期、有效、足量、保质的供给。

140

结语

正如施拉姆所说，“报刊的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

[19]

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公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判断。”“各方面的立场”自然包括社会弱势群体，而且新闻媒体的行动和介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新闻传媒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对社会各群体

[20]

的利益表达具有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可现在，在传播场域中，信息中的绝大多数流向了传播场域中少数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者，而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却处于信息饥渴的状态，犹如我们的社会结构一样，这样的生态分布必然会影响到传播场域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危及至社会政局稳定与经济和谐发展。

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与深刻的社会转型，广大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场中的边缘化地位使得他们的媒介待遇也不尽人意。他们渴望了解环境，表达诉求，寻求生活下去的勇气、理由与意义，而这一切正需要大众传媒正义、公正、公平的传播履践。作

[21]

为一名“适应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新形势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以公共精神为第一担承，摈弃报道“偏见”与新闻“歧视”，本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给弱势群体以足够的报道与关注，唤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同情心，援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局。人生而平等，要求享受平等的传播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第一标志，也许，这条理论探索与学术实践之路还很漫长，还需在前行中不断摸索经验、积累智慧，但好在我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人人生而平等，要求享受平

[22]

等的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第一宣言。

注释：

[1]刘同昌：《和谐之理：中国民生问题的调查与研究》。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2页。[2]吴锋：《关于我国农村报刊发行现状的调查报告》。《今传媒》2007年第11期。

[3]赵志立：《缩短“信息沟”与建设新农村》。《全民科学素质与社会发展——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2006 年)》。

[4]李艳红：《新闻报道常规与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广州城市报纸(2000~2002)对“农民工”报道的量化分析》。《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5]卜卫、宋小卫：《女性不仅有‘肖像权’》。《中国妇运》，2004年第12期。[6]陈文高：《当前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学术交流》，2007年5期。

[7]周茂川：《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新闻战线》，2004第3期。

[8]L.D.Wacquant.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Sociological Theory.Vol.7.1989.P.40.[9]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11]P. Bourdieu，L. D.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P96[12]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 年，第47—53 页。

[13][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134页[14]郭凯：《文化资本与教育场域———布尔迪厄教育思想述评》。《当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6期。[15]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68 页。

[16][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17]薛晓明：《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8]蔡鑫：《社会过激事件的场域理论研究》。《思想战线》，2006年第4期，第71页。[19]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页。

[20]陈建胜：《新闻传媒：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第28页。[21]黄芝晓：《一个紧迫的问题》。《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卷首语。

[22]蔡定剑：《中国迫切需要反歧视》。高士荣：《2006中国社会年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