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读书笔记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美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观点,它是对战后美国历史学界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流观点的批判。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研究观点,就是为了评判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把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看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冲击——回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本书中作者所要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在批判“冲击一回应”理论时,作者指出冲击——回应存在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这一说法并不存在。而后作者又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明冲击——回应理论的不合理之处。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叛逆运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清王朝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后期的改革运动,其发生的主要动机都不是为了应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危机问题,统治阶层普遍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有些人会反对变革,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反,相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改革,只不过是担心改革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而会对改革进行阻挠。所以,通过这一个个深入的分析,既可推倒冲击——回应理论。
“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源头,因此中国近代史也是按照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该观点完全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烈进攻,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同时,在李文森看来,体现为西方文化的近代社会,通过两种途径同时作用于中国文化:一种是作为溶剂,中国的旧文化对之无力防卫;另一种是模范,中国的新文化对之亦步亦趋。李文森假设儒教与近代社会基本上水火不容,并认为只有摧毁传统秩序之后才可能建立新的近代秩序。但作者认为李文森在西方把近代价值观念引进中国之前,在中国的思想中是找不到这种观念的。可是,当西方在十九世纪终于真正来到中国时,即不仅是带着机械钟和欧几里得算术几何,而是挟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时,中国的历史,在李文森看来就被推出轨道,发生了全面的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文森衡量近代是以西方为标准的,而中国革命本身也被视为不仅仅是对西方入侵造成之新问题的回应,而且也是对来自中国内部老问题的回应。
帝国主义模式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封建社会崩解;民族发展前进的动力。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十九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作者认为
如果从超历史的角度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它确实是一种神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他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
最后一部分即是“中国中心论”,在这部分作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几大因素去阐述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前进的中国。尽管它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的历史仍然是中国的,并不是西方中心论所解释的那样,这就是作者关于中国中心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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