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新诗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两大排辈相互竞争的局面。
一、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本时期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直接承续了上一时期蒋光慈等早期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是本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部分。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本身就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
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基本特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直接的、自觉的血肉联系。
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中国诗歌会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人。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一开始即自觉与同一时期的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相对立，要求诗歌自觉地表现带时代阶级斗争的“疾风狂雨”，要求诗歌缩短与大众的距离。
创作口号：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诗歌观：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
本时期中国诗歌会创作的特点：
第一，及时、迅速的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强调诗歌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鼓动作用。结果——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不足——把诗歌的作用归结为直接的宣传与鼓动，忽视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大都是急就之章，艺术上较为粗糙；诗歌存在单一化。
第二，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大大加强了诗的理性化色彩和主观性；强调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不足——导致“群体”中的“我”的感情与个性的消失，诗人主观世界的消失和对艺术个性的忽略。
第三，在艺术表现上直接描摹现实，导致了抒情性因素减弱与叙事性因素加强的趋势，叙事诗得到了重视与发展；提出“歌谣化”的主张，强调诗歌应当与音乐在一起，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目的在于要使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对诗的形式上的变革采取激进的态度，关注现实与民间疾苦，表达平民百姓的呼声。
臧克家
始终关注现实，诗歌形式上受新月派影响，尽管并不直接表现工农革命斗争，但对下层人民表示了极大地同情。
坚忍主义：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有深刻联系，不肯粉饰现实又不肯逃避现实的清醒现实主义精神，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
二、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是前期新月派的继承与发展，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成员有徐志摩、饶梦侃、林徽因等老诗人和陈梦家、方伟德等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
在诗的形式从格律向自由发展的转变趋势下，诗歌注重抒情，并向内心回归，提出“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诗人的诗感发生了变化——字里行间流露出幻灭的空虚感，迷茫的感伤情绪，这是由时代造成的。后期新月派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现代派趋近。
后期新月派诗人从事诗的形式试验，影响最大的是“十四行诗体”（商籁体）的转借与创造。后期新月派诗人正是在十四行诗体里发现了中西诗歌诗体形式的某种“契合点”，从而为新诗的形式创造提供了新的经验，为绵延至今的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开辟了道路。
三、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戴望舒的《雨巷》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倾向，1929年《我的记忆》是现代诗派的起点。1932年5月《现代》杂志是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与成熟的重要原地，约在1936、1937年间达到了创作的极盛期。代表作家有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废名等。
诗歌主张：第一，追求纯诗的艺术观，走诗的贵族化道路；第二，病态的心灵，浊世的哀音。即现代人所感受的现代情绪。都市怀乡病；第三，拥有现代的词藻和现代的诗形。文言语入诗、诗的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追求诗的朦胧美，即内容是诗的，形式是散文的；第四，现代诗的现代诗形更体现在表层的形式上，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意象抒情诗。
《汉园集》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这是更加注重东西方诗学融合的新一代诗人。
卞之琳此时期小处敏感，大处茫然，是最醉心于新诗技巧与形式试验的艺术家，最着力于是的欧化、古化或化欧、化古，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之间的一座桥梁。
卞之琳新的东西（新的智慧诗），一是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他接触到了许多现代哲学命题，却无意深究，这视为对早期白话诗以至更遥远的宋诗对“理趣”的追求的一个隔代回应与发展；二是诗的非个人化。将西方小说化、典型化、戏拟化的“戏剧性处境”与中国旧小说的“意境”融合，达到“个人”的隐匿，诗人主体的退出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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