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中的讽喻传统溯源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dx.doi.org/10.12677/cnc.2015.33007

An Exploration into Cultural Source of Allegory Tradition in Pre-Qin Period

Wenjuan Tao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Email: 2913118830@qq.com

Received: Aug. 7, 2015; accepted: Aug. 26, 2015; published: Sep. 2, 2015

ththnd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Pre-Qin period is the early stage of human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stage of human cultural development. Allegory tradition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it can trace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at the earliest. The system of remonstrating with the Emperor is a practical activity which combines allegorical view with the politics. Moreover, poetry of resentment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Lisao is the literature source of allegory tradi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s

Pre-Qin Period, Allegory Tradition, System of Remonstrating with the Emperor, The Book of Songs, Poetry of Resentment, Lisao

先秦文学中的讽喻传统溯源

陶文娟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Email: 2913118830@qq.com

收稿日期：2015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发布日期：2015年9月2日

摘 要

先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发端时期。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讽喻传统，

文章引用: 陶文娟 (2015) 先秦文学中的讽喻传统溯源. 国学, 3, 28-33. http://dx.doi.org/10.12677/cnc.2015.33007

陶文娟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言谏制度是将讽喻观与政治相结合的早期实践活动，而《诗经》以及《离骚》中体现怨刺精神的诗歌，则是讽喻传统的文学源头。

关键词

先秦，讽喻传统，言谏制度，《诗经》，怨刺诗，《离骚》

1. 引言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一枝独秀又源远流长，而文学中贯穿的政教传统是其迥异于其他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陆晓光的博士论文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教传统的源起：“文学的这一功能被规定得如此明确，被强调得如此重要，乃至被推崇得如此崇高，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古代中国文学从它诞生开始，便具有鲜明的政教性格，并且正是这种性格，奠定了以后文学传统的基础[1]。”先秦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先秦文学中这种政教性格尤为鲜明。因此，先秦时期文学中的这种讽喻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对后来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基础性作用。

其实，不论是政教传统还是《诗》教传统，其发生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以诗讽谏传统。刘怀荣教授在论文中对先秦进谏制度、《诗经》中的怨刺诗、以及早期《诗》教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总结：

总之，发源于上古，并在周代逐渐制度化，且合政治、艺术为一体的以诗讽谏传统，在先秦士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推动下，构成了怨刺诗创作最直接的动力，并决定了中国诗人强烈的入世精神，使得中国诗歌与政治在最初就具备了一种特别的依存关系。受这种制度影响而形成的先秦士人特殊的政治情感及其表达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怨刺诗独特的情感特点和艺术风格。这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土壤和现实前提。因此，以诗讽谏的政治实践与怨刺诗，不仅是早期《诗》教最重要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诗歌的民族性特征[2]。”

本文对先秦文学中讽喻传统的溯源，主要从先秦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阶段切入：早期言谏制度的实践阶段、春秋战国《诗经》《离骚》的创作阶段。

2. 早期言谏制度的实践阶段

关于言谏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先由谁提出的问题，尚无定论。但是通过对先秦各种典籍的查阅可以发现，言谏制度应该早于《诗》教的产生。顾名思义，言谏就是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所以必然存在着受谏者和进谏者双方。人类社会早期，巫祝、史官是最早通过言语向君王进谏的人，因此它成功地启迪了进谏者的产生；跟进谏者相对应的，必然是受谏者，尧舜禹这些远古时期的圣王贤君形象就自然成为了受谏者效法的典范。

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先民对自然知识的了解极为有限。面对着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在崇拜想象中的自然神的过程中，原始宗教得以产生，巫祝文化也发源于此。在之后的氏族社会中，以祈福攘祸、祭祀或占卜等为目的的宗教活动逐渐成为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巫祝通过卜筮的方式，实际上是以上帝代言人的身份在行使权利。而在一定程度上，巫祝也可以通过这种卜问吉凶的方式向君主提出建议，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变相的进谏。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谏的最早起源，当出自巫祝和祭司的神谕、祖训、卜辞等等。这是宗教人员对于世俗首领的一种变相的进谏，它在事实上也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世俗事务的处理[3]。”

统治者最初设立史官，就是为了让其忠实地记录君主的事迹和功勋，使自己的丰功伟绩能够昭示后人，供其缅怀追念之用。因此可以认为，史官是巫祝文化的分支和延伸，也是对其职能的进一步细化。

29 陶文娟

《管子》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言行事迹的著作。《管子·桓公问》中有记载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这段话追溯了从黄帝开始的“圣帝明王”设立的各种言事机构。不管是“明台之议”、“衢室之问”、“告善之旌”，还是“谏鼓”、“总街之庭”、“灵台”，都是帝王“求贤纳谏”的手段和途径。不可否认，“《桓公问》尽管存在托古言今的倾向，但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历史记忆。‘明台’，‘衢室’，‘谏鼓’等在一定程度体现了传说时代的帝王能够吸收下属和民众的意见，允许他人批评自己的过错。这应该是氏族公社或部落联盟时的遗存，给后世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后世讽喻劝谏君主的重要依据[4]。”并且，不止《管子》中有此论述，《吕氏春秋自知篇》中写道：“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5]。《淮南子主术训》中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6]。《后汉书·杨震传》中也有：“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7]。可见，古代确实存在这种自下而上向圣主贤君进言的制度和场所。

作为受谏者的典范而受到后世敬仰的，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早期的尧舜禹这样的圣主贤君形象。尧舜禹时期，他们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真正开启了君王纳谏、用谏的传统；同时，作为君王能够拥有这种宽阔的胸襟，也为臣子们直言进谏、督促君王完善人格修养以及更好地完成治国大业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言谏制度，也能够对君王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使君王能够按照礼仪的要求来修身治国，激发他们虚心纳谏、主动求谏的积极性。而巫祝、史官文化中的言谏成分，特别是巫祝、史官在执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其表现客观上促进了言谏关系的另一方即进谏之臣民的产生[8]。

总之，发源于上古、在周代逐渐制度化、并且之后日趋成熟的言谏制度及其政治实践，为后来以以诗讽谏为主要艺术风格的《诗经》怨刺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后中国文化形成政教合一以及以诗干政现象提供了前提。

3. 春秋战国《诗经》《离骚》的创作阶段

如上所述，言谏制度作为中国讽喻文学中以诗讽谏传统和政教传统的早期形态和形成基础，与中国社会早期的巫祝文化、史官文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诗经》《离骚》的形成阶段，是诗歌创作较为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其中表现对时事不满、以诗讽谏的怨刺诗，更是讽喻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领域最早的文学体现。

在讲怨刺诗之前，首先明确一下诗的起源。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历史地考察起来，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看待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9]闻一多则在《神话与诗》中认为原始先人为了协调劳动和表达情感而歌唱的内容，为后来具有节奏分明、韵律整齐特点的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诗的原始形态。而在最初，诗与乐舞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服务于巫术活动的，因而被赋予了沟通神人、祈求福佑的重要功能。这种状况发生转化的契机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关于诗歌功能方面的这种转变，有一段较为准确的表述：

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神圣性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只是诗的功能发生了某些变化。《周官》、《仪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古籍所载西周至春秋时的贵族政治活动是处处离不开诗的：西周时凡是大型的公共性活动都必定有一定的仪式，凡有仪式，必有乐舞伴随，有乐舞就必有诗歌。到了春秋之时，贵族们在正式的外交、交际场合都要赋诗明志，诗于是又变为一种独特的交往语言[10]。

(1) 《诗经》中的怨刺诗

30 陶文娟

西周初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统治整个国家，在借鉴殷商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周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而所有的这些措施，包括文化制度，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建设。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曾说过：

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其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11]。

这段话一方面点明了文教一统是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确立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古代的文教观念，甚至之后出现的诗教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这种“忧患意识”。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是这样解释的：

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成为新的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来的，并不像一般的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亲密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12]。

徐先生这段话中的“忧患意识”，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整个统治阶层思想状况的一种剖析。正因为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管理者有这种认识和担忧，所以才会时刻约束着自己的行为，为的是能够使自己的统治更加长久。而这种“忧患意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最终沉淀为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血液中的一种民本思想，特别是作为中间层次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会自然地迸发出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这也是中国早期的言谏传统能够发展到《诗经》怨刺诗、直到后来白居易的讽喻诗的“文化源头”所在。

关于《诗经》怨刺诗1，学者们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主要包括时代背景、诗歌范围、思想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2，因此本小节将论述重点放在怨刺诗的“怨刺”功能上。

《诗经》中表现对现实讽刺内容的作品，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这里借鉴褚斌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的分类方法，按照作诗对象的不同，将怨刺诗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自劳动人民之口的，这部分讽刺性民歌主要收录在《国风》中；第二类是贵族文人创作的，这类诗歌的目的是讽刺时政。贵族文人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维持和保证既有的统治，他们才能够继续处于社会上层，因此，他们是非常诚恳的通过诗歌向统治者进行劝谏。当然，相比而言，来源于民间的讽刺性民歌具有更强的批判性，对问题的揭露也更加大胆、言语辛辣。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统治黑暗，又不断遭到外族侵扰，整个国家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因此，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识的贵族文人以及生活在民间、深受其害的劳动人民，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性作品，希望指陈时弊的这些诗歌可以上达圣听，借助于其鲜明的讽刺批判功能，达到对统治者的劝谏目的。正如《大雅·民劳》末尾总结的：“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以《诗经·邶风·新台》为例，《毛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其子伋之妾，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此后的研究者，大都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首诗讽刺的是卫宣公修筑灵台一事：

1

关于《诗经》中表现对时政讽谏的这部分诗歌，学术界的称谓存在差异，如政治讽刺诗、怨刺诗、政治讽喻诗等，本文采用学者们较为通用的怨刺诗这一称谓，《汉书·礼乐志》中有：“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 2

关于《诗经》怨刺诗的研究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刘怀荣(2011)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文学评论；李世萍(2013)《诗经》文本与教化思想。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五辑)等。

31 陶文娟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卫宣公在历史上以昏淫著名，典型的就是这首诗中所嘲讽的：卫宣公替他的儿子伋聘娶齐女，因为贪恋此女美貌，便在河上新筑高台，将此女截留在此，而这女子便是后来的宣姜。对于这件事，齐国人都很鄙视。作此诗便是意在讽刺卫宣公因贪恋美色而不顾礼义廉耻，有伤社会教化的这种行为。诗歌以“新台有泚”、“新台有洒”起兴，表面上是在赞美新筑高台之美，而其真正的用意是要用新台之美来反衬卫宣公这种做法的丑陋。卫宣公所筑高台越美，卫宣公这种做法就显得越龌龊、越让人鄙弃。并且，最后一句“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用撒网之后不仅没捞到鱼，而且还打到了令人厌弃的癞蛤蟆这件事来映衬齐姜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子，哪能想到自己会被调换了夫婿，被卫宣公这样一个“老头子”据为已有呢？本来社会道德的约束，对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卫宣公的这种做法正反映出封建道德的虚伪。统治者拿着这套规范来约束人民，自己却寡廉鲜耻、为所欲为。人民大众不敢直接议论卫宣公这种败坏道德风气之事，因此通过诗歌来委婉的讽刺。当然，民众也希望统治者看了这首诗可以自我反省、引以为戒，从而改良社会道德风气。

郑玄《诗谱序》说：“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也就是说，《诗经》中的怨刺诗，是针对西周末年社会上日趋严重的政治问题，希望通过对统治者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行径的揭露、批判和讽刺，来达到劝谏的目的。不管是文人作家与生俱来的这种刚毅正直的性格，还是后来形成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亦或者是社会风俗、制度的熏陶，这些都是讽喻文学传统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诗经》中怨刺诗的出现与成熟，正式打开了中国古代讽喻文学传统的大门，也为以诗讽谏、以诗干政传统在中国文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2) 《离骚》中的讽谏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3]虽然司马迁意在说明当时屈原创作《离骚》的忧怨心态，但从中也可以发现，《离骚》中体现出的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决定的。

在《离骚》中，屈原感叹于当时朝廷上朋比为奸、排斥正直之士的现状，他很愤怒的指出：“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用“溷浊”两个字来概括这种社会现实：“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基于此，屈原向楚怀王劝谏道：“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劝谏楚怀王，希望他可以及早的把这些污秽的行为舍弃，任用德才兼备之人来治理国家。虽然，屈原《离骚》中对现实政治的怨刺与《诗经》怨刺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离骚》中确实有很多地方都涉及到屈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熊泽文和夏虹是这样总结的：

讽谏作为诗歌的一大社会功用，从《诗经》时代就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正是《诗经》中大量的讽谏诗开启了中国讽谏诗之端，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屈原便是一继承者。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所流露出来的讽谏意味正是继承和发展《诗经》中这种讽谏传统而来的，同时这种讽谏特质在经过屈原的发展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喻、批判的优良传统[14]。

所以，不论是早期言谏制度的政治实践、《诗经》怨刺诗的产生、还是屈原《离骚》中的讽谏色彩，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借助于诗歌批判现实政治的这一功用来劝谏统治者，都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都是后来讽喻传统得以长远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讽喻文学的早期发端。

32 陶文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陆晓光 (1994) 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2. [2] 刘怀荣 (2011) 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 文学评论, 3, 51-58. [3] 邵伯岐, 刘海彬, 王永平 (1991) 中国监察史(第一部). 中国审计出版社, 北京, 15. [4] 张连伟 (2008) 《管子·桓公问》与先秦时期的监察制度. 管子学刊, 3, 5-7. [5] 王利器 (2002) 吕氏春秋注疏·自治卷第二十四. 巴蜀书社, 成都, 2897. [6] 高诱注 (1954) 诸子集成·淮南子·主术训卷九. 中华书局, 北京, 149. [7] (宋)范晔 (1965) 撰后汉书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中华书局, 北京, 1766 . [8] 郭会鸟 (2010) 先秦言谏文学研究. 硕士论文, 苏州大学, 苏州.

[9] 李泽厚, 刘纲纪 (1990)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12. [10] 李青春 (2005) 诗与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55.

[11] 钱穆 (1976) 周公与中国文化. In: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台北, 88. [12] 徐复观 (1967)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 20-21. [13] (西汉)司马迁 (1982) 史记. 中华书局, 北京, 2482.

[14] 熊泽文, 夏虹 (2009) 屈原对《诗经》中的讽谏诗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文化论坛, 4, 50-54.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