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学异同

东西方文学从的抒情原则来看，西方古典主义的抒情原则为：理性是古典主义抒情原则的灵魂，它既强调“古典”有崇尚“理性”，理性对于情感具有绝对的有限性。认为人类不仅有情感，更有理性。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要由尺度，并非一味的宣泄感情。它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和评判。要“言有序”，即井然有序的表现情感。西方古典主义抒情文学的“抒情”不是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而是要超越原始的情感状态，重新给予对象以认识、体验、评价。它有别于西方浪漫主义抒情原则。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抒情原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都是属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

东西方文学从抒情传统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传统，即“诗”的出现；而西方文学传统则是以戏剧文学、叙事文学为主导的传统。举个例子，莎士比亚被西方人称为诗人，并不是因为他写了100多首十四行诗，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著名的戏剧。而换在中国，关汉卿、马致远的戏剧再成功，他们也不可能被称为诗人。

总的来说，西方文学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悲剧，中国文学传统起源于先秦的抒情歌谣。西方的文学成就是以戏剧为标准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是以诗歌为标准。

其实对于文学来讲无非涉及“致用”和“审美”，而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与相似点也旧在于此 。

中国古代文学的功用,从它产生之日起,始终同中国的主流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西周时,诗歌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当中包涵的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诗”。诗歌在那个时候,直接服务于贵族等级制,所以说它跟政治没有距离,它直接就是政治。清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现代以来有很多学者,特别是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考察《诗经》,觉得像汉儒说的那样《诗经》作

品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刺”某公,“刺”某王;或者不是“美”就是“颂”,是胡说八道。但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汉儒是真的指出了诗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功能,这不是汉儒自己凭空想象的,而是那个时候的诗就是干这个的。

而在古希腊就不是这样。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从上古一点儿一点儿地积累下来的,积累了很多年,开始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包括悲剧,当时虽然有很隆重的组织形式,但也没有被直接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系统之中。它有它的政治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它不是国家的政治行为。而中国三千年前,就奠定了这种国家统合文学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从先秦形成以后,从西周的“王官之学”到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之学,然后再到恢复到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汉代经学,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到了后来文人阶层的形成,这一传统还是保持着它的影响,比如说白居易啊,韩愈啊,宋儒啊,一直到明清,这种文学观念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西方历代有“用”,它的“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进行一种言说,基本上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社会进行言说,至少从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看得很清楚,文学艺术的言说者不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是属于民间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们基本上是对这个社会的某种现象发表一种意见,比如现实主义,它要批评一些东西;像浪漫主义,例如雨果,他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对腐朽的贵族阶级进行揭露和批判,他都有他的一种言说指向。但这种言说指向和国家的政治是游离的,相对独立的,不是糅合在一起的。而我们无论是古代,是先秦儒家,还是到了宋明以后,他们的言说根本上都是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服务,只是认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有点问题,需要调整,让它更合理,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与统治者共谋的作用,基本上没见过从根本上否定现存制度的东西。当然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或许有点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乌托邦,对现实秩序有点儿否定的、不合作的意味,但是这是极其个别的。

除了这个工具主义的传统以外,中国在魏晋以后还有一种传统。这是以老庄的精神为依

托的,我们可以姑且叫它是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它讲对个人精神的一种涵养,一种提升。当时中国的文人阶层正在成熟。文人阶层跟士大夫阶层不完全一样,士大夫就是通过读书而做官的那些人,而文人阶层不管做官不做官,另外形成了一套“趣味”的评价系统,对人、对物、对自然、对诗、词、歌、赋的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就像布尔迪厄讲的那个“场域”。这套评价系统形成以后,就不再是工具主义的,而是演变成一种文人趣味,什么“气韵生动”啊,什么“滋味”啊,什么“风骨”啊,一套独特的趣味性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便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的读书人大都浸淫在这里头,所以工具主义那种讲功用的文学观是一个主流,但同时与它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并行而不悖的,就是这么一种趣味系统。

所以,我认为,中西方古代文学都是讲审美的,但中国古代这种趣味系统,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文人阶层这样一种社会阶层,它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主要是教士,到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些启蒙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人阶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古代文学的差异,这个言说者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说西方传统的文学是什么人在写,他们言说的动机,他们的身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能够发现一些根本性的、深刻的东西。

关于“致用”和“审美”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们之间一直是一种游离的关系,既有致用的,也有审美的,只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文体它们各自有所侧重,而不是偏废。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学从总体上来看,不存在一种是纯致用的,也不存在一种纯审美的。但中西方的文学毕竟是在各自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其功能上,有很大差别。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来看,“美”或“审美”,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其审美的价值一直是被遮蔽的。就像王国维所讲的“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纯

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严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严复说:“吾国有最乏而讲求者,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雕塑,为宫室,——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