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文学评论属于议论文。它必须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这是它与其它议论文相同的共性。但是因为它是对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议论文，而要有点文学色彩，这是它的个性。所以，一篇好的文学评论，既要具有一般论说文的特点，又要讲究文学性。
1．要有准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准确的、鲜明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实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这些论据一定要准确可靠，不能想当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要使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是用归纳法，还是用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应深思熟虑。而且，是写成一篇立论的评论，还是一篇驳论的评论，也需要根据写作目的，从作品实际和读者需要出发来确定。
4．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能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实行写作。必须使用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史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针对具体作品实行具体分析。否则，在文章中尽讲外行话，或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样的评论肯定难以服人。
5．在创作上文学观点在持续更新，所以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术语也随之持续更新。为此，就要努力使评论的语言既准确、严密、有科学性、理论性，又要鲜明、新颖、有文学性、形象性。要通过语言的使用将评论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范例一：
清新、隽永、警策———评《春》的语言特色
朱自清的《春》之所以漂亮动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善于使用朴实、隽永的语句，把读者引进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与作者共享春天的乐趣，同赏山川的风姿。朱自清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他的散文语言具有清新朴实的特点。如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短句浅语都是从口语中来。从达意上说，平易好懂，从修辞上说，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之后，节奏明快，有浓厚的抒情味。作者还善于使用奇妙的比喻，增强语言的情味。如写春风拂面，说“象母亲的手抚摸着你”，把春天比作“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等。这些比喻新颖、贴切，不落俗套，富有表现力，蕴藉深厚，句外有意，朴实清新中有隽永的特点。
朱自清散文的诗意还表现在语言富有表现力，有些话简直就是一篇之警策，自然地点上几笔，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他的语言没有斧凿痕迹，不是刻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
具有一种朴素美，平常之中显示出形象的概括力，恰如其分地传达出自己的心境，甚至还含有某种生活哲理。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最后，作者禁不住对春天引吭高歌了：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这个结尾奇崛，警策。作者在完美地制作了春天的画卷之后，纵情地对春天予以赞美，进一步揭示春天有不可遏制的创造力和无限美好的希望，从而开拓意境，揭示题旨。
这篇短评的标题以三个术语来概括《春》一文的语言特色，中心一目了然。全文从两个方面对其语言特色实行分析。第一段着重分析其清新、自然、质朴、隽永的语言风格，后面则着重评析其富有生活哲理的警策意味，其写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范例二：
论《呐喊》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欧洲在十八世纪有过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的启蒙主义自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鲁迅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升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理解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留日期间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⑴国民性的弱点是由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毒害造成的。鲁迅的启蒙主义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据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表现。
鲁迅留日期间，写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均收入杂文集《坟》)。从那几篇论文中，他的启蒙主义观点就已表露得相当突出。在《科学史教篇》中，他提出必须“致人性于全”；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国家能否强盛，其“根抵在人”；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推行蒙昧主义的。与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绝圣去智”也是为了蒙昧民众：“老子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太平”。封建统治者认为，民众愚昧，天下便可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鲁迅对封建蒙昧主义危害性感触之痛切。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讲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正是出于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在表现被压迫民众的不幸时，要着重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
在鲁迅看来，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清除封建主义及其思想统治。封建蒙昧是我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障碍。1919年，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文中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这里，鲁迅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效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在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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