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之我见

“文以载道”之我见

作者：李金转

来源：《新课程·教师》2009年第12期

讲到韩愈《师说》,就要给学生介绍古文运动,自然涉及到“文以载道”,和同事们探讨究竟“道”指的是什么?对“道”的说法理解种种,我认为这一成语真正含义先要弄清楚字面意思。“载:装载,引申为阐明;道:道理,泛指思想。指文章是为了说明思想道理的。”那这样的思想道理在《师说》里究竟具体指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指的是儒家之道。

文以载道最早见于周敦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这样可见周敦颐最早提出这一观念。其实“文以载道”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最早儒家的“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说”中,便已滥觞有这种思想。以后,到了唐代时的韩愈、柳宗元更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说。但“文以载道”一词的出现是在北宋时周敦颐的《通书·文辞》一文,此后,“文以载道”作为历代正统文学观念,牢固地占据了国人的心灵。 “道”究竟是什么?今人泛指思想体系、规律目的等。而古人之言“道”,各家的内涵并不相同。我们今天言道,大多是指儒家之道,指经国之方略大道。“文以载道”理论的提出,往往都带有反形式主义、维护政治统治等色彩。就史实看,刘勰之前的理论批评,尚能辩证地看待文与道之关系。唐以后,逐渐向“载道”倾斜。一方面,古人反对为文而文,反对言之无物,讲求内容与形式、人品与文品、道德与文章的完美结合,要求社会的人们要有责任感、道义心。这方面,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进而成为精髓。但另一方面,在反形式主义的同时,人们往往矫枉而过正,不适当地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夸大了其功利作用。文章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经纬天地”“救治人弊”等等,都是中国文人烂熟于心的古训。文学作为作家精神的产物,审美怡悦、消遣娱乐、熏染性情、陶冶情操、拓宽视野是重要的功能,但教育引导之功利作用确实不可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作用。

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成了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途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利禄,功名利禄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的依附意识。这种在王权政治、科举制度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历代文人大都心甘情愿地“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并在思想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地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统治服务。历代文人之所以如此地夸大文学的作用,与当时落后的农业经济也有关系。今天在商品经济和各种传播媒介比较发达的中国,人们虽不会忽视文学,贬低文学,但也就会以比较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可是在过去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介尚未出现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赖以传道的工具只有“文”(包括文章、诗歌、戏曲),于是,中国历代文人近乎失衡地重视文学,夸大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功利作用,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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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

今天要写好文章,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遣,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天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今天随着媒体的增多,传播思想的渠道明显增加,但即使在今天如此发达的社会,文学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照样传递的是政党的思想,传递的是人民的声音。在教育这块土地上,我们的职责自然仍要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的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几个方面发展。我们培养的教育者,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作为教育工作者,教育学生,不仅要重视其文本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我们今天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民族的责任、个人的责任。作为一个人应该担当什么责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儒家的思想有着合理的内核,有他的精髓。我们也应该向那些有识志士学习,要有经世之才,更要有儒家那种敢于担当天下的责任和勇气,勇挑社会责任,应该有“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去教导学生,去感召学生。

这也许就是我对“文以载道”的思考,韩愈的声音不时回荡在我的耳边,古代的先贤们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未来学子们殷殷的目光,让我看到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