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红华
【摘 要】分析指出,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悲情色彩和苍凉的审美风格。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使她对＂苍凉＂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把自己的苍凉情怀写进了小说,把苍凉诠释于亲情的无情、爱情的无爱,为世人描绘了一个无情无爱的苍凉世界。%Eileen Chang is a most talented woman writer who has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ragedy.Her novels have a women’s delicate and classical beauty.Uncommon life experiences made her have a deepest feeling about the loneliness and sadness,which can be tasted from her works.She interprets this kind of feeling in the heartless familial affection and loveless love,thus creating a lonely and helpless world for us.
【期刊名称】《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3)003 【总页数】3页(P66-68)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命运;情感的苍凉 【作 者】史红华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连11602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
张爱玲是名门之后，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与张之洞等人大胆议论时政，抨击朝野恶习，在当时被称为“清流党”，深得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赏识。后来，李鸿章把掌上明珠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祖父祖母一生恩爱，而到了张爱玲父母一代，家道已经完全败落。
从创作主体心态的角度来看，张爱玲早年的家世变迁影响了其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人情冷暖及自身经历的不堪在她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悲哀的因子，亲情变得冷漠遥远，取而代之的是苍凉的滋味。而童年所目睹的父母的不幸婚姻，在不幸婚姻的家庭中成长的不幸经历，以至自己成年后亲历的那段不幸婚姻，也使得她对婚姻、家庭以及女性的命运有着悲哀的深刻的洞见。 张爱玲父亲张廷重是一个风雅能文玩主，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好，而且在家中脾气粗暴专横。母亲黄逸梵，是江南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孙女，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思想开明清高孤傲。
张爱玲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歧，太多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争吵成为了家常便饭。张爱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很少感觉到来自亲情的温暖，更多的记忆是痛苦和伤害。
张爱玲4岁时，父亲把姨太太接回家，母亲与之提出分手，之后以伴读为由与张爱玲的姑姑到英国留学。黄逸梵为了寻找另一种人生而远走异国，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带给女儿的，是一种母爱缺失的阴影。张爱玲八岁时母亲留洋回来，父亲表示悔过自新，于是全家搬到上海。家里曾经有过短暂的幸福快乐时光，住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热情友好的亲戚朋友，这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成为“美的顶巅”，但很快双亲因情感不合协议离婚。之后张爱玲跟随父亲和继母生活。
继母孙用蕃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虽也是大家闺秀但人品修养极差，
是恶毒后母的典型代表，对张爱玲非常苛刻。张爱玲曾用“憎恶与羞耻”来形容那一时期的感受。1937张爱玲中学毕业，有出洋留学的想法，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张爱玲私自去找母亲，回家后与继母发生口角，父亲得知后对其大打出手，并把她监禁起来，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其间张爱玲差点病死，父亲对她不闻不问，甚至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个事件使张爱玲看透了父亲的冷漠和自私，也给张爱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恐怖的记忆。因实在无法忍受父亲专制淫逸的生活和后母的无情，张爱玲于1938年离家出走，逃去母亲家里，断绝了与父亲的联系。而张爱玲也并未从母亲那里获得想像中的温暖。
张爱玲与母亲之间的感情，也远谈不上亲近。她自小与母亲就相处时间不多，感情颇为生分，“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和母亲住在一起后因为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18岁时，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 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亲带给她的是粗暴专横，母亲留给她的也不是柔情，而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志。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张爱玲，形成了孤僻、冷傲、内向的性格。爱的缺失和亲情的冷漠，使张爱玲在其文学创作中对人性人情的观照和思考，更多侧重于探寻和揭示人性的复杂甚至阴暗，质疑真正温暖的无功利的爱的存在或其持久性。
安意如对此曾做过这样精辟的诠释:“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在她的作品中，艺术氛围是苍凉的，人物的心境也是苍凉的，她营造的艺术世界“仿佛华美纷芸的人间悲剧在废墟上上
演，没有灯光，只有惨白的月光，没有热闹的音乐，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剧终人散，留下的仍是旷古的荒凉。”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表现家庭题材。家庭应该是最温情脉脉的场所，充满父母兄弟姐妹之爱，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家是残忍所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没有亲情，没有关心，亲情无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凉。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人们为金钱、功利所驱使，从而撕破了亲情的面纱，她冷静地俯视人间，清醒地看到了人性的弱点，看到在家的面纱掩盖下的无爱的悲哀。
在张爱玲的成长经历中，亲人是自私无情的，敏感的张爱玲深受亲人冷漠自私的伤害。她从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浮世中人性的丑陋，并将之形之于笔端。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人人都在欲海中挣扎，他们为了一己之利不惜牺牲自己的至亲至爱的幸福，甚至生命。
以《花凋》为例，郑家人个个自私，处处以自我为中心。郑家的孩子整天不停地为小事明争暗斗，而郑川嫦就生活在这个烦乱的环境里。她是姐妹中最老实的一个，尽管她不和姐姐争布料，她们仍欺负她的老实，把大家都不喜欢穿的、穿上不合适的衣服给她。姊姊们说她穿蓝布长衫好看，于是她就终年穿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在郑家，每人心中都有一把算盘，在各人的打算中，天真的郑川嫦被忽略了20年。终于，姐姐们都出嫁了，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憧憬:等爹有了钱送她上大学，好好玩两年，再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可是，在郑先生眼中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非得有很多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否则他就只顾自己吃喝、养姨太太了。而不幸的是郑川嫦还病了，她病倒后，郑先生怕女儿传染给他，所以从来不到女儿房间去，在万不得已去女儿房间时，为防止传染，他浓浓地喷着雪茄烟，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幕。他只顾自己如何生活，而不顾女儿的死活，不肯掏钱为她买药，他说:“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不过日子?”郑夫人为防泄露自己有私房钱的秘密，也不愿拿出钱来，并且把郑先生不愿为女儿买药
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川嫦。这让郑川嫦彻底死心，她觉得整个世界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只想要“动人”的死去，可是在人们的眼睛里却没有悲悯。
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人们为了金钱完全不顾亲情，不惜牺牲亲人的幸福和前途。亲人间为了金钱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金钱，可以不要亲情，亲情在这里是最无谓的牺牲，亲情是一种奢侈品。
《金锁记》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本是一个麻油店主的女儿，有几分姿色。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可以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曹七巧的哥哥曹大年贪图钱财，为了攀附富贵，不顾及兄妹亲情，将曹七巧嫁到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瘫痪在床的姜二爷，曹七巧从此失去了人生的幸福。可以说，她的哥哥曹大年是她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对金钱的欲望使得哥哥出卖妹妹。
功利是亲情的杀手。在苍凉世界里，没有亲人间的体贴入微，有的只是对功利的强烈追求，为了自己的目的，家长可以忽略子女的幸福，儿女的幸福在权利与金钱的天平上是没有任何位置的。
在《茉莉香片》中冯碧落与言子夜相爱，言家托人提亲，被冯家老姨娘拒绝，嫌言家地位低，无钱无势。言子夜年轻气盛，不愿再三被斥为“高攀”，使他的家庭蒙受更严重的侮辱。于是不再疏通关系，而是出国留学。剩下的冯碧落独自无奈，她要顾及家庭名誉所以她留下来嫁了人。她只不过是一只鸟，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无法逃离的是家庭的枷锁，是家庭追求功利的无情，使她的青春在无爱中度过，最终郁郁而死。 专注于男女情感的抒写，并擅长挖掘人性中的“恶”。
两性关系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她热衷于表现饮食男女、日常生活，而这种表现因作者悲剧性的创作意识而涂抹上了苍凉惨烈的色彩:在这个情感
世界的男性角色是虚伪、自私、怯懦和放纵的，他们往往把爱情看作游戏，只要娱乐，只要感情欲望的满足，却不愿承担家庭的责任，甚至拒绝婚姻。小说中的女性或为摆脱生存尴尬而结婚，将爱情变质为买卖;或是不追求那种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纯情爱情，而是要“实惠的爱情”;或是对美好的爱情虽有所憧憬，却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者，自身无力反抗，默默承受。谈婚论嫁，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一般由两情相悦方促成姻缘，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从没有出现过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欲望幽灵的恣肆和金钱枷锁的无情成为这个情感世界的主题，相爱不是婚姻的基础，婚姻纯粹是利益的较量，婚姻是无爱的。
《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与范柳原的婚恋是智慧与意志较量的过程。流苏第一次见到范柳原尽管她明白范柳原已对她垂青，她也急于嫁人，但是她没有马上释放自己的激情反而保持了高度的冷静。范柳原是情场高手，他向白流苏传递的信息是他爱白流苏，但这个信息又是在舞场跳舞时当作玩笑传出的。他们玩起了爱情游戏，并谨慎地遵循游戏原则，谁也不愿先越雷池半步，彼此欲擒故纵，虚虚实实。虽然香港的沦陷最终成全了他们，但范、白二人无爱可言，白流苏成了“范太太”，成了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却仍躲避不了悲剧的上演，她的丈夫“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白流苏只能在怅惘中回忆起这场爱情游戏，就像梦一样。
《留情》中，敦凤和米先生不是原配夫妻，敦凤出身于有底细的人家，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16岁出嫁，23岁死了丈夫，守了10年寡后嫁给了米先生——一个留过洋、事业有成、儿女成双的男人米晶饶，虽说比她大了20几岁，但敦凤觉得多年的等待没有白费。现在两人表面上过得很好，至少他们那种相濡以沫的样子在别人看起来都以为是一对恩爱夫妻，但其实各自心中都有把算盘，米先生为自己找到这样的第二任太太而庆幸，“温柔的，上等的，早两年也是个美人”他庆幸这一次并没有冒冒失失地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的，晚年可以享一
点清福艳福，以弥补早年的不顺心。敦凤也庆幸“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和风霜，又回到了可靠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心里明白“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
纵观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对悲剧性生活的认知是她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这种渗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意识，使她的“说不尽的沧凉故事”，最终都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苍凉”意味，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昭示了她不可忽略的存在。
【相关文献】
［1］ 张爱玲.流言·谈女人仁［M］.北京:中国科学会司出版，1944:22－28. ［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中国科学公司出版，1944:45－49.
［3］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52－162.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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