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河南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下部出土有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部则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早期尚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典型细石器文化，晚期则已经具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李家沟遗址 垓下大汶口遗址城墙
② 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遗址。 遗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四周有土垣，平面呈不甚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高出外侧地面2～3米，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墙外有壕沟，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城墙、排房一组、台形基址、陶窑、墓葬、灰坑、沟12条等。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③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址。 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包括有房址和墓地，尤其是首次在长江下游地区揭露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以及发现了10多座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另外，在马家浜文化层堆积中漂洗出较多的炭化稻米、瓜子、果核等植物遗存，以及较多的动物骨骼标本。
④ *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二道井子遗址由围绕城址四周的环壕、城墙及城内建筑遗迹三部分构成，环壕与城墙是最为庞大而重要的防御设施，环壕平面大体呈环状椭圆形，南北长约190米、宽约140米。城墙则位于环壕内侧，基宽9.6米，存高6.2米，个别地段采用了夯筑技术或包砌了土坯。
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址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遗址内除2座属半地穴房址外，其余147座房址均属地面式建筑，除少量房址存在祭祀功能外，其余大部分房址均属于实用功能的居住建筑。房址之间多有“地面”相连，二至
三间房址由“地面”相连的情况相当普遍，最多可将七、八间房址联系在一起。发掘窖穴149座，均位于房址周边，一些窖穴内发现大量的炭化黍、谷颗粒和呈穗状的碳化粮食作物以及少量毛、草编织物。遗址内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和骨器为主，只发现少量玉器及青铜器等。
⑤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
城址近方形，城内东西、南北各约180余米，其中东、北两面城墙保存较好，残存高度约0.4—1.2米，城墙顶部宽约6—7米，底部宽约9—10米。南墙中部应有一个城门，城内有宽约20—25米的道路通往南墙中部，城墙四周有壕沟环绕，与城墙间距2—4米。城内中部偏南发现一处夯土台基。城内东南部发现9座西周墓葬，6座墓葬随葬有青铜器。其中两座为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型墓葬。
⑥ 陕西富秦秦直道遗址
秦直道自陕西淳化（古云阳）北部的秦林光宫（即汉甘泉宫）北门始，向北，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再经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至包头。道路全程直线距离约700公里，已发现遗迹的道路全长约750公里。
秦直道西侧的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等地，也发现了可连成一线的道路遗迹、烽燧及故城，一说为秦直道的支线。
主要遗迹有路面、车辙、路面脚印、建筑遗迹、靠河护坡、靠山护坡、之字形盘山道、人为破坏道路现象等，出土了铜镞、钱币及筒瓦、板瓦、陶器
陈庄西周大墓 秦直道遗址
等。
⑦ 陕西西汉帝陵调查及发掘，
已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周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 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及茂陵2号建筑遗址的（部分）发掘工作。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進入尾聲，茂陵帝陵南侧外藏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⑧ *河南安阳西高穴魏武帝曹操高陵遗址。
二号墓坐西向东，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斜坡墓道长近39.5米，石墓门，外有三层封门砖封闭。墓室为砖室墓，分为前、后两室，均近似方形，为四角攒尖顶。前后室各有南北两个侧室，除前室北侧室为四角攒尖顶，其余为券顶。墓室均为青石铺地，四个耳室均有石门封闭。从出土的墓门残块看，上面应当有精美的石刻画像。画像内容丰富，画法娴熟，刻工高超，技法为减地
西高穴东汉墓出土铭牌
线刻。
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魏武王”字样的石铭牌。目前多数专家认为是魏武帝曹操高陵。
⑨ *江西高安市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 揭露出宋至元代的沤竹麻坑和烧灰料的灰坑，还有蒸煮竹麻的大片烧土块、晒料与拌灰的工作台以及沤竹麻坑的尾砂坑、舂打竹麻的水碓等大批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而且时代顺序清楚，功能相互关联，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
⑩ 河北曲阳涧磁村五代至宋定窑遗址。
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总体上看，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已基本实现，资料整理工作已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涧磁村定窑遗址
以上加星号者加上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发现。
*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
墓地东、西、北部均有围沟环绕，形成长321、宽273米南部敞开的南北向长方形墓园。墓葬群位于墓园正中偏北，墓地中轴延长线正南500米处为吕氏家庙“吕氏庄云阁寺”故址。墓葬排列脉络清晰，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贯鱼式为长子长孙系列，横向则按辈份分排布置。共出土器物600余件组，包括陶、瓷、石、铜、铁、锡、银、金、漆、
骨、珠贝类，皆为实用器。墓地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共计埋葬五代吕氏族人。
第二题 2010年六大考古重要发现
1. 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 南山窑址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原始瓷窑址，是探索瓷器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南山窑址持续时间长，从商代早期贯穿整个商代，这有助于建立本区域内更加详细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商代原始瓷的生产，标志着社会的分化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不再依托遗址而形成独立窑区，这是探索当时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
2. 山西翼城县西周“霸伯”墓地 大河口墓地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现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随葬丰富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及少量的漆器、锡器和金器。大河口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在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有自身特色。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东苕溪遗址原始瓷器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3. 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 经过调查和发掘情况，发现城墙、水道及春秋晚期的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钵等，东周时期重要建筑材料瓦，是首次在东南吴越地区发现的高等级建筑材料。另外还发现大量春秋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中许多为高等级墓葬。本次考古发现的苏州西南部山区的大型中心性遗址，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以该中心性城址为核心，各种等级的遗址、墓葬等，构成了较完整的聚落群。这一聚落群对理解苏州地区东周时期的各种遗存现象和重构当时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基点。
苏州木椟故城遗址
4.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
2010年主要对吐峪沟东区、西区北部石窟和一处地面佛寺等进行了发掘。初步推断洞窟约开凿于公元5世纪。这对于研究吐峪沟石窟群始凿年代以及洞窟开凿的先后次第等重要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新发现的沟东、沟西两处中心柱窟（大像窟）壁画的风格均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壁画题材新颖，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是字体风格最早的文书，这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古代语言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疆吐峪沟石窟寺
5. 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 2010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对老司城遗址进行发掘。城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宫殿区与衙署区位于城址中心，其周围分布街道区、宗教区、墓葬区、休闲区等。基本上明确了城址各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另外还清理了位于老司城东南郊的紫金山墓地，也就是明代永顺土司的王室墓地。出土的一批土司眷属的墓志铭，是研究土司社会的珍贵史料。通过对永顺土司核心区域的专题调查，已发现土司时期的烽火台、军事关卡、土司庄园、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等60多处，对永顺老司城相关遗址的内涵和空间分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永顺老司城遗址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复原土司社会内部结构和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6. 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2010年4月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开始对“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船体纵向长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7.5米。已确认的货舱达15个。清理出水了大量的陶瓷器、金属器，经粗略统计，共出水文物11000余件，包括瓷器万余件、金属器100余件、铜钱150余串。从出水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器形、青花图案纹饰风格及烧造工艺等方面判断，其年代为明代晚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其来源可能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窑产品，窑口可能包括江西景德镇民窑、福
建漳州窑及粤东梅州大埔和潮州饶平等地民窑。
第三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指的是使用磨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特征有如下几项：
① 广泛使用磨制石器 使用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磨制石器。初期以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很少；前期磨制石器为主，有少量打制石器及细石器，中晚期磨制石器占据了统治地位。种类繁多，有刀、斧、铲、凿、锛、石磨盘、石磨棒、镞等。
② 农业出现并得到发展 粟作农业与稻作农业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得到长足发展。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八十垱遗址、仙人洞遗址、河姆渡文化、兴隆洼文化已经发现了相关遗存。在中晚期的新石器遗址中，有关稻作与粟作农业的遗存更是普遍存在。农业的生产工具、耕作方式等不断改进。
③ 家畜饲养得到发展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无论南北，都以饲养猪、狗等家畜为主动，并且具有与定居农业密切相关的性质。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家养猪、狗的化石，磁山文化已经有鸡和黄牛，仰韶文化阶段继续存在，马家窑文化出现了羊（山羊和绵羊），南方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有较多的水牛骨，马骨只有零星发现，可能家养较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传统的猪、狗、牛、羊、马、鸡六畜已经全部具备。
④ 制陶工艺不断进步 从早期的手制，到后来的慢轮，再到快轮技术，不断进步。陶窑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龙山晚期的蛋壳陶，火候较高，胎持细腻，是陶器中的精品，南方的硬陶，烧制火候达到1100℃，表明技术的进步。
⑤ 制玉工业的兴起 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业已经有了发展，特别是在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峡文化中，已经成为一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良渚文化的大玉璧、多节玉琮是其代表。它们多出土于大、中型墓中，具有礼器的性质。璜、玦、琮、壁等在商周以后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⑥ 墓葬制度的演化 中国新石器时代流行土葬，以单人葬为主，多人合葬较为少见。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还有屈肢葬、肢解葬等。早、中期的葬具及随葬品较为简单，且数量差别不大，晚期墓葬在形制、随葬品方面差别加大，出现了一些形制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并出现随葬礼器及殉葬现象，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
⑦ 早期青铜器的发生 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出现铜器。以红铜为主，少数青铜器，制作工艺以锻打为主，个别为铸造，单范为主，个别合范铸造，器形较小，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饰物，有刀、斧、凿、匕、泡、镜、铃等。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⑧ 建筑技术不断进步 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主要是居室，有横穴式窑洞、地下建筑、半地下建筑、地面式建筑和台基式建筑、杆栏式建筑等形式。早期以地下及半地下建筑为主，中晚期有地面建筑，并出现台基式建筑及多间的套间及连间排房建筑。墙有土墙和木骨泥墙两种，地面及墙壁开始使用白灰。
⑨ 出现城堡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夯筑的城墙，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城堡。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地址，龙山文化时代，城堡的分布更加广泛，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茌平教场铺、邹平丁公等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显示了当时社会分化的加剧，文明社会即将到来。
⑩ 原始艺术的发达及刻划符号的出现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十分发达、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也有存在，另外还存在陶塑，有人形、禽兽、鱼虫等。单体的刻划符号多出现在陶器上，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多有发现，有的已经是文字的萌芽。山东丁公和江苏龙虬庄遗址，还出现了陶文。
第四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及特征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前期、中期和后期。 一、 早期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指从旧石器时代结束至距今7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全国范围内可以确定的这一时期的遗址有十余处。
（1）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发现于1986年，1987—1999年进行发掘。时代为距今9700年至10500年，还可能更早。遗址出土石器、陶器和骨角器等，有石磨盘和磨棒，发现猪、狗等家畜化石，另外，有专家推测当时有纺织业。
（2）河北怀柔转年遗址 1992年发现，后经多次发掘。出土遗物以石器为主，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少量磨制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有陶器。时代为距今10000年前后。
（3）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1966年发现。出土了墓葬、火塘等遗迹，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内涵丰富。石器以打制和细石器为主，磨制很少。发现的各种石制品表明渔猎经济发达，出土较多动物骨骼。是否有农业尚待研究。距今年代为9200—10000年。
（4）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遗址 距今8000—14000年。出土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石核、石叶和陶器等。为这一发现,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制陶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5）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年代为距今8800—12000年之间。出土石器、陶器、骨角器及人骨、动物骨骼等。没有发现农业相关的遗存。
（6）河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文化遗存有石器、陶器残片、骨角器、蚌器等，还有大量动物骨骼及包括稻在内的作物遗存。距今年代为8009—8961年。
（7）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1965年开始发掘，出土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年代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10000年左右。
（8）广西邕宁顶狮山遗址 1994年发现。主要有石器和陶片。年代为距今8000年前后。
（9）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 1983年发现。发现了灰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角牙蚌器及动物骨骼、水稻硅质体与植物孢粉等。年代为公元前6000—公元前10000年。
此外，还有山东的后李文化、广西桂林刘峰庙岩、临桂大岩、海南落笔洞等。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有如下特点： （1） 时代为距今7500年至距今12000年左右，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及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发展阶段。
（2） 石器有一定的打制石器及细石器，磨制石器处于初期阶段。多为局部磨制，有的上有琢制的痕迹。
（3） 陶器处于初期阶段，陶质不纯，色泽斑驳，胎壁较厚，器形简单，制作方法为手制。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
（4） 开始栽培农作物，南方的一些遗址中，出现了水稻。 （5） 已经开始饲养家畜，出现了猪、狗等家畜化石。 （6） 石器中有细石器，有较多的渔猎工具，表明渔猎采集经济为主。
意义：研究陶器的起源、农业起源、家畜饲养起源、当时社会面貌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期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7500年至5000左右，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代表文化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北辛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和马家浜文化早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等。后段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早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晚期、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等。
早段陶器的制作仍为手制，轮修技术尚未出现；陶胎较厚，厚薄不均；器形不规整。陶系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的数量少。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的圈足器和三足器。晚段慢轮修整普遍出现。形制比较规整，胎壁厚薄均匀。夹砂陶的比例下降，泥质陶的比例上升。器形有圜底器、平底器、尖底器、圈足器和三足器等。长江下游地区鼎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炊器。彩陶在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中普遍出现。
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的比例很小。磨制石器已发展到通体磨光，穿孔石器已普遍出现。石器的器形除石斧、石锛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石铲、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
农业经济已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翻土耕种，熟荒耕作）。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粟，长江流域以种植水稻为主。饲养业中，由于农业的发展猪已成为主要的家畜。
三、 晚期新石器时代
晚期：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左右，亦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代表性文化黄河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晚期、菘泽文化等。 后段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青龙泉三期文化、良渚文化等。
陶器前期出现轮制，但不普遍；后期普遍使用快轮。 除个别文化外，陶系以灰、黑陶为主，彩陶衰落。器形最大特点是出现了斝、鬲、鬶、甗为代表的袋足炊器。
石器磨制精致，器形变小。穿孔石刀、石镰等收割工具广泛使用。有段石器和有肩石器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富特征的器形。三角形穿孔石犁、耘田器是太湖流域的两种最具特征的生产工具。
经济生活方面，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都进入到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太湖流域可能已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中国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渔猎经济则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狩猎经济逐步向游牧经 济过渡。
第四题 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中国农业栽培起源的研究，重点是栽培稻与粟类作物起源的探索，并且通常以农业
起源为题进行研究。2001年，朱乃诚提出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农业的兴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发生的时间有先后之分。许多研究者进行的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包括这两方面的研究。
早期的探索以植物和农学方面的学者为主，后因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研究的主流以考古学者为主，并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辅以植物品种鉴定分析与比较研究。
关于栽培稻的起源，以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栽培稻遗存为契机，开始了实质性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农业考古》的创刊，推动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80年代，提出了稻作农业长江下游起源、长江中游起源、长江中下游起源、淮河流域起源、华南起源等多种观点，后来还归纳出稻作农业“中心起源”理论和“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
迄今为止，在湖南澧县八十垱、河南舞阳贾湖、浙江浦江上山等遗址先后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作遗存，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稻作遗存。其中澧县八十垱、舞阳贾湖、浦江上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时代可能都在距今9000年以内。这些可以说明栽培稻的起源区域，但都不是起源阶段的遗存，尚不足以说明栽培稻的起源问题。仙人洞与吊桶环的相关分析报告有待公布，而玉蟾岩遗址的稻壳，则缺乏稻壳本身的年代数据的公布。
关于栽培粟类作物的起源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限于仰韶文化的有关发现的认识，后因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了粟类作物而获得突破，证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的那些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区域已经普遍种植粟类作物，旱地农业在那些地区已经兴起。
关于更早的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粟类农作物，至今尚未有发现。有的研究者依据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情况，分别推测粟作农业起源于黄河中游粟作农业发达的地区，栽培粟可能于距今10000年前后在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率先发生，也有研究者依据兴隆洼遗址发现粟类作物，西辽河上游地区可能是黍和粟的起源地。
总之，60年以来，史前考古在农业起源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基本揭示了距今7000—8000年前后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面貌与栽培农作物的特征，为探索解决栽培稻与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奠定了基础。而栽培稻与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尤其寄希望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稻作与粟类作物的突破。
第五题 中国家畜饲养的起源
家畜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分析与比较研究。目前已经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家畜，是距今7000、8000年左右的猪、狗和鸡，即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等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中发现了猪、狗和鸡的骨骼，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后的猪与狗骨骼，曾推测为家养动物，后来认为这些动物骨骼缺少测量数据方面的证据，它们是否为家畜，目前仍然存疑。总之，关于中国古代家畜饲养起源的研究，目前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现，还需要加强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存中有关动物骨骼的发现与研究。
第六题 中国陶器的起源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中，如河北徐水
南庄头、河北怀柔转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河北阳原于家沟、广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广西桂林甑皮岩、桂林庙岩、临桂大岩、柳州鲤鱼嘴、邕宁顶狮山、浙江浦江上山、湖南澧县八十当、河南舞阳贾湖、湖南道县玉蟾岩、广东英德青塘等。时代最早的陶器残片，是广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时代为距今15000年前后，而最早的成型陶器，则是广西临桂大岩出土的捏塑陶制品，时代为距今12000年前后。
根据上述资料，中国陶器的出现，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15000年前后，距今15000年至9000年应是陶器的起源阶段。从各地陶片的特征来来，陶器的起源应是多元的，起源阶段的陶器形态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习俗有关，而与农业没有关系，而是采集、狩猎经济发达的产物。
周国兴认为，陶器的起源与渔猎有关，主要是那些腥味较大、不能生吃的螺、蚌等水产，目前南方和北方出土的陶器残片，往往共出有螺、蚌壳及相关制品，说明了陶器与它们的关系，证明周说有一定的道理。
早期的陶器的制法，有泥片贴塑法与泥片捏制法两种说法，至于哪一种为是，目前由于缺乏相应的证据而未能定论。临桂大岩的陶器，为捏制的，所以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
第七题 概述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国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时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文化早期为代表，另外包括上宅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小朱山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左家山中层文化、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振兴文化、新开流文化和小南山文化，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前仰韶时代和仰韶时代早期。陶器普遍使用两种纹饰装饰器表，流行压印和刻划之字纹。
中期阶段，时代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以红山文化中、晚期为代表，另外包括小河沿文化早期、小朱山文化中层前期、后洼上层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前期、靶山类型、亚布力文化、莺歌岭下层文化前期、江口村及大朱仙沟遗存及哈克文化前期。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陶器表面之字纹消失，南部流行刻划线纹，北部流行戳压点纹。
晚期阶段，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以小河沿文化晚期和小朱山文化上层为代表，还包括偏堡子文化、小朱山文化中层后期、北沟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后期、昂昂溪文化、莺歌岭下层文化后期，石灰场下层文化、兴城类型、金谷文化和哈克文化的中、后期。素面陶开始增多，附加堆纹开始流行。
第八题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一、 研究的历程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上溯到1928年，实质性的探讨则是1977年开始。
20世纪的重要的成就，是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李学勤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张忠培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其中以夏鼐与苏秉琦的影响最大。
夏鼐认为，文明一词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研究方法与途径应该是考古学研究，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
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论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这一研究的蓬勃发展。
苏秉琦运用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方法，动态地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指出中国国家的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存在着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此外，严文明分析聚落形态由早及晚的发展演变特征，探讨社会组织的发展及社会文明进程的状况。这种研究方法在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引进、探索区域聚落考古方法，开展某一区域内聚落的分布及其演变的调查研究。
张忠培认为，中国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200年左右跨入文明的门槛，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趋势，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凌驾于神权之上，其发展经历了古国与方国、方国基础上的联盟体制、统一的王国机制、宗法封建的王国体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关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中化文明探源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纷纷成立，文明起源研究再掀高潮，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注重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重视研究礼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重视环境变化对中国文明演进过程的影响。
目前，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逐步转向深层次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文明演进的道路、背景、动力、机制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二、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阶段的特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
①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纷纷成立，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南、山西、上海大学等，编印学术刊物和论文集。
② 文明起源研究再掀高潮，各地有关这一方面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继实施，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明研究中心和各地合作，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有力的促进了各地文明研究的进展。
③ 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促使诸如生态环境的变化、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贵重物品制作工艺的进步及其原料产地和流通状况等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研究方兴未艾，使我们对于史前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大提高。
④ 聚落形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学者与美、加、澳等国的学者合作，在安阳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夏代和商代早期都城所在的伊洛河流域和内蒙古半支箭河流域开展了系统的聚落群调查，新发现了大量遗址，并对龙山时期、夏代和商代遗址的数量、规模的变化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对其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聚落形态研究已经显示出其在研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广阔的前景。
⑤ 注重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近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一些大学和地方研究机构合作，分别在上海、武汉、成都、济南、郑州、徐州、大连和合肥等地召开了长江下游、中游、上游、黄河中游和下游、淮河流域、辽河流域、江淮地区等九次文明化进程研讨会，与会学者达六百多人次。这一系列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
⑥ 重视研究礼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特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
密切相关的。
⑦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和环境对人类生活影响的不断彰显，环境变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一些从事环境研究的学者积极地参加到古代环境变化的研究之中，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一道，共同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人类的生活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⑧ 发展趋势———逐步转向深层次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文明演进的道路、背景、动力、机制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三、 文明探源工程的收获
① 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碳样标本进行了加速器和常规方法的碳十四精确测年，为研究这些遗址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测年数据。
② 自然环境变迁课题：对豫西晋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初步认识了当时豫西晋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植被状况,初步复原了遗址所处地点的原生地貌和变化情况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可能发生过的灾害事件，为研究气候演变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文明演进的影响主要是背景层面的，它可能不是中原地区夏王朝崛起的唯一或最为重要的原因。
③ 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阐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包括农耕生产、家畜饲养、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制作等在内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
④ 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这些中心性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认为至迟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新砦城址的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遗址之前夏代都邑遗址的空白，为研究夏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⑤ 综合与总结课题：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对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进行了研究；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四、 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1）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为何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其中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特点和导致其延绵不断的深层次原因。
（2） 海内外华人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中华文明是在自身基础上独立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索
其产生的背景、契机以及演进的机制和规律，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范围内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的不同系统、机制以及探索文明演进的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国家研究工程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全国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全面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以确凿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成果，消除上述各方面的怀疑，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这对于进一步确立中华文明古国的崇高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七题 王城岗遗址的
考古收获
王城岗遗址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西北，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遗址的文化内涵包括裴李岗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河南龙山文化为主，其时代为距今3550—4450年。
王城岗遗址发现于1977年，1977年至1981年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两个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东、西两个城址，在西城内发现了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2002年和2003年再次工作，发现一座面积30万平方米的大城遗址。大城约600米见方，总面积34.8万平方米。大城内发现了祭祀坑、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骨器等。时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王城岗遗址的考古收获，为我们认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料，对认识我国从原始社会向文明阶段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再者，为寻找夏都阳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八题 简述近五年陶寺遗址发掘的重要进展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以陶寺文化为主，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
在早期小城南部，发现了一个高等级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
在中期大城的南端,发现了以围墙围绕的区域,其内部发掘了随葬上百件精美玉器、漆器、陶器的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出土数十件随葬品的中型墓葬。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
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
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已经具有“王”的雏形。
专家认为，至迟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第九题 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
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共发现10多处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址。包括河南省的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安阳后冈等5处。此外，近年在郑州西山还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山东省的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寿光边线王、五连丹土、滕州薛城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长江上游地区有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和祟州双河。
城子崖城址：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宽约455米、南北最长处54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并经多次修筑。城址已发现南北二门，两门之间有道路连接。城内有较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城址始建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碳十四测年的最早数据为距今4500年左右。该城在龙山文化时期曾被长期使用，并可能不问断地进入岳石文化时期。
景阳岗城址：位于山东省阳谷县东南张秋镇景阳岗村周围。平面呈东北一西南向的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150米、宽约300‐400米，总面积38万平方米。城垣南、西、北三面中部有缺口，可能为门址。城内中部有大小两座夯土台基。前者位于城址中部，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城墙一致，面积约9万平方米；后者位于大台基以北，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以上。小台基上发现了属龙山文化时期的出有牛、狗骨架及陶器的灰坑，似属祭祀遗存。在城内4号、5号台地之间的一条灰沟中，发现了一件刻文陶片。
丁公城址：城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侧的高埠上。平面略呈圆角方形，城内部分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10万多平方米。外有壕沟环绕，其年代分别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偏晚、中期、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⑤。城垣以内约30米处还发现了与其平行的另一城垣，外侧也有较深的城壕，时代属龙山文化早期。这一城垣、城壕的结构与外城垣、城壕基本一致⑥，详情尚不得而知。城址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发现有面积较大的房址和陶窑，后者为目前山东龙山文化所罕见。在城内东部一个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刻有多个文字的陶片，尤为引人注目。
安徽固镇垓下城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四周有土垣，平面呈不甚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高出外侧地面2～3米，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墙外有壕沟，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城墙、排房一组、台形基址、陶窑、墓葬、灰坑、沟12条等。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陶寺城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
2.早期文字的发现
山东丁公陶文：1991年发现于丁公龙山文化遗址，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
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陶寺文字：1984年，襄汾陶寺遗址的灰坑出土一件陶制扁壶。扁壶的两面各有一个毛笔书写的红色符号，有专家认为其为文字。
景阳岗陶文：1996年在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中的4号、5号台地之间的一条灰沟中，发现了一件刻文陶片。
龙虬庄陶文：199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高邮龙虬庄遗址进行发掘时，于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上有8个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刻文为两行，左行四个近似甲骨文，右行四个类似动物图形。刻文笔划纤细，技法娴熟，通篇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
第十题 谈谈你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认识。
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中原地区社会生产迅速发展，财富大量积累。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并出现管理机构的雏形。原始宗教祭祀的发展，战争的激化，使权利集中并在社会的上层中加强。这一时期文明处于起源的阶段，是各种文明要素起源并不断聚积的量变过程。
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和农业经济空前发展，阶层分化严重，王已出现，官僚机构已具雏形，尤其它的中、晚期，中原地区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文明社会形成。但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跨地域的更广大区域内的较为统一中央集权统治。
二里头文化时期，宫城及其内宫殿群的出现是王权进一步强化的集中体现，礼制已经形成，出现了跨地区的更广大区域内文化的统一分布，王国阶段开始。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建立。夏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
墓葬也是聚落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特殊的聚落形式。庙底沟文化时期，墓葬出现了大、中、小的初步等级分化。陶寺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十分明显，社会上、中层已普遍使用了礼器，并已形成按贵族的等级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礼器的制度，并出现了王墓。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更加严重，出现制度化倾向，墓葬等级结构开始在广大地域内统辖于同一个等级体系内。
经济既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起源、形成及发展演进的基础。从庙底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和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是多个方面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是其背景优势，文化连续性与兼容性是推动其前进发展的内外强大动力，战争是其加速的催化剂，洪水等气候异常事件是其质变的契机。
第十一题 夏文化的探索历程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王朝。公元前10世中叶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有铭文记载大禹治水，“叔夷钟”也有关于夏代的记载，表明在西周时期，夏王朝的存在是不被怀疑的。
稍晚的文献中也有关于夏代的记述，描述了夏代的世系、主要活动地区及事迹，但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太少，关于夏代的情况成了谜。夏代建立的时间、疆域、都邑、生活状况、文化成就等需要由考古学来回答。
所谓夏文化，最初被理解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
最初徐中舒、丁山、翦伯赞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是虞夏民族的遗迹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范文澜认为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是夏文化遗迹。
20世纪50年代，河南郑州发现洛达庙遗址，由于当时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被确认为商朝都邑，学术界分析认为洛达庙遗址早于殷墟遗址，于是有人认为“洛达庙遗址”可能是夏文化。
1959年，徐旭生前往豫西调查，在偃师境内发现二里头遗址，重新掀起了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热潮。
随后，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证明二里头遗址具有都邑规模。近年来，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宫城，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年代相若，而豫西的地望又属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重要活动地域，加上二里头文化显然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形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遗存。
目前，关于二里头遗址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主体堆积的年代与夏王朝历史相对应，而河南龙山文化属夏以前的史前遗存，或为夏文化源头。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属夏代后期的遗存，或者仅是后羿代夏至桀时期遗存，早期夏文化应从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去探索。
近年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了夏王朝的考古工作的进展。认为早期夏文化应该追溯到豫西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豫西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缺环，新砦遗址在时代上填充了这一缺环。新砦遗址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紧密衔接，串联成夏王朝完整的遗存序列。夏王朝的时代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最近，有着夏文化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又有一些变化，对当前夏文化探索造成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评估。
第十二题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东西2400公里，南北1900米，面积300万平方米。1959年徐旭生在偃师调查时发现，后经多次发掘。主要的考古发现有：
宫城 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平面长方形，东西359—378米，南北292—295米，面积10.8万平方米。城墙宽2米左右。
道路 城内有四条大路垂直相交，位于宫殿区外围，路土宽12—15米，最宽达20米，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用至四期或稍晚。
宫殿区 位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分布有包括1、2号宫殿在内的大型建筑遗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发现30余处
夯土基址，其中5处较大，在400平方米以上。2号宫殿位于宫城的最东端，1号宫殿位于其西南150米处，1、2号宫殿之间还有一些夯土基址和道路，1号宫殿的东北角外，还分布有一处广场，面积约1000平方米。1号宫殿坐落在一个大的夯土台基上，东西108米，南北100米，高0.8米，四周有廊庑建筑，南部有大门，其北为广庭，中心建筑位于北部，长方形，亦为一台基式建筑，面阔8间，进深3间，柱间距3.8米，据复原为四阿式建筑。
贵族聚居区 位于遗址的中部、东南部和中部，即宫城周围。此处分布有多处建筑遗址，面积在20—400平方米之间。中型墓葬（木质葬具，铺朱砂，随葬铜器、玉器、漆器、陶礼器及其他奢侈品）的分布与建筑的分布基本一致。
铸铜作坊区 位于遗址南部偏东，宫殿区以南200米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南面有壕沟。
祭祀区 位于遗址中、东部的宫殿区北部和西北部一带，分布有与祭祀有关的圆形地面建筑和长方形半地下建筑及其附属墓葬。范围东西二、三百米。
一般居住区 位于遗址北部和西北部区域，分布着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还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墓葬及其他手工业作坊 遗址区发现墓葬400多座，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区分。陶窑分布较为分散，制骨作坊也分散各处，而以宫城以东和以北较为集中。
时代及性质 二里头文化的时代为距今1900—1500年，目前已经确认其为夏文化遗存。
第十三题 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
陶器早期虽以灰陶为主，但泥质磨光黑陶仍占一定比例，晚期灰陶比例更大；早期以篮纹或细绳纹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方格纹。晚期以中粗绳纹为主，极少见篮纹和方格纹。早期折沿小平底器物较常见，晚期卷沿圜底器很流行。
青铜器和青铜铸造业比较发达的，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相比，有鼎、斝、爵、觚、角、青铜牌饰等。
流行浅窖穴，平面形状多样。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无腰坑。墓葬的规模、随葬品悬殊很大，表明社会分化 在大型遗址中出现了密集的夯土基址。出现了布局复杂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城市的规模扩大。
卜骨只灼而不钻凿，同于龙山时期卜骨，发现漆器残痕，且有雕花者。
第十四题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首先发现于赤峰市夏家店下层，1959年发现。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较早的青铜文化，她晚于红山文化，在燕山以北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其下限不晚于西周时期。具体的年代为距今3600—4300年。
夏家店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为内蒙古东部和辽河流域，遗址主要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河北、辽宁也有发现。重要的遗址有赤峰市松山区迟家营子村城堡、水地乡八家子北梁石城、大五十家子乡杨树湾石城、孤山子乡北城子山城堡、敖汉旗百塔子乡赵宝沟村的城堡群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实用陶器以青灰色为主，泥条盘筑法制成，烧制火候较高，发现了陶窑。陶器以绳纹为主要装饰，还有篦点纹、圆圈纹等压印纹饰。随葬陶器胎呈橙红色，表面黑色，磨光，以红、白两种颜色勾画纹饰，纹样为与青铜器纹饰相似的云纹
和雷纹，显示他与商周青铜器有密切联系。器形有鼎、鬲、甗、鬶、罐、盂、盆、钵、盘、豆、爵等。鬲有两种，为鼓腹鬲和直筒鬲，后者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大的聚落常有围墙和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围墙内的房子数十座至百余座不等。房子为半地穴式的，也有用土坯或石块垒砌墙壁的，平面呈圆形。墓葬在聚落的旁边，墓地的规模大小不一，同一时期的墓葬，大多头向一致，多为侧身直肢，随葬品一边放在脚端的壁龛内。保持氏族社会的传统依然浓厚。
第十五题 碳十四测年对夏商考古的重要贡献
及其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1996年，建国以来历史科学领域中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成为该工程测年研究中的主要实验室。在工程测年研究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先生的带领下，通过对90年代国际碳十四领域启用的新的碳十四测年研究方法———高精度系列样品法的研究与应用，解决了以往碳十四年代校正到日历年代后误差较大而难以参与进入历史时期年代研究的问题；与考古学研究密切配合完成的系列样品法的研究包括北京琉璃河西周墓葬系列、河南安阳市殷墟晚商系列、陕西长安县马王村H18先周‐‐西周地层系列、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系列、二里头系列等，建立了夏商周碳十四年代主体框架，为工程的最终目标———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0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热点问题：文明起源的年代问题、人类起源问题、农业起源问题等具体时代断定问题。
第十六题 商代都城考古的重要收获。
1) 郑州商城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东部，发现于1950年，自1952年以来，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
郑州商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整体略呈方形，周长6960米，周围有11个缺口，有的可能与城门有关。城墙平地起夯，分段夯筑，墙宽10.6米。外侧发现城壕，距离城墙10米以上，开口宽20米。外城位于小城的东南、南与西南部，从东南角至西南角长3425米。宽12—17米，发现有缺口。城墙先挖基槽，然后夯筑。宫殿区位于内城东北部，东西750米，南北500米，占内城面积的六分之一。宫殿区内发现数十处建筑遗址，面积小到100平方米，大的2000平方米。宫殿区外也有一些夯土基
址，可能是贵族的宅邸。居民区在商城东北部较为密集，向东向南逐渐减少。手工业区主要
布置在商城的外围，内外城墙之间，有铸铜、制骨等作坊。墓葬主要分布在内外城墙之间，没有集中的墓地。商城内还发现了水井、石板水道、石板水池、壕沟等给、排水设施。
商城始建于早商一期晚段，中商一期开始废弃，中商二期完全废弃。
2) 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1983年发现。
偃师商城由小城和大城组成。小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100米，东西740米，城墙宽度6—7米。各面城墙非直线走向，有的地段外突或内凹。大城呈厨刀形，东西1700多米，南北1200多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北墙一个城门，东、西墙各二城门。城墙外有护城河围绕，西一城门与东一城门之间有水道相
连。大、小城中发现道路多条，大城的城墙内外有顺城道路，城门之间也有道路相连。大城东一城门和西一城门之间有大道相通，主体建筑和建筑群之间也有道路相通。
大、小城内发现夯土建筑群4处。小城中部偏南有一宫城，边长200米左右，外围有宫墙。宫殿建筑集中于宫城南半部，已经清理九座。宫城北部有一座用石块垒砌成的水池，东
西130米，南北20米，可能为池苑遗迹。小城西南角还发现一外建筑群，平面方形，面积4万平方米，外有围墙，其内主要是排房建筑，可能为府库一类的储藏建筑。另外两处建筑群分布于小城之外，东侧一个，北侧一处。大城的中、北部有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区，居民点有房基和水井，分布有灰沟，可能 是建房取土所致。作坊遗迹有铸铜、制骨、制陶作坊等。没有发现王陵区，已经发掘100多座小型墓。时代从早商一期至中商一期。
3) 洹曲商城
洹曲商城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平面近方形，南北约400米，东西约350米，总面积13万平方米。西城墙外有护城壕，北、西、南三面发现有缺口，其中西城墙中段偏北的一处可以确定为城门，由此向东南方向有一主干
道。城址中部偏北为宫城，面积0.6万平方米。其内两座高台大型宫殿建筑南北并列分布，宫城东西两侧各一条排水沟。城内东南为一般居民区，西南部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时代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相当或稍晚。
4) 府城商城
府城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西南郊，平面呈方形，边长300米。城内共发现4处夯土遗址，1号基址位于东北部，平面长方形，南北70米，东西约55米，由前后三进建筑和两座庭院组成，两侧有配殿。2号建筑遗址亦为长方形，地
面式建筑，已发掘部分长12.5米，宽6.5米。时代为早商早期。
5)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黄陂县盘龙湖，坐落在一个伸入湖内的半岛上，东、南、西三面环水。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面积7.5万平方米。南、北、西三面各一城门。南北城门位于中轴线上，遥相对应，西城门底部发现有石头路面。城内东北部发现有大型建筑，有3座建筑坐落在一个大型夯土台基上，朝向一致，按前、中、后排列。城外发现众多小型遗址和手工业遗址。还发现了墓地，有贵族墓和中小型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始建年代可能在早商二期，延用至中商二期。
6) 东下冯商城
东下冯商城位于山西夏县东下冯村东北，四面城墙仅南城保存较好，东墙和西墙仅发现南段，北墙未发现。南墙总长440米，有三个圆转的拐角。城内西南角有一群圆形建筑基址，到少有七排，每排6—7座，总数大概40至50座。各建筑直径8.5—9.5米之间，下面有台基，可能为仓储设施。等等。
7) 殷墟遗址
a. 殷墟的发现 殷墟位于安阳市西北部小屯村一带，范围东西6公里，南北5公里，面积30平方公里。至迟在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农田中出土甲骨。1899年，王懿荣认识到它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收藏，此后的王襄、孟定生等人继续收藏，一些外国学者也加入行列。1908年，王国维调查发现出土的地点，殷墟遗址开始为人所知。王国维、罗振玉等人进行研究、著述，殷墟卜辞的价值开始得到重视。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到安阳调查，同年开始在小屯村发掘，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b. 殷墟发掘的历史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至1937年，发掘15次，在小屯北地、侯家庄西北冈和后冈等地。发掘了晚商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其他建筑基址、灰坑、窖穴，商代晚期的王陵区、祭祀坑和家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包括甲骨24918处及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角牙器等。在后冈、高井台子等地发现了三叠层。
第二阶段：1950年至今。1950至1958年期间，不定期开展一些发掘工作，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安阳工作队，开始工作至今。1961年，殷墟列为全国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划分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发掘工作主要在一般保护区进行，范围有所扩大，发掘灰坑房址100座，灰坑（含窖穴）近1000个，还有制骨、铸铜等作坊遗址，出土甲骨6500多片，墓葬清理7000座以上，包括几十座大墓，清理车马坑31座，祭祀坑200余座，发现一条晚期的灰沟，构成殷墟宫殿宗庙区的外围屏障。 1999年，在洹河北岸殷墟保护区的东北外缘，发现一座中商时期的都城，称为洹北商
城。
c. 殷墟的布局
宫殿区 位于洹河南岸小屯、花园庄一带。其西、北为洹河，东、南有壕沟。20世纪30年代，发现建筑遗址53座，70年代以后，又发现100多座，其中50多座位于53座的
西南，还有几座位于53座的南面，其中包括一座凹字型的建筑，性质有宫殿、宗庙和祭坛三种。
一般居住区 位于宗庙宫殿区周围，分布有族邑居址的大型邑聚，普遍发现灰坑和窖穴，还有大小不同的夯土基址及其他建筑遗址等，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手工业区 殷墟范围内发现铸铜作坊至少4处，制骨作坊2处，还有一些制陶、制玉、制骨作坊的线索。这些作坊多数分属于各个族邑，少数为商王直接控制。
王陵区 位于洹河北岸的一片高地上，东西450米，南北250米，分为东、西两区，发掘了1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祭祀坑近1500座。王陵的周围还分布有一些陪葬墓。东区发现大量的祭祀坑，在2500座以上，已清理1487座，多数是人祭坑，少数为兽祭坑和器祭坑。
族墓葬与族众墓 殷墟的墓葬，大多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成片分布，不同分区之间界限明显，葬俗各有物色。目前已经清理7000多座。有的有两条或一条墓道，有的为土坑竖穴
墓，有的形制较大，随葬铜礼器、人殉和陪葬坑，有的随葬少量铜器和陶器，有的墓小而无随葬品。
殷墟是我国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员长，揭露面积最大的遗址。通过不断调整考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改进技术与方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殷墟晚商都城的确定，为认识早商和中商文化奠定了基础，并进而促使夏文化探索的课题提上日程，同时也为商王国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辨析创造了良好条件。殷墟的研究，为更深入了解商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迄今我们关于商代社会与历史的许多知识，都是通过对殷墟的研究获得的。
8) 洹北商城（见下题）
第十七题 略说洹北商城的重要考古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1） 洹北商城的工作历程
洹北商城的发掘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第一次在洹河北岸的花园庄村采集到商代陶片。
1964年和1979年，在花园庄和董王度村各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 1980年，在花园庄村清理了一批商代墓葬。
1997年至1999年，在花园庄村西部和东部进行试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碳十四测年样本。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进行洹河流域域区考古调查，于1999年秋，发现洹北商城。
1999年底至2001年春，对城墙遗址进行试掘。
2001年夏季，开始对城内进行系统钻探。发现商代大型建筑遗址30多处。 2001年10月至2002年8月，对一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 2005年，进行钻探，在洹北商城西南隅发现一座方形小城。
2007年，对宫殿区进行钻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宫墙，宫城被发现。在宫城中西部试掘了一座商代建筑遗址。
2008年8—12月，对二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 2） 洹北商城的布局
洹北商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保护区东北外缘，城墙东西2200米，南北2150米，面积约4.7平方公里。其西南隅存一方形小城，东西约240米，南北约255米。
洹北商城的宫城宫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是城内核心部分。宫城南北长５００米以上，东西宽远不止２００米，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外围有宫墙，墙基宽6—7米，墙宽5—6米。宫殿区内现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３０余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宫殿基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遗址东西173米，南北90米，由门塾（包括两个门道）、主殿、主殿两旁的廊庑、西配殿、门塾两旁的长廊组成，东部还应有东配殿。其中主殿高0.6米，东西超过90米，南北14.4米，上有清晰柱网。二号遗址亦为“回”字形建筑，东西70米，南北90米。
城址中部偏东地带，发现众多的中小型建筑遗址，中北部发现较多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宫城的之外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密集的居民点。房址、墓葬、灰坑、水井密布其间。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商城的营建顺序是先筑宫殿区，再筑宫城，最后筑大城。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宫殿区始建于中商二期，宫城始建于中商二期晚段以后，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早于传统意义上殷墟的晚商文化，因而这处商城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意义：
1) 洹北商城夯土建筑群的发现，终于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从而在考古学上使商文化的编年框架更臻完善，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意义。为河南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又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2) 多年以来，人们对为什么商人要选择殷墟一带为其都邑充满疑惑，现在洹北遗址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洹河流域这一特定区域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
3) 洹北商城内一号基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其洞柱分布有非常明确的规律，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准确地复原其平面布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复原商代建筑的本来面貌，这在中国建筑史和宫殿发展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十八题 概述商代铜器的分期和特点。
商代青铜器可以分类两期，即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鼎、鬲、甗足均作圆锥状，爵、斝平底，爵的柱多在流上，或接近流折处。斝或作分裆袋足式，直内戈的援呈窄长条形。花纹结构比较简单，线条显得笨拙，且多为单层，少有双层的。除常见的云雷纹、饕餮纹外，还有夔纹、龙纹、虎纹等，也有用人体作为装饰的。饕餮纹尾部多上卷，下卷者极少。发掘品中未见铭文，传世品中有的有一字铭文。
商代后期前段的青铜器，器壁一般较厚，新出现罐鼎、鬲鼎、瓮鼎、盂形簋、方彝、鸟尊等器形。各类器物都有方形的，鼎、甗开始变为柱足，爵、簋多作凸底，爵的柱多在口部或近流折处，斝足断面呈T形。直内戈的援比较宽而短。开始出现车马器、弓形器等。纹饰结构比较复杂，线条显得秀丽，双层纹饰常见，出现三层纹饰。饕餮纹尾部多下卷，上卷者较少。新出现三角形蕉叶纹、蝉纹、蚕纹等，大多没有铭文，有铭文者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纹样。一般没有波磔。
前代后期后段的青铜器，器质厚重，造型新颖，花纹繁缛，制作精巧。新出现豆。匕、觯、筒状尊、觥、斗、勺、壶、盂、俎、铙等。鼎、甗腹部变浅，足多作柱形，晚期出现兽足，簋腹变浅，圈足加高，晚期出现双耳簋。爵腹加深，柱移至口上近鋬处。觚相对变细，觚棱比较常见。平底斝较少见，圆底斝流行，晚期出现柱足的分裆斝。葫芦形卣极少见，出现了瓿形卣。直内戈援本加宽，新出现长胡或短胡，并有一至三穿。纹饰盛行鸟纹和蝉纹，
饕餮纹尾部大都下卷，上卷者极少，三层花纹流行，一般用云雷纹衬底。铭文渐多，一般有一至几个字，晚期才出现几十个字的铭文，一般有波磔。
第十九题 简述商周甲骨文的发现及意义。
至迟在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农田中出土甲骨。1899年，王懿荣认识到它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收藏，此后的王襄、孟定生等人继续收藏，一些外国学者也加入行列。后来，经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有更多的甲骨文出土。几十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达十几万片，其中1723片能认识或隶定为汉字，未能认识和隶定为汉字的有2549片，另有合字371多个，共有单字4000多个。另外，在河南郑二里岗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等地也出土了商代的甲骨文。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它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汉字的“六书”已经具备，对研究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甲骨文记载了许多商代王的名字，对于我们研究商代的历史及商王的世系是重要的资料。甲骨文多是商代占卜的记录，反映了商代占卜之风的盛行，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因此，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对商代的战争、祭祀、气候、生产、生育等有一定的了解，对于我们研究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岐山县城北的周公庙附近，出土了两片周代甲骨文分别为刻有38字和17字。随后的发掘中又出土周代甲骨740多片，共有400多字。另外，在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和扶风齐家村等地也有周代的甲骨文零星出土。甲骨大多数为周代的卜甲，也有少数在灭商以前的商代晚期；刻辞内容极其丰富，广泛涉及到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批甲骨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重视，有关周原甲骨的讨论和研究从各个方面迅速展开。
第二十题 两周考古的重要发现
(1) 周原遗址的考古发现 周原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面积约50平方公里，西周遗存分布密集。主要的考古发现有大型西周建筑基址、刻辞甲骨和众多的青铜器窖藏。
建筑遗址在扶风风雏、召陈、云塘、齐镇等地都有发现。风雏村的一组大型建筑，坐落在一个大的长方形夯土基址上，南北45.2米，东西32.5米，高1.3米。由影壁、大门、前堂、后室组成，东西两侧有厢房，且以回廊相通。屋顶有苇秸和板
瓦、筒瓦。使用年代的下限在西周晚期。云塘建筑基址清理5座，组成一处由正房、东西厢房、门塾和外围墙组成的院落，主体建筑呈“凹”字形。
周原甲骨为1977年风雏建筑遗址出土，共1.7万片，有字者300余片，6000余字。内容涉及商周关系及周初的地名、月相和某些事件。
扶风县法门镇庄李家村西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包括8座房址和大量灰坑，出土地数千陶范，部分有精美的纹饰。
周原地区在贺家村、黄堆、齐家、强家等地还发现了西周墓葬。
铜器窖藏在扶风齐家、召陈、强家、云塘、庄白，岐山董家都有发现。 (2)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现
周公庙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以北7.5公里处，大致北起凤凰岭的陵坡，南至祝家巷、周公村一带，东至陵头村西，西至董家台，南北2200米，东西1700米，面积370万平方米。
周公庙的北部东西两侧有陵坡墓地，以大型墓为主，西侧为白草坡墓地，以中小型墓为主。东部至陵坡墓地南端至樊村墓地的北端约1200米范围内有两处相对独立的墓地，且周围有较多灰坑分布。西部至白草坡墓地的南端至周公村西墓地的北端约1500米范围内，庙王村东北还有零星墓地分布。遗址中部为一东北—西南向的大殿沟，沟东侧上大型建筑集中分布。遗址东北部，北距陵坡墓地约350米有铸铜作坊。遗址周边还有些小型遗址。
陵坡墓地已探明大型墓葬37座，其中有四条墓道者10座，两条和一条墓道者各4座，另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车马坑15座。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葬地。墓地的东、西、北三面有夯土围墙，宽5米。发掘了M18和M32，前者4条墓道，后者两条墓道，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
陵坡墓地西南36米，分布有大型夯土基址，时代不早于先周晚期，延用至西周中期。
遗址东北部，发现有铸铜作坊，出土数百块陶范，器类有鼎。簋、刀、镞、马衔、铃、泡等，工具有陶管、砺石等。遗址还发现有制陶作坊遗址的陶窑密集分布。
遗址还出土了刻辞的甲骨，出土地点有祝家巷、庙王村北、陵坡、白草坡等地，2003年至2004年，发现700多片，有字的90余片，共400余字，2008年，又发现7651片，其中有字的688片，1600余字：共出土7360多片，共计2000多字，最多的一片有30字。内容记时、记事、军事等，提到了王季、文王、王、周公、召公、毕公、郑叔等人名和一些方国名，有征伐、祭祀、朋相、数字等。
性质可能是周公采邑。
（3）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考古发现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东北部和翼城县西部，以曲沃县的天马—曲村一带为中心。遗址内分布有众多的遗址及墓地，晋侯墓地最为重要。
晋侯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共有9组晋
侯及夫人墓，以及附属的车马坑、祭祀坑和陪葬墓。
9组晋侯墓分为南北三排，北排自东向西依次为M9（M13）组、M6（M7）组、M33（M32）组、M93（M102）组；中间一排自东向西依次为M114（M113）组、M91（M92）组；南边一排M1（M2）组、M8（M31）组和M64（M62、M63）组。每组墓葬的东侧均有袝葬车马坑。
晋侯墓均为夫妻异穴合葬墓，M64晋侯邦父有两座夫人墓。晋侯墓中除M93为中字形外，其于均为墓道在南的甲字形。夫人墓中除M63为中字形，M102无墓道外，其余均为甲字形。墓道除M93为阶梯式外，其余均为斜坡式。墓道或墓室内往往随葬车马和各种殉牲等。晋侯墓的随葬品五般有鼎、簋、壶、盘、匜等，多为五鼎、四簋、二件方壶，甗、盘、匜各一件和一两套编钟及工具、兵器、玉器、车马器等。夫人墓多为三件鼎、两件簋、2件圆壶和盘、匜各一件，有的还有一套酒器类的明器及玉器。
晋侯墓地以西，还分布有多处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的墓地。其年代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中期。
（4） 周代都城遗址的发现
① 沣镐遗址 位置在今陕西省长安县的沣河两岸，以客省庄、马王村和张家坡为中心，范围约10平方公里。已经发现数十处西周建筑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客省庄清理了一处西周建筑遗址。遗址区内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瓦）作坊遗址，张家坡发
现有西周的墓地，还出土过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50余件。丰镐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城墙。
② 洛邑东周王城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河以北，东西2890米，南北3200米，城墙宽5—15米。中部和南部发现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遗址，应为宫殿区所在。西北部发现有窑场、制骨作坊、石料场等。东北部和西南部，似为制陶作坊区。城墙建于西周中叶以前，战国、秦、汉之际曾加以修补。
③ 晋国新田都城 位于山西省侯马市西北，汾、浍两河之交，有多座小城，包括白店、台神、牛村、平望、吴王、马庄等。白店古城年代最早，略呈方形，东西1000米，南北略窄，北部被台神牛村古城叠压。牛村故城南北约1340—1740
米，南北1100—1400米，西北角呈曲尺形，北部中央有大型夯土台基。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废弃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城南约250米有祭祀建筑遗址，基址南部有59座祭祀坑。台神古城紧靠牛村古城西侧，长方形，长宽均在1000米以上。使用时期从春秋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平望古城位于台神、牛村北侧，呈品字形。城呈长方形，中部偏西有一大型夯土台基。使用时期与台神古城相近。
牛村古城以东1000米，有呈王、马庄两座古城。牛村古城不远处也有两处小城，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城内发现有建筑遗址。
④ 郑韩故城 位于河南省新郑市，略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约5000米，南北约4500米，中部有一道隔墙，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西城是宫殿区，中北部一带有密集的夯土建筑遗址。其南有一宫城，东西约500米，南北约320米，中部偏北有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宫殿区的西北部发现一处地下建筑，可能是冷藏食品的窖穴。东城内西北部可能是郑国早期的
宫殿遗迹，西南部发现祭祀遗迹。东城又是手工业作坊集中区，有铸铜、制骨、制陶、铸铁遗迹。故城内外均发现有墓地，王陵发现于城关镇的胡庄一带。
⑤ 赵都邯郸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区西南4公里处，分宫城、郭城两部分。宫城分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呈品字排列。西城方形，东西1354米，南北1390米，城内有5处夯土台基。东城平面方形，南北1470—1574米，东西834—950米，城内有多处大型台基。北城东西1272—1440米，南北1592米，城墙上有
专门的排水设施。郭城又叫大北城，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4880米，东西3240米，
发现了一批手工业作坊遗址，大型夯土基址很少。城西北15公里处为王陵区，邯郸市西郊有贵族墓地。郭城以西也胡密集的战国墓。
⑥ 魏都安邑 位于山西省夏县西北15公里，分为大、小两城。大城为郭城，平面略呈梯形，东西2100—3565米，南北4200—4980米。城墙外有护城河遗迹。始建于战国前期。城内发现手工业作坊一处，时代属战国晚期。小城为宫城，位于大城中央，平面长方形，东西855—990米，南北930米。东南角外有禹王台，东西65米，南北70米，略呈方形。
⑦ 燕下都遗址 位于河北省易县东南2.5公里处，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 ，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东西2210—4594米，南北2210
米。城内中部偏北有一隔墙，分城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有大型建筑遗址4座，由南向北依次为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和老姆台。南部和东南部发现居民点7处，宫殿区附近有11处作坊，包括冶铁、铸铜、制兵器、铸钱、制陶、制骨等。东城西北角有两处墓地，
即虚粮冢和九女台。西城东西2310—4452米，南北3717米。城内东南部发现居民点2处，中部发现一墓地。
⑧ 中山国灵寿故城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平面呈不规则的桃形，东西宽约4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为宫城，西城为郭城。东城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群，按中轴线布局。西城中部有相连的两座建筑基址。城内发现制陶、制骨、铸铜等作坊及两处居住遗址。西城北部及城西2公里的灵山南坡高地是中山国的王陵区。
⑨ 齐国临淄故城 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部和北部，分为大小两城。小城位于西南，南北长2915—2274米，东西宽1402—1404米。周围有护城河。北部偏西的桓公台
是宫殿区，周围有许多夯土基址。另外，还发现铸钱遗址、道路、排水设施等。大城位于小城东北，南北长2812—5209米，东西宽2821—3316米，北墙和南墙外有护城河，宽25—30米。城内发现道路、排水设施多处，还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以冶铁作坊居多。齐城周围还有大量东周墓葬和高台建筑遗址。王陵区位于齐陵镇和青州高镇一带。
⑩ 曲阜鲁国故城 位于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平面呈圆角方形，东西3700米，南北2700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门11座，10条主干道通向城门和主要建筑。城内东、西、北三面发现居民点11处，北部还有铸铜、制陶、制骨、冶铁作坊遗址。中部偏东的周公庙村建筑遗址最密集，其周围有一座500米见方的小城，可能为宫城。
⑪ 秦国雍城 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3480米，南北3130米，总面积11平方公里西垣外有城壕。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大道各4条。春秋时期的建筑遗址位于中部偏西，面积约2万平方米，附近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陵阴遗址。中北部也有建筑遗址分布，居民区在城南。城内还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北部有市场遗址，外有夯土围墙。城西南16公里处为蕲年宫遗址，南郊发现棫阳宫遗址。秦公陵园及国人墓地位于南郊。
⑫ 楚国纪南城
位于河北省江陵县城北5公里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2547—4502米，东西3707—3751米。城外有宽10米左右的护城河。已经发现城门7座，其中2座为水门。城内现在夯土台基84处，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内东部，尤以东南部最为密集，应为宫殿区所在。城内西南部发现铸铜作坊，东南部发现有窑址。四周三四十公里范围内为墓葬区，城内也有2座春秋墓。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春秋战国之交。
⑬ 宋国故城 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南关，平面呈圆形，东西2900—3010米，南北3252—3530米，面积10.2平方公里。城墙平均高10米，顶部宽15米，底部宽25米，城外建有城壕或湖泊。建于周初。
⑭ 江苏锡阖闾城 现在东城和西城两个小城，共一隔墙。东西长我1000米，南北最宽500米，南城墙外有护城河。西城的北半部有一土墙，将城分为南、北二区，未央区高台建筑4处，北区高台建筑1处。大城已不存在，长方形护城河尚存。大城东西2100米，南北1400米。
⑮ 其他：秦都栎阳、寿春故城、邾国故城、滕国故城、薛国故城、黄国故城、蔡国故城、蒋国故城、莱国故城等。
第二十一题 简述商周都城考古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商代都城考古的主要成就有殷墟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东下冯商城、湖北盘龙城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属于商代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都城遗址，发掘了城址、宫殿、手工业作坊、铜器窖藏、祭祀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骨器、玉器、甲骨文等遗物，使我们对于商代都城的形制布局、文化内涵、性质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两周都城考古的重要成果，有如下几项：西安沣河两岸的调查和发掘，确认了沣京和镐京的位置；周原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不少西周的大型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青铜器作坊、窖藏等；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墓，出土大量文物；东周列国都城进行了勘探和重点发掘，重要的有洛邑、侯马晋都、北京琉璃河燕国都
城、易县燕下都、咸阳、雍城、栎阳城、新郑郑韩故城、临淄城、邯郸城、平山中山灵寿城、纪南城、曲阜鲁故城、滕县薛故城、曲沃曲村—翼城天马遗址、寿县楚都寿春城等。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周代王城及各诸侯国都城的地望、范围、形制布局、建筑形制、文化面貌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这此资料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周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了解。
第二十二题 简述两周时期列国国君墓的发现和研究。
全国发现的西周墓葬约3000座，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山东、甘肃、宁夏、江苏、四川、云南等地。其中有的是列国国君的墓地，主要的有：西周时期的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陕西宝鸡渔国墓地，东周时期的山西太原晋国赵氏家族墓地、河南汲县山彪镇墓地、辉县诸葛墓地、陕县后川墓地、山东曲阜鲁城墓葬、临淄齐故城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陕西凤翔秦公陵园、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河南淮阳楚王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安徽寿县蔡侯墓、浙江绍兴印山越王墓、江苏丹徒青龙山、北山顶吴王墓、四川成都蜀王家族墓地、新都马家蜀王墓等。
相关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在墓葬分期方面已经建立起可靠的年代序列；在丧葬礼制方面如用鼎制度等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当时全国各地丧葬礼俗特点和变化情况，以及由此反映的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社会变革情况等。
第二十三题 用考古材料说明东周手工业。
（1）冶铁业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掌握冶铁技术并已经使用铁器，除中原地区外，长江流域的楚国也有铁器发现，如陕西凤翔秦公陵1号墓出土3件铁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一件玉茎铁匕首，长沙识字岭M314出土一件铁臿等，器形简单，主要为农具。战国时期冶铁业进一步发展，人们积累了一定的找矿和采矿技术，各国的都城都有冶铁作坊遗址，如秦咸阳故城、临淄齐都城和新郑郑韩故城都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当时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战国晚期发明了麻口铁，还出现了对铸件进行直接柔化的技术，即脱碳成钢技术，淬火技术也开始出现，还出现了铁范铸造技术。铁器已经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具、手工业工具、武器、日用器皿都采用铁器。分布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七国的范围外，北方和南方也开始出现。
（2）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有了很大发展。这时的青铜器，形制多样，造型精巧、工艺复杂，春秋时期，普遍使用陶范、发明了翻范技术，已经掌握了铜焊、锡焊、铅焊等焊接技术，还出现了“错铜”和“错金银”工艺，另外，鎏金技术和器表刻划花纹的工艺也已经兴起。比较典型的遗址是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及侯马铸铜遗址。战国时期，铸铜工艺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竖炉，分铸技术也更为成熟。还发明了失蜡法和叠铸技术，金银错、嵌红铜等金属薄片、鎏金和细线刻划技术兴起。铜器纹样除了在泥模上雕刻外，还出现了用花纹印版在泥模上捺印或将捺印出来的花纹片贴在泥模上的工艺。
（3）金属货币有了发展，春秋时期铜贝在墓葬中发现的数量很多，新出现了空首布，这是最早的金属货币。如侯马晋国铸铜作坊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空首布范和12件空首布。战国时期，金属货币在各诸侯国广泛流通，各国的货币形制不一，如刀形币、布币、铜贝、圜钱等。
（4）漆器 春秋时期，漆器有了发展，如虢国墓地就出土过漆器，战国时期，漆器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技术。漆器品种多样，花纹复杂，制作精美，出现了金银扣、夹纻胎、金箔贴花技术，有的漆器上还有针刻和烙印的文字。
（5）制陶业 战国时期，制陶业兴盛，制陶作坊既有官营的，也有民营的，官府作坊
的陶器上往往加上制陶工人的名字。制法以轮制为主，个别使用手制。陶窑有了改进，如洛阳中州路发现的陶窑，面积已经比前期扩大，砖瓦制造大大发展。如秦咸阳故城附近，就发现过数量不少的陶砖瓦窑。
第二十四题 略说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文化遗存
吴城文化分布于江西北部，最初发现于清江吴城，其时代基本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相当。在吴城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刀、祈、凿、斝以及斧、铸范，说明它是一种青铜文化。吴城文化的面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生产上：工具上，马鞍形陶刀最具特色；在铸铜业方面，用石范铸造是其主要特点，巳发现了祈、凿、斧、刀、镞的石范，这是中国范铸工艺中的另一形式。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和石范上，还发现了文字和刻划符号，确认其早于殷墟但大都不能识读。吴城文化所代表的族属，有人认为届于越族，也有人认为属古代三苗。
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南京、镇江以及太湖流域，其存在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周朝。
湖熟文化最早在1951年于江苏江宁县湖熟镇发现，分布主要在南京、镇江以及太湖流域，其存在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周朝。遗迹有房址、陶窑等，建材有用火烤的痕迹，仍以石器为主要的工具，有斧、锛、刀、镰等。生活用的陶器大都是夹砂粗陶，还有泥质黑皮磨光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等。几何印纹硬陶一般都出于上层，下层多几何印纹软陶。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鬲，也有带角状把手的鬲、鼎，是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器形。但已具有青铜器铸造的技术。从农具和动物骨的遗迹判断，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水准，但从大量狩猎工具的出土来看，渔猎仍十分重要。从大量卜骨的出土可看出当时人喜好占卜。
第二十五题 侯马盟誓遗址
中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侯马市晋城遗址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 5月发掘。共发现瘗埋牺牲和盟书的坎 (坑)400余个，计出土盟书5000余件。盟书用毛笔写在玉石片上，字迹大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玉石片多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足2厘米。侯马盟书是第一次以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古代盟誓文书，它的发现对研究古代盟誓制度、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晋国历史及古文字有着重大意义。
侯马盟书按内容可分为6类：①宗盟类，514件。与盟者起誓，表示要遵守誓言，决不变改，如果敢于帮助敌方，将夷灭氏族。参加“宗盟”的主要是主盟者的族亲和近臣。②委质类，75 件。一说应称为“自誓类”。与盟者在主盟者之所自誓，表示决不再与敌方来往，忠于主盟者及后代子孙。自誓之后，还将用巫觋祝史向皇君荐献报告。参加“委质”的主要是原在敌方服务而新近投靠了主盟者的人。③纳室类，58件。与盟者保证自己决不“纳室”，即兼并和占有别人的家室和财产，同时也反对和制止自己的兄弟宗人有类似的行为，如果违背誓言，将受到晋国先公在天之灵最严厉的惩罚。④诅咒类，13件。墨书。字迹已模糊，内容与盟誓无关，是对某些罪行的诅咒。其中有“中行寅”、“无恤”等人名。⑤卜筮类， 3件，墨书。亦非正式盟书，而是盟誓时有关卜筮的记录。⑥其他。因残碎不明全貌及含义。
关于侯马盟书的主盟者、敌对者及年代,主要有4种不同意见：①主盟者“赵孟”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敌对者的名字应释为“赵尼”，即赵稷。晋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7)，赵鞅杀赵稷之父赵午，赵稷“以邯郸叛”，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盟书中的“十有一月甲寅朏乙丑”可据历谱推定为晋定公十六年 (前498)。②有人认为，主盟者是桓子赵嘉，
敌对者应释为“赵化”，即献侯赵浣，晋幽公十四年 (前424)，赵桓子驱逐赵献侯而自立，盟书反映了这一事件。③有人认为，主盟者是赵敬侯章，敌对者应释为“赵北”，即武公之子赵朔( 《史记》作“朝”)。公元前386年，赵朔为争位作乱，不克而出奔。④也有人认为，盟誓时间可能在晋景公十五至十九年(前585～前581)。晋景公三至四年(前597～前596)，晋国先后族灭赵氏和光氏。景公十五年迁都新田，要求臣僚盟誓表忠，决不支持赵氏。
第二十六题 两周考古的主要发现
城市考古方面，西周沣镐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经过多年调查和发掘，对于其范围、地望和布局结构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另外，各地的城市考古也有了很大发展，如曲阜鲁故城、临淄齐故城、琉璃河燕国都城、蓟县燕下都、咸阳秦故城、凤翔雍城等，使我们对于诸侯国的都城的地望、范围、布局结构有了一定了解。
墓葬方面，发现了洛阳中州路墓地、沣西张家坡墓地、周原墓地、周公庙墓地、虢国墓地、中山王墓、曲村—天马晋侯墓地、曲阜鲁故城墓地、临淄齐故城墓地等，全国发现的两周墓地数以千计，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葬俗、埋葬制度、分区及当时社会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甲骨文和简牍的考古发现，山东大辛庄、周原、周公庙、张家坡发现了不少周代的甲骨，为我们研究汉字的演化、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青铜器窖藏 全国各地还发现了不止一处的周代铜器窖藏，如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长安区沣西张家坡铜器窖藏、扶风县五郡铜器窖藏、辽宁喀左铜器窖藏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为研究当时青铜器的形制及演化、青铜铸造工艺及青铜礼器制度等提供了资料。
第二十七题 列举几项战国至汉代简牍的考古发现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发现秦简1200多片，主要内容是当时的法律和文书。
1991年，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江陵县杨家山发掘了135号秦墓，出土秦简75枚，主要记录墓中随葬品，属于“遣册”。
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战国至秦代城址1号井中，出土秦简36000枚，为当年的官府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简牍的出土，如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江陵张家山、定县40号汉墓、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等。出土简牍中有经籍、还有年表、编年记、历谱、验方等。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各种薄籍简牍，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一批郡级行政文书。
汉代帛书考古发现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最为重要，帛书内容包括二十多种古代典籍，如《春秋事语》、《刑德》、数术类和医学类佚书、帛图类资料等。其中有相当多佚书及古代文献资料，总计字数约12万。
第二十八题 中国先秦时期玉器的考古发现。
中国玉器最早出现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已经出现了精美的玉器。原始社会的玉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有工具、装饰品等，仅玉壁、玉琮等用于祭祀或礼器。治玉工具与治石工具一至。良渚
文化出现了大型玉璧和多节玉琮，标志着制玉工艺已经从制石工艺中独立出来，玉器造型较为复杂，已经能够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雅拙的风格。夏代玉器的风格，属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商周时期的玉器种类增多，形象单纯、神态突出、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并出现了俏色玉器。制作工具一般为青铜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器，继承商玉的优点，更加简化夸张，生动传神。春秋战国时代制玉工艺有了很大发书展，各诸侯国竞相碾，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镂空玉佩，玉质温润，作工精致。
第二十九题 秦咸阳城的考古收获
咸阳是战国秦及秦王朝的都城，始建于战国晚期，至公元前206年秦亡被毁。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以东15公里处。位于咸阳市渭城区长陵车站以东，柏家嘴以西，成国故渠以南，西安市草滩农场以北。东西约7200米，南北约6700米。
宫殿建筑遗址多分布在咸阳塬上，尤其以聂家沟至姬家沟之间分布最为密集。宫殿建筑遗址群周围有围墙，东西843—902米，南北426—576米，可能是咸阳宫遗址。这里共发现了大型高台建筑遗址七处，编号为一至七号宫殿建筑遗址。这些宫殿遗址按分布可分为三区：西北区、中区和东北区。其中一、二、三、四号宫殿遗址经过发掘。其中一号殿并非正殿，而是宫室之类建筑；二号殿是处理政务的重要地方；三号殿址发现了秦代的壁画 ，内容包括车马出行、人物、建筑等。宫殿区东部有“兰池”。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制陶、制骨和冶铸遗址，主要分布在城的西部和西南部，分为中央、市府和民营三大系统。中央控制的手工业作坊有制陶和冶铸，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西部。市府和民营手工业作坊，基本集中于城的西南部，今长陵车站附近，发现了许多陶窑、水井和窖藏遗址，出土过秦代的铜诏版。
第三十题 秦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
据勘探和试掘的资料，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现存最大高度（從台基北边缘秦代地面算起）12米左右。夯层厚5—13厘米，夯窝径5－8厘米。遗址东部和西部被现代村庄所压。发现夯土台基底部基本为平面，只是夯土台基西南部和台
基东边缘原来地势稍高一些。
台基北部边缘自北向南均有收分结构。北部边缘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部分。中部为四层收分，东、西部为三层收分。前殿遗址夯土台基北部边缘收分的最南面台面内侧有夯筑土墙遗迹，其与收分台面相对应，亦分为中部和东、西部三部分。中部宽15米，东、西部宽6.5米左右。台基的南部高出秦代地面2.8米。
台基的南部发现大片路土及一处铺瓦遗迹。 意义：弄清了阿房宫前殿遗址的地望及范围，并对前殿遗址的形制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对于历史上阿房宫遗址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了澄清，如前殿遗址有无建成、前殿遗址有没有经过火烧等。同时，在前殿周围进行的大面积钻探，使我们对于阿房宫遗址的范围有了认识，由于没有发现宫墙，能够确认为阿房宫遗址的建筑唯有前殿一处，其他的一些原来认为是阿房宫建筑的遗址，经过钻探和试掘，确定是秦汉时期上林苑的宫观建筑。
第三十一题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综述
秦始皇陵又叫骊山，是秦代始皇帝嬴政的陵墓，位于陕西省临潼市以东的骊山脚下。秦始皇陵区面积约56平方公里，包括陵园、陪葬墓、陪葬坑、防洪堤、阻水与排水设施、鱼池建筑、石料加工场遗址等。
陵园有内、外两层城墙，平面均为长方形，外城东西971—976米，南北2185—2188米，东、南、西面各有一座门址，北面没有发现门址。东西门址规模较大，各有三个门道。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南北1355米，东西580米，东、南、西面各一门址，与外城门址相对。内城北面有二门。内、外城东、西门址之间，发现阙址，为三出阙。
封土位于内城的南部，南北574米，东西485米，现高30多米。根据物探的结果，墓圹东西170米，南北145米，地宫宫墙东西145米，南北123米，墓室东西80米，南北50米。东西各一条墓道，南、北未墓道。
陵寑建筑位于内城西北部，发现大面积建筑遗址。1979至1985年，陵园西北部内外城之间，发现了“飤官”、园寺吏舍遗址。陶器上有“骊山食官”、“骊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
陪葬墓在陵园内共有4处分布地点，帝陵封土西北部有一“甲”
字形墓；内城东北角33座位于一个封闭的区域；陵园西部内外城之间有61座空墓，周围有围墙；陵园东部内外城之间，东门以北有3座墓。殉葬墓在陵园东南部的上焦村，共有18座。兵马俑三号坑以西也有一座甲字形墓。修陵人墓葬分布于陵园以西，共有三处，墓主人的身价有刑徒、居赀、服徭役者和官府与民间作坊的工匠及管理者。
陪葬坑在陵园内分布于内城中地宫周围和地宫东西两侧内、外城之间。在陵园外，东北部为动物陪葬坑和青铜禽类俑坑。东南部分布有98座马厩坑。陵园东部共发现4座兵马俑坑。
其他的遗址，有陵园以南的防洪堤、陵园北侧的鱼池、陵园西部的石料加工场遗址等。 附录：兵马俑坑遗址
秦始皇陵园兵马俑坑遗址位于陕西省临潼市以东骊山脚下秦始皇陵园以东，20世纪70年代发现并进行了发掘，目前已经发现4座，其中三座为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1座为空坑。一号坑东西230米，南北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墓葬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6000多件，木质战车40辆，驾车陶马160匹。陶俑和战车在坑内排列成三列横队，每队68个士兵俑和204个弓弩手俑，其后由38路纵队组成主体，关于该坑的性质，多数人认为象征京城戍卫军。二号坑规模较小，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埋葬木质战车89辆，陶马472匹，陶俑939件。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坑东西相对，规模最小，面积约为520平方米，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出土战车1辆，陶马四匹，陶俑68件。关于兵马俑坑的性质，目前有三种认识：其一，象征都城咸阳的秦始皇卫戍部队；其二，象征秦始皇的送葬部队；其三，“封”说；其四，为“冥军”说；其五，为“卫军”说。目前，第一种说法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将其置于秦汉考古学、秦汉历史学的大的时空范围予以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很可能是作为送葬的俑群。
第三十二题 列举秦汉时期的一个都城为例，
内容：城市地望及范围，设计理念 城墙及城门、城内道路 城市的性质，郭城还是宫城
重要的建筑遗址，弄清建筑形制、建筑材料及建筑的时代、性质等。 城市的重要布局思想等。
第三十三题 汉代物质文化分区
汉代各地的发展不平衡，物质文化面貌也各异。可以分为七区：
黄河中下游区：包括陕西关中地区、泾渭流域，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省的中南部、山东省、江苏和安徽的北部，这里是汉代的中心区。西汉空心砖墓的流行、砖室墓的出现与流行、壁画墓、画像石墓与画像石墓的出现，大型崖墓的出现，东汉时期模型明器的出现、铅釉陶器的出现，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长江中下游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与浙江地区。这里是印纹硬陶的传统区域，瓷器的出现最早就是在这一地区。西汉时期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砖室墓在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出现，未见空心砖墓，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很少。
四川盆地：包括川东、川西、嘉陵江、涪江和沱江流域。秦和西汉时期流行土坑竖穴墓，东汉时期流行砖室墓和崖墓。西汉中期以前，保留较多巴蜀特征，西汉中期以后，逐渐与中原一致。
川西云贵高原地区：包括岷江上游、金沙江和云贵地区。岷江上游至云南西北部流行石棺葬，双大耳罐、三叉格剑为典型；川南的安宁河流域流行大石墓，带流壶为其典型；云南以滇池为中心地区是滇文化区，以铜鼓、贮贝器为典型，贵州为夜郎文化区，盛行套头葬。
华南地区：秦和西汉时期流行土坑竖穴墓，东汉时期流行砖室墓。西汉中期前为印纹硬陶为主，西汉中期以后以灰陶为主。
北方地区：为内蒙古和长城附近地区，流行两套文化，一类以土坑竖穴墓、砖室墓、壁画墓为主，另一类以土坑竖穴墓，但随葬大量家畜，有特征深厚的铜器。
东北地区：游牧文化为主，由于东北四郡的影响，汉文化移植当地。
第三十四题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收获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始建于公元206年，公元25年在新莽末年的战火中被焚毁。其后的东汉、西晋、后赵、前秦、后秦、北周和隋代又相继作过都城。隋初迁都大兴城（唐长安城），汉长安城从此成为故城。
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的未央宫、汉城、六村堡和三桥四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面积34.4平方公里。东城墙5916米，南城墙7453米，西城墙4766米，北城墙6878米。城外有护城河。汉长安城每面三个城门，四面共有12个城门。每个城门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8米，进深约20米。其中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和章城门规模较大，门道之间的隔墙宽14米，其他城门的隔墙则宽4米。汉长安城内，道路规整，共有八条大街，宽45—56米，城墙内侧还发现有环涂。四角建有角楼。
汉长安城内，主要的宫殿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等，东北部还有东市、西市，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建有汉代中央的兵器库—武库。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西南部，平面方形，东西2250米，南北2150米，面积5平方公里，占有全城面积的七分之一。未央宫四角有角楼，其中西南角楼经过发掘，平面为曲尺形。未央宫内主要的建筑是前殿，即汉代的大朝正殿，东西200米，南北400米，台基最高15米，从南向北逐级筑高，分为三层，上面分布着三座大型宫殿。前殿西北部和东南部进行过发掘，后者出土了木简。前殿的北侧为椒房殿，西北侧为少府遗址，西侧的中央官署遗址出土过5万多片骨签。未央宫的北宫墙内侧，还有两座汉代高台建筑，是皇家图书馆—天禄阁与石渠阁遗址。
长乐宫位于未央宫以东，汉代又称“东宫”，面积约6平方公里。宫内发现东西向道路3条，南北向道路2条。长乐宫的建筑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乐宫的东南部、中西部和西北部。目前经过发掘的遗址集中在长乐宫的西北部，发掘了一至六号建筑遗址，其中五号遗址可能是西汉的凌室遗址。长乐宫的宫门还没有发现。
桂宫位于未央宫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840多米，东西900米，宫内的建筑主要集中在南部，目前进行过考古工作的有一至七号遗址，其中一号遗址为一高台景观建筑，二号遗址可能是桂宫的正殿，三号遗址为仓储，四号遗址出土了王莽准备封禅泰山的玉牒。目前仅南墙发现一座宫门。
北宫位于未央宫之北，桂宫之东，南北1710米，东西620米，南墙发现一座宫门。北宫的南面还发现一批砖瓦窑遗址。
明光宫的地望没有发现。桂宫与北宫之间为北阙甲第，主要是汉代一些重要人物的宅邸。北阙甲第以北，是东市、西市，发掘过大量的铸铜、铸币、制陶作坊。
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是武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710米，南北322米，中间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两部分。武库共发现了七座大型的兵器库房，出土了大量的铜、铁兵器。
建章宫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城墙以西，目前范围不太清楚，地面现在的遗址有前殿、凤阙、神明台、太液池等。太液池的西岸，曾经发掘过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
第三十五题 从考古发现论汉代长安城的布局及其特点
崇方 择中 中轴线 面朝后市 左祖右社 城门一门三道
第三十六题 举三个例子论述汉代宫殿考古
未央宫前殿 凌室
桂宫二号遗址A区 长乐宫四号遗址
第三十七题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形制及性质
位于汉长安城南的安门大道东、两侧，包括王莽九庙、明堂辟雍、汉代的社稷等。 王莽九庙位于今西安西郊西安冶金机械厂、庆安机械厂厂区内，遗址地处长安城南城墙以南1公里处安门以南沿线西侧，西安门以南沿线东侧一带，共12座建筑，其中1－11号建筑在一个大院子内，院子外设围墙，平面近方形，四角有角楼一类建筑。围墙东、西各三门，南、北各设四门。围墙内有十一座建筑，分三排，南排和北排各4座，中央一排3座（图五七）。十一座建筑形制基本相同，均在一个方270－280米院落内，院落周施围墙，四角有角楼，角楼内有曲尺形的配房，四面各设一门。中心建筑位于院落的正中，平面呈方形，由中心台、四堂、前台三部分组成。上述十二座建筑，据考证为王莽修建的九庙建筑。
社稷遗址在王莽九庙外围墙的南部以西，遗址现为一长方形高台，高出现地面5－10米。经发掘，主体建筑夯土台基呈横长方形，台基分两层，四壁设壁柱，外为廊道。
台基上或附近还分布有若干地下附属建筑。发掘者认为这是西汉初修建的社稷遗址。王莽修建的新社稷（曹家堡遗址）位于汉初社稷的南面，有两层方形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围墙内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迹。
明堂辟雍遗址（大土门遗址）位于西安西郊西电公司厂区内。
遗址最外面为圆形环壕，环壕内为方形夯土围墙，围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门，四角有曲尺形的配房。中心建筑位于中部，系一圆形的夯土台基，中心建筑位于台基中央。中心建筑平面呈“亞”亚字形，正中为一方形台基，台基上四角各有小方土台2个。夯土台的四边各一厅堂，四堂地面铺墁草泥，表面涂朱。抱厦地面铺砖。
第三十八题 西汉诸侯王陵的发现形制特点
① 选址：多建在王城附近的山岗和高亢的坡地上。
② 墓制：西汉前期，流行竖穴土坑墓，采用梓宫、明堂、后寝、便房、黄肠题凑的“正葬”与“外葬椁”。汉武帝至东汉前期，诸侯王墓有两种形式，一是崖洞墓或洞室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室建在山腹之中；二是在顶部开凿土石坑，然后用木板或石块构筑墓室，墓室上填土夯打或堆石块至山（坡）顶上。西汉末年，崖洞墓已不存在，代之以带有回廊的多室墓或围以题凑石墙的砖室墓。东汉时期，，在山顶或坡顶上挖掘长方形竖穴土坑，再用小砖或砖石合砌墓室。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和石室墓更加游行，逾制甚多，题凑石名存实亡，玉衣不再是皇帝、诸侯王、列侯的专用品。西汉末期，诸侯王墓全面衰败，为砖砌前、中、后室之制。与一般汉墓难以区别。
③ 葬制：西汉时期流行王、后异穴合葬，西汉中期出现同穴合葬墓，至东汉时期流行。 ④ 西汉时期，流行埋葬真车马或象征性的车马器，一般殉葬三辆真车马。西汉初期，多在墓道或墓圹附近的陪葬坑内。后来移至墓门前或墓室内，设专门的车马库，西汉中期流行。西汉末年，真车马器和车马明器完全取代真车马。东汉时期，随葬车马明器更加流行。
⑤ 西汉时期，诸侯王墓的墓道除个别为竖井式墓道外，均为斜坡式墓道。墓室由墓道、通道、前室、后室和后室组成。两侧有若干侧室及耳室。有的后室周围还有外回廊。前、后室和部分侧室多仿照地上宫室，筑有瓦顶的木构架房屋。前室象征厅堂，是晏享和祭奠之所，后室放置棺木，象征寝室。甬道是通向各室的甬道，一般没有随葬品或放置少量车马，侧室、耳室车马（或车马饰）、粮食、饮食品和饮食器皿、礼乐器、兵器、金玉饰物和钱币，分别象征宫廷的车房马厩、仓房、饮食库、炊厨库、武库、金库（中府）等。有的墓门前有侍卫俑，炊厨附近设藏冰室和水井，后室附近设浴室和厕所。墓道和甬道内往往塞石封堵。
⑥ 葬具一般一棺一椁，墓主身着玉衣。玉衣制度形成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皇帝和王侯都可以使用金镂，也有使用银缕、铜缕和丝缕的。东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确立，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东汉末年，玉衣制度被破坏。
⑦ 坟丘附近有陵园、寝庙、陪葬坑、陪葬墓等设施。
第三十九题 列举五个汉代诸侯王墓及其发现情况
满城汉墓 1976年发掘，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位于河北满城县陵山，墓口东向，南北并列，均向山内凿成山洞。刘胜墓长51.7米，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和后室组成。墓内原来建有木结构的瓦顶，棺椁置于后室，出土大量随葬品。
九龙山汉墓 1972年发掘，位于山东省曲阜市九龙山，共发现4座大型崖洞墓，为西汉时鲁王及王后墓。东西并列，墓口南向，4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耳室组成，墓室包括前室、后室和侧室，1座为单室。其中3号墓随葬银镂玉衣。
大葆台汉墓 位于北京市区西南部丰台区花乡，为西汉广阳王刘建及其王后墓，1974～1975年间发掘。二墓东西并列，王东后西，相距26.5米。后墓焚毁过甚，但从遗迹看，形制与王墓相同。刘建墓有南北两条墓道，但以南墓道为主。墓圹呈覆斗形，上口南北长26.8米、东西宽21.2米，坑底构筑题凑椁室，椁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墓底先在墓底四周隔出两层外回廊，然后在外回廊内侧构筑题凑外椁室，由10厘米×10厘米×90厘米的柏
木方15800余根叠成。再在外椁室内构筑内回廊和内椁室。内椁室分前厅和棺室两部分，棺室门向南，连伴娘前厅。棺室内置三套棺。前厅和棺室的地面铺一层枋木板，比内椁室地面高出20厘米。前厅的前后左右各有一门。前门设在外椁题凑木正中。从残留的遗物看，前厅有几榻、六博盘等，为宴享和祭奠之所，两层外回廊内有大批陶俑、陶器皿和粮食，还发现有马骨、豹骨等。
邗江甘泉山2号墓 东汉广陵王刘荆墓。为大型砖券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二棺室和回廊组成。出土“广陵王玺”龟钮金印和一件有“山阳邸”及“建武廿八年造”铜雁足灯。
淮阳北关汉墓 东汉陈顷王刘崇墓，为带回廊的多室砖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后室、回廊组成。墓内石块铺地，甬道和墓室壁用石块垒砌。
第四十题 汉代画像石墓的分区、分期及特点（这个似乎考了）
一、 画像石墓的分区
画像石墓在全国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四个大的区域。
一是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以鲁南的济宁、枣庄、临沂地区和苏北的徐州地区为中心，范围包括山东、江苏两省黄、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皖北、豫东地区，东至海滨，西至豫北商丘一带，北到胶东半岛及黄河以北也有发现。这是分布范围最广的区域。
二是豫南、豫北区，其分布以南阳为中心，东到唐河、桐柏，北到叶县、襄城，南到长江北岸的当阳、随州一带。这里画像石墓分布与发现比较集中。
三是陕北、晋西北区。主要分布在两省隔黄河相邻的北部地区，陕北的画像石以绥德、米脂较多，晋西北地区主要分布在三川河流域。
四是四川、滇北区，多集中分布于嘉陵江与岷江流域。 其他地区也有分布。
二、 画像石的分期
可以分为三期，西汉时期、新莽至东汉时期和东汉中晚期。
西汉时期：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主要为石椁墓，河南南阳地区有少量石室墓及砖石混筑墓。石椁墓出现于西汉文景帝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西汉晚期至西汉末年。石椁墓的形制和画像石雕刻技法，内容的整体面貌，都显示出他的早期特征，属于汉画像石的滥觞期。
新莽至东汉早期，山东等地的石椁墓仍然存在，结构变的复杂，前、后室的洞室墓成为画像石墓的主要形制。南阳地区的画像石墓多为砖石混筑墓，规模多属中型，平面布局富于变化。题材内容为车骑出行、乐舞百戏、阉牛、斗兽、仙人戏龙、青龙铺首衔环、朱雀铺首衔环、白虎铺首衔环、日月星宿等。雕刻技法以凿纹地浅浮雕为主，个别部位用阴线刻和透雕技法表现。画像石墓的等级比西汉晚期有所提高，已为二千石的官员所使用。西汉时期的涂彩现象依然存在。画像内容更加丰富，形象生动活泼，线条更加流畅。
东汉中晚期：四大分布区形成。东汉中晚期，特别是东汉晚期，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分布区域迅速扩大，山东半岛和黄河以北地区出现画像石墓，画像石墓数量猛增。墓葬以前后室（有的有耳室）中型墓为主，有的有前、中、后三重主室，同时附室耳室或使周室大型多室墓增加。在墓门和前室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后室和大型墓的中室也有了画像。南阳、鄂北地区，画像石墓数量减少，墓里的画像石数量也减少。陕北、晋西北地区在公元140年前后，由陕北传至晋西北。画像石墓墓主要是砖石合建墓，也有三石仿砖室墓。主要特点表现为墓室多为前后室墓，画像石主要位于墓门部位的门楣、送立柱、门扉上，个别墓壁有画像石。画像多用剔地平面线刻法，很少雕刻细部，细部内容用色彩来代替。门楣和立柱上花纹、界栏连为一体。题材中放牧牛羊的场面在其他地区少见。四川、重庆、滇北区。在东
汉早期仅有个别发现，在东汉中晚期比较集中。主要特点是刻有画像的崖墓和画像石与画像砖合建墓仅在本区域出现，墓中画像内容较少；技法多用剔地浅浮雕和高浮雕，画像内容中多见斗栱、立柱等。
第四十一题 汉代壁画墓的分期及特点
壁画墓一般指在墓室内壁（有时也包括墓门和墓道等部位）以色彩绘制图像的墓葬。壁画墓从西汉中期开始出现，西汉晚期在一些地区流行起来，到东汉时期形成了中国壁画墓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西汉中晚期，最早的壁画墓为永城柿园墓，其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大约从昭、宣帝时期，壁画墓数量大大增多，主要焦躁在西安和洛阳附近。洛阳地区为大型空心砖墓，西安地区为小型砖构的单室墓。壁画内容以表现上天或仙界的景象为主，晚期出现了历史故事题材。
新莽至东汉早期，壁画墓有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所在区域包括东汉司隶校尉部的河南尹、京兆尹、河东郡、兖州刺史部的东平国，幽州刺史部的辽东郡和朔方刺史部的上郡等，砌筑墓室用的空心砖逐步为小砖所代替，主室多为券顶，少数为砖石混筑。绘画内容除了表示天象及仙界景象外，还出现表现日常生活的门吏、庖厨、六博、百戏、宴饮、车马出行等。
东汉中晚期，壁画墓数量大增，分布地域更为扩大，其所在地域包括东汉司隶校尉部的河南尹、河东郡、右扶风，幽州刺史部的东平国国、渤海郡、中山国、安平国、辽东郡，兖州刺史部的济北国，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并州刺史部的云中郡、上郡，益州刺史部的广汉郡等。墓葬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中原地区多为砖室墓，少数为砖石混筑，辽阳地区流行石板墓，四川所见则为崖墓。砖室墓大型为多室及多耳室，小型墓则为单室。壁画内容更加丰富，墓顶继续描绘天象，墓壁描绘车马出行、宴饮庖厨、乐舞百戏、庄园建筑及仆役活动等，可能是墓主生前生活经历的再现，也可能是死后生活的想象。还有的墓葬描绘历史故事、祥瑞，或绘有墓主及其属吏的肖像。
第四十二题 汉代画像砖墓的分期
画像砖是模印或刻有图像和花纹的砖，主要用于嵌砌、装饰墓壁，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汉代画像砖多用于墓室建筑，少数为砖椁或砖棺，也有一定数量用于宫殿建筑。画像砖只是在墓室局部用砖，或在门部，或嵌于壁上，数量不等，少则二、三块，多则数十块。汉代画像砖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多是分别使用。汉代的画像砖墓可以分为三期。
西汉早中期：主要发现于河南郑州和洛阳地区，者是单室空心砖墓，墓顶有平顶和人字顶之分。画像为小模反复印制。郑州地区画像砖墓图像排列比较密集，一块画像砖上往往表现多个主题。洛阳地区的画像石墓，图像排列比较疏朗，一砖表现一个主题。题材内容除了大量的几何纹图案外，主要有武士、格斗、轺车出行、狩猎、龙、鸟、虎、马、璧、树等。
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分布地域扩大，由郑州、洛阳扩大至河南的南阳、周口和山东的济宁地区。代表河南新野樊集墓地。画像石既有空心砖，也有实心砖，图像为大模翻印，一砖表现一个主题，题材内容扩大，新出现了乐舞百戏、骑射、建筑、铺首衔环和五铢钱等题材，艺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砖一模的整模画像砖，图像更为高大，线条更为流畅，物像隆起更高。墓葬形制也大为丰富，有空心砖椁墓、平顶单室空心砖墓、人字形顶单室空心砖墓、梯形顶单室空心砖墓、券顶单室空心砖墓、主室加耳室空心砖墓、梯形顶单室实心砖墓、券顶单室实心砖墓、双间并列实心砖墓、三间并列实心砖墓等。
东汉时期：空心画像石墓消失，实心画像石墓流行。东汉早期，分布区域有所扩大，江西已经出现。东汉中晚期，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四川和江苏等地出现，四川发展尤其迅速。另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也有发现。墓葬规模加大，单室墓葬减少，同时出现了多室墓，
一些崖墓中也出现画像砖。画像砖艺术发展到顶峰。浮雕形象占有绝大多数，一砖一模，一砖一图，主题鲜明。
画像砖墓多为小型墓，墓主身份应是下级官吏或富裕平民。真正代表画像砖水平的是河南南阳和四川出土的画像砖。
第四十三题 汉代玉器的类型及其特点
汉代的玉器一开始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传统，但已有变化，中期以后变化更大。
玉料大部分是新疆的和田软玉，颜色呈绿色或黄褐色，乳白色的羊脂玉也大量增加。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增加，镂孔花纹和表面细线刻纹增多，同时，表面抛光技术也有所进步。器物的轮廓线和刻纹，都显得流畅。
汉代玉器有四类。一是仪礼上使用的玉器，主要是璧和圭，琥和璜主要作为饰件使用。第二类是专门为保护尸体的葬玉，如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等，在汉玉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第三类是装饰品，分为两种，一是随身装饰物，主要是佩玉，二是实用的玉器，但有纹饰，有的是其他金属器物的饰件。第四类是浮雕和圆雕的美术品，有的小件有穿孔，可能是作为佩玉之用，有的仅一面有浮雕，可能是嵌在别的器物之上的，出土的有玉枕、玉屏风、玉辟邪、玉人、小型动物形象等。
汉代玉器的纹样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类，几何纹主要有涡纹、卷云纹、谷纹、蒲纹等，动物纹有写实和图案化的两种，图案化的纹样有龙纹、鸟纹、兽纹、兽面纹等，汉代写实的动物纹增多，有飞龙、朱雀等，植物花纹仍未出现。
汉代玉器的器形、造型和装饰风格的变化，可分四期。
西汉前期，沿袭战国以来的风格，多璜组偑流行，玉璜占有重要地位。玉觿与玉冲牙并存。龙形玉偑形式多样，玉衣制度已经出现。
西汉中期，多璜组偑已不甚流行，器类、造型和纹饰方面均不见明显的战国风格。璜数量减少，牒形玉佩已经定型。玉衣流行。
西汉晚期，造型和纹饰有所改进。玉琀和玉握都已定型，偶尔出现琉璃片玉衣，牒形玉佩器形有所变化。
东汉时期，玉器种类和数量减少，造型和纹饰方面也有变化。玉衣制度化，出现了辟邪的玉器和带吉祥语铭文的玉璧。
第四十四题 汉代冶铁遗址的重要发现
秦汉时期铁器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汉代铁器的各类繁多，有生产工具、兵器武备、车马机具、日用器皿、钱币与度量衡等。
汉代铁器的应用地域进一步扩大。中原系统铁器及钢铁技术向边远地区迅速扩展。新疆地区、甘青地区、北方长城地带、东北地区、东南沿海、云贵高原一带，都有大量的铁器出土。
汉代冶铁遗址考古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多年有考古调查，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内蒙古、江苏、福建、陕西、辽宁、新疆、北京等地，发现了多处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境内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如河南巩县生铁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烘范窑、桑植朱家台遗址等。
秦汉时期，钢铁技术有了长足发展。铁矿的开采，有竖井技术、斜井技术和露天开采等种类，矿石的粉碎和筛选，成为一道独立的工艺。耐火材料被广泛应用，出现了各种耐火砖。竖炉被广泛使用，陶范基本被淘汰，陶铸模和铸范普遍发现于各冶铁和铸铁工场址，陶范叠铸技术和烘范技术成熟，并被推广使用。
秦汉时期，钢铁冶炼技术及热处理工艺都在不断进步。块炼铁、块炼渗碳钢、井晶白口铸铁、脱碳铸铁、韧性铸铁、铸铁脱碳钢、熟铁等技术继续发展和推广。出现了灰口铸铁和麻口铸铁，形成了百炼钢工艺和炒钢工艺。局部淬火工艺普遍应用，出现了表面渗碳这种新的热处理工艺。
秦汉时期的钢铁管理和流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秦和西汉早期，民营和官营并存，国家设铁官进行管理。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国家实行盐铁官营制度，在全国设大小铁官，对钢铁生产和流通进行管理。东汉晚期，废除铁器官营制度，铁器工业和流通进入自由发展的阶段。
第四十五题 汉代铜镜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
汉代的铜镜相当发达，可分为七期。
西汉前期，仍为战国时期风格，质薄，弦钮，有地纹和主纹之分，云雷纹地蟠螭纹镜和涡纹地蟠螭纹镜继续流行，新出现了三叶到四叶的图案，同时出现了规矩镜。镜铭开始出现，开始为三字一句，后为四字一句，多为吉语，“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
武帝、昭帝时期，地纹更简单或消失，弦钮被淘汰，出现了半球形纽、博山炉式钮和兽钮。边缘宽平，多素面缘和内向连弧纹缘，镜面花纹四分。纹饰多星云纹和草叶纹，镜铭或有或无。
宣帝至王莽前，以铭文为主要装饰，有日光镜，昭明镜、透光镜等。字体较圆，有小篆作风。四乳四螭镜也开始流行。
王莽时期，日光、昭明与规矩四神镜继续流行，四神规矩镜流行，镜缘是锯齿纹和波浪纹。一般都有铭文，铭文部位不一，有“长宜子孙”和阴阳五行、神仙之类吉语。出现鸟兽纹带镜比较常见。纪年铭文出现，但极少见。
东汉前期，日光、昭明和规矩四神镜仍然存在，鸟兽纹带镜流行。出现内向连弧云雷纹镜并迅速流行。柿蒂纹比西汉晚期有所扩大。
东汉中期，长宜子孙、夔凤镜继续流行。柿蒂纹增大，有的变成蝙蝠形。镜钮更加结实，厚大耐用。规矩镜已成尾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神兽画像镜。
东汉晚期，长宜子孙、神兽镜继续流行，并有夔凤纹镜、四凤纹镜、三兽镜、“君宜高官”双兽镜、变形四叶纹镜等。绍兴生产的方格环状浮雕神兽镜开始流行，后来演变为重列式神兽镜。
第四十六题 汉代漆器
秦汉时期是中国漆器工艺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漆器基本上出土于墓葬之中，遗址中出土较少。南方地区出土较多，保存较好，北方地区出土较少，保存也差。1916年，朝鲜乐浪郡出土漆器，此后，各地都有漆器出土。主要在湖北的云梦及荆州、湖南长沙、江苏的扬州和连云港，安徽的阜阳和天长等地。另外，山东临沂、广东广州、广西贵县、贵州青镇、甘肃武威、四川成都等地也有较多出土。
秦汉时代，官营漆器比较繁荣，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官营生产部门，主要有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都城的考工、供工，还有诸侯国及市府、市亭和乡也有生产，另外，民营漆器的生产也比较繁荣。
秦汉漆器的用途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杯、盘、卮等、床、几、案、屏风、枕、妆奁、梳、镜、虎子等，二是丧葬用具，包括棺、椁、面罩、俑等，三是兵器，包括弓、矢箙、兵器架等，四是乐器，如鼓、瑟、琴等，五是交通工具，如车舆、轮等；六是文娱用品，如六博盘、砚台、印章等；七是计量及天文仪器，如升、天文仪器式盘等；八是服饰，如纱帽、履等。
制作工艺，秦汉时期的漆器有胎、夹纻胎、布胎，还有少量竹胎、陶胎、金属胎及皮革胎等。秦代多为木胎，汉代布胎有所增加，一般大型器物多用木胎及夹纻胎，小型器皿多用布胎。不少有金、银、铜饰件，典型如扣器。还出现了堆漆工艺、锥画工艺、戗金工艺和金银平脱工艺等新的技术。
西汉早期，有的地方漆礼器比较流行，漆器的纹饰比较丰富，有动物纹、几何纹等，植物纹比较少见，自然景象的云气纹、波折纹等很多，人物故事纹稍多见。
西汉中晚期，纹样内容更加丰富。动物纹中，龙纹、凤纹仍较多见，也有虎、鹿、鱼、鹤、犀牛等，几何纹与前期大致相同。植物纹多见叶纹，多为四叶，也有三叶的。自然景象的云气纹非常流行，多在云气中间以禽兽等动物纹。人物故事纹比较多见，有的还有羽人形象。
东汉时期，漆器出土较少，龙纹及云气纹中间动物纹继续流行。出现人物故事图案，多为帝王孝子等内容，每个人物旁都有题榜。还出现了神仙画像内容。
第四十七题 列举四次汉代简帛的考古发现
汉代简牍出土于遗址和墓葬之中，帛书发现于墓葬之中。简牍主要发现于汉代西北边陲。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酒泉发现汉简，此后，我国西北甘肃、新疆地区多次发现汉简，他们多为遗址考察所获。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的汉简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和18号汉墓，居延破城子甲渠侯官治所和保都甲渠塞第四隧及肩水金关遗址、玉门花海、敦煌马圈湾、酥油土和悬泉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115号汉墓，新疆洛浦县山普拉西汉墓和尼雅遗址等，其中1973—1972年居延遗址和敦煌悬泉置遗址各发现简牍2万多枚。
汉代的简牍包括有遣册、经籍、薄籍、券约、方技、法律和军事文书等。20世纪70年代，其他地区也有发现 ，如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江陵张家山、定县40号汉墓、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等。出土简牍中有经籍、还有年表、编年记、历谱、验方等。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各种薄籍简牍，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一批郡级行政文书。
汉代帛书考古发现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最为重要，帛书内容包括二十多种古代典籍，如《春秋事语》、《刑德》、数术类和医学类佚书、帛图类资料等。其中有相当多佚书及古代文献资料，总计字数约12万。
第四十八题 内黄汉代聚落遗址
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2003年开始进行多次发掘。目前共发现10余处汉代庭院遗存，其中第二处庭院坐北朝南，由水井、南大门、西门房、东西厢房、主房、厕所，以及院落西侧的池塘等部分组成，同时还在庭院的东、北、西三面发现有垄作农田遗迹。这是一处保存完整的两汉之际的普通民居遗存。
第四十九题 汉代中外交流有关的考古发现
中国境内发现的秦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遗物，主要玻璃制品、金银制品、纺织品、稀有矿石等。
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有杯、瓶、碗等器皿、普通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装金嵌玻璃珠、人面纹玻璃珠、男性生殖器玻璃坠饰等，在各地的汉墓中多有出土。
金银制品，有多面金珠，流行于古埃及、波斯等地，出现在中国境内的时间不晚于东汉初年，主要出土于南方地区，可能是从东南亚经海路输入的，也不排除中国仿制的可能。水滴纹凸瓣银盒，临淄、广州有出土，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伊朗安息制品，石塞山出土
的，可能是通过滇缅输入的。还有一些具有欧亚草原风格的金银制品，出土。
新疆地区出土了一些具有西亚风格的棉、毛织品，应该是来自西亚地区，通过安息、贵霜及匈奴治下的地区传入中国的。
另外，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外来物品，还有楼兰出土的贵霜钱币，新疆、云南、广州、重庆等地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江苏、广东出土的青金石饰件（可能来自阿富汗地区），西安、扶风出土的铅饼，新疆出土的鍮石（铜锌合金，俗称黄铜），南越王墓出土的象牙、乳香等，均系外国制品，反映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现实。
第五十题 近年来早期佛教考古的新收获
一、 赵彭城佛寺遗址
邺南城东魏北齐佛寺塔基位于河北临漳县习水乡赵彭城村西南约200米处，为当时的一座佛教寺院中的重要建筑遗址。2002年10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前，塔基遗迹残高约4.5米，俗传为三国时期魏元帝曹奂的陵墓，屡遭盗墓者的破坏盗挖。遗址是一座方形木塔的基址，遗迹包括塔心实体等地上和佛塔基槽地下部分，两部分均为夯土和砖石构筑。塔基地下基槽为正方形，边长约45米。基槽近底部用卵石层和夯土层交替构筑，卵石层多达10层。土石层之上的夯层坚实、均匀，基槽深约6米。地上部分有夯土塔心实体，南侧斜坡踏道、砖铺散水等。塔心实体夯土上残存有柱础石、承础石、础石坑等遗物、遗痕，可复原塔心实体的柱网结构。塔心实体的南缘保存较好，其南有砖铺散水，推测塔心实体的边长约30米左右。塔心实体以中心柱为中心，共有三圈柱网，第一圈四柱，第二圈12柱，每面面阔三间；第三圈20柱，每面面阔5间。柱间距约4米。
二、 永宁寺遗址 永宁寺遗址位于北魏宫城的西南侧，洛阳城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西侧。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为灵太后胡氏所建，永熙三年（534年）被大火焚毁。
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305米，东西215米，围墙夯筑。
四面有门。西门址位于西墙中部，平面呈凸字形，东西18.2米，南北24—30米，门址面阔7间，进深2间。南门位于南壁正中，亦是面阔7间，进深2间，正对塔基。
塔北有一片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东西约60米，建筑面积达1300平方米，为永宁寺的正殿遗迹。
塔基位于寺院围墙内正中部位，平面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下层基座东西101米，南北98米，位于地面以下，夯土厚2.5米以上。上层基座平面呈方形，夯土筑成，四面用青石包砌，长、宽均为38.2米，高2.2米，四面正中各一踏道，发现螭首之类石构件。基座上面存方形柱础124个，共分5圈，排列整齐有序，皆呈正方形的网格式。第4圈柱础以内，为一方形实心体，边长20米，残高3.6米，其东、南、西三面，各五个弧形顶的壁龛遗迹，系用土坯垒砌面成。地宫应该位于中心部位，已被破坏。除了大量建筑材料外，还出土了与佛教艺术有关的泥塑像。形体较大者有佛像及菩萨像，形体较小者多为贴置壁上的“影塑”，包括飞天、菩萨、比丘以及供养人像，造型精致，形态生动，勘称北朝雕塑之精品。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 多数形体较大，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续 500 年的石 、 玉、 陶、 铁、 木和泥造像 200 余尊，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有佛、 菩萨、 弟子、 罗汉 、 飞天、 供养人等多种题材。造像有浮雕 、 镂雕、 线刻、 贴金、 彩绘，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为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断代标本。以北魏、东魏、北齐造像为主。
三、 西安地区出土佛教造像 2003年，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出土一批佛及菩萨石造像。2004年5月，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湾子村出土五躯佛立像和四件佛座其中一
躯佛立像底座上有“大像二年”的题记，显系北周时期的作品。2004年11月，北郊汉城街道办事处西查村东建筑工地出土佛教造像残块40多块，后来修复出大小佛像及残件32件。造型风格具有北周佛像的典型特点，应是北周时期的作品9。2007年4月14日汉城街道办事处窦寨村出土石刻佛像6躯、菩萨像4躯，以及大量的石刻残块和陶片。
四、 慈善寺及麟溪桥 1998年到2000年由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日本赴陕西佛教遗迹考察团、麟游县博物馆组成的考察队，从先后三次对慈善和麟溪桥的造像窟龛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慈善寺的石窟冀摩崖造像开凿于北周，隋代和唐武周前成为地位显赫的皇家寺院。麟溪桥摩崖造像龛全开凿于盛唐到中唐时期，为民间地方造像。出版了调查报告《慈善寺和麟溪桥》。
第五十一题 试述建国以来汉唐都城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谈谈
你对汉唐都城考古学发展趋势的认识。
汉唐都城考古学的正式形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成立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成为汉唐都城考古学形成和发展的组织保证。
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唐洛阳城进行了调查，1956年至1962年，对西安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试掘与正式发掘，确定了城墙、城门的位置、城门的形制、城内道路及主要宫殿的分布情况，并对一些宫殿的形制有了一定了解。1962年开始，对汉魏洛阳城的城墙、宫城、街道及城南的明堂、辟雍、太学进行了勘查和发掘。1964年，秦汉栎阳城遗址作了勘查和发掘，其他的工作还有崇安汉城遗址、上京龙泉府遗址等。上述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
1970年开始，一度中断的都城考古工作重新开始。70年代前半期是考古工作了恢复时期，进行了一些发掘项目，主要有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青龙寺殿堂及塔基遗址、汉魏洛阳城礼制建筑遗址、隋唐洛阳城含嘉仓城遗址等。70年代后半叶至80年代前期，考古工作全面展开。重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项目有秦汉栎阳城遗址、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和椒房殿遗址、崇安汉城全面勘探及高胡坪甲组建筑的全面发掘、汉魏洛阳城永宁寺遗址、隋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和大明宫遗址（三清殿和翰林院）、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等。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城中的宫殿、官署、宗庙、寺院及附近的离宫遗址情况。
80年代后半叶至90年代中叶，汉唐都城考古更深入、更全面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学术成果十分突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遗址、市场、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工作，为宫城考古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探索出相应的考古方法。隋唐长安和洛阳城也进行了很多发掘，其中九成宫和华清宫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隋唐离宫考古的空白，武则天明堂遗址丰富了隋唐都城礼制建筑的考古资料。1994年，在洛阳召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讨会，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可行的计划。
20世纪后半叶至今，汉唐都城考古工作向纵深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汉长安城桂宫、北宫、长乐宫遗址的考古工作，唐长安城的大明宫遗址、太液池遗址、圜丘遗址、西市遗址等，汉魏洛阳城金镛城、阊阖门遗址，隋唐洛阳城白居易故居、定鼎门遗址的考古工作，获利了许多资料，解决了一些问题。其他的工作还有唐渤海国上京遗址、中京遗址等。
研究方面：20世纪后半叶至80年代初，在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关于汉唐都城考古的综合研究全面展开，学者们发表论著，探讨了相关都城的平面布局形制。80年代前后，新发现层出不穷，推动了汉唐都城考古学的发展。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这一方面的论著数量大增，一方面继续研究都城的布局形制和不同时代都城形制布局的比较，尤其是对于后者的研究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形态变化导致都城布局形制的不同，探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阶段性。90年代至今，汉唐都城考古研究向更纵深发
展，已经不再局限于都城布局形制的探讨和对比，而是结合宫殿、苑囿、礼制建筑、里坊和手工业作坊的田野考古材料，深化了都城不同内容的建筑遗址研究与对比。
今后的趋势：加强诸侯王国都城的考古工作及相关研究，研究各个时期都城布局形制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加强对古代都城市里的研究、加强离宫的研究，及都城性质、功用方面的研究。
第五十二题 汉代帝陵制度对秦制的继承与变化
秦始皇陵园由两重垣墙组成，大小城均平面呈长方形，小城位于大城以内，平面呈狭长回字形。陵墓坐落于内城南半部。汉代陵园制度变大小城相套为两城相邻，陵邑位于陵园的附近，长陵的陵邑与陵园相接，霸陵以后，陵园与陵邑不再相接，而是二者之间有一定距离。
秦始皇陵墓封土呈方形覆斗状，汉代延袭这一做法，东汉帝陵的封土则为圆形。
汉代帝陵的陵园呈方形，帝后多不在一个陵园之内。陵园四面有门阙，有塾。东汉帝陵的陵园四周设置行马，但其所指，后代一直存有争议。
秦始皇陵的寝殿、便殿遗址，位于陵园之内的东北部，汉初长陵的便殿、寝殿亦在陵园之内，之后有所变化，移至陵园墙外面。东汉时期，帝陵的前面设有献殿。
秦始皇陵园内外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大量日用品、车马器、陶俑等，汉代延袭这一做法。另外，在帝陵附近设置大量陪葬墓的制度，也为汉代所继承。汉代帝陵的陪葬墓一般设于陵墓的东部和北部，
陵庙，长陵的陵庙一开始在长安城内，从阳陵开始，在陵园旁建陵庙。推测秦代的陵庙亦应在都城之内。
陵墓形制，除文帝霸陵“凿山为藏”外，其余均为竖穴土坑，地面有高大的坟丘，形制为黄肠题凑，坟丘坐东朝西，呈覆斗状，东阙外有很长的神道等。
第五十三题 汉魏洛阳城的历史沿革
汉魏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约15公里处，西周时筑成周于此，战国称雒阳，两汉因之，曹魏改称洛阳。遗址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所在。始建于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废弃于隋代大业元年（605年）。
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始于1954年，阎文儒进行调查。196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究明了城的平面形状与规模、城门和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发现了北魏宫城的主要遗迹。主要发掘成果包括城南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遗址，阊阖门遗址，永宁寺遗址以及金镛城遗址，发表了大量的发掘报告及研究文章。
东汉时修建北宫。曹魏时进行了重建，增修了一些宫苑设施，其中著名的是在洛阳城的西北修建了金镛城。南北1080米，东西250米，分为三部分，各有门道相通。北魏时代，在西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外新开承明门，使城门增为13个。废除了东汉以来的南北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宫城位于洛阳城北部略为偏西，平面长方形，四面有城墙，东西660米，南北1400米。正门为阊阖门，正殿太极殿东西约100米，南北约60米，位于宫城前部，与阊阖门对直。阊阖门和建春门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是朝会之所，北半部为寝宫所在。中东门大街为全城的分界线，北部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苑囿，南部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宅邸。阊阖门至宣阳门之间铜驼街成为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永宁寺在街的西侧。
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修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划分为320个方形的坊，坊内有市。 曹魏和西晋重建辟雍，北魏修辟雍未完成。西晋和北魏都重建明堂，曹魏和西晋沿用汉灵台，北魏废弃。魏文帝黄初五年(222年），重建太学，正始中又立石经。西晋时，立太学，又立国子学。
第五十四题 魏洛阳阊阖门遗址
北魏洛阳宫城的南门，位于洛阳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北端，北面正对北魏的皇宫太极殿，南面正对宣阳门。2001年至2003年发掘。
城门一门三道，为一座大型殿堂式门楼。夯土基址东西44.5米，南北24.4米，北壁外有包砖，外抹白灰，南壁未见包砖，直接抹白灰皮。城门由墩台、隔墙、门道、漫道和东西阙、门前广场等组成。墩台位于城门的东西两端，各南北19.6米，东西6.8米。东西墩台内北部各有一个楼梯间。隔墙位于东、西墩台之间，有东隔墙和西隔墙，南北长8.8米，东西宽6.8米。门道位于墩台和东、西隔墙之间，宽4.8米。城门的门道及隔墙、墩台上有规整的柱网，现存40个柱础坑，东西8排，南北5列，根据柱网分析，门楼面阔七间，进深4间，门道进深8.8米，前、后分别为前庭和后庭。三个门道的南北各连接一条漫道，东、西墩台内楼梯间的门道也各有一个漫道。漫道的东西两壁均有包砖。门楼的南侧，左右为东阙
和西阙。均呈曲尺形，东西约37米，南北约37米，为子母阙。两阙之间东西41米，南北37米的范围，为一广场。双阙基础内还发现了一些房址及方坑，门楼的左右两侧，还分布着一些庭院。门楼通过夯土墙与双阙相连，双阙左右分别与宫城的南墙相接。该城门应为曹魏时的北宫阊阖门，北魏在此基础上重修，北魏以后又经过多次重修。
第五十五题 三国两晋南北朝一个都城为例试分析时代特征与意
义。
邺城分为邺南城和邺北城两部分。邺北城为曹魏、后赵、冉魏时的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2400—2620米，南北宽约1700米。东、南城墙各发现门址一处。东城门为建春门，门道宽约22米，建春门至金明门一条大道，将邺北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主要建筑宫城、衙署、铜爵园等，南部分布一般官署和里坊。宫城内有以文昌殿为核心的外朝，文昌殿、端
门、止车门、正南城门中阳门在一条直线上，已经具备邺北城中轴线的意义。外朝位于文昌殿以东，以听政殿为核心。主要衙署位于内朝之南。邺北城西墙偏北有三座大型高台建筑，即有名的三台：铜雀台、冰井台和金虎台。邺北城西北部建有铜爵园，城外建有玄武园，城内有完备的给排水系统。
邺南城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2800米，南北约3460米，东、南、西三面城墙为新筑，北垣借用北城之南垣。南城城门十一座，朱明门为其正门。
宫城位于中部偏北，面积不到全城面积的十分之一。止车门北至阊阖门的上清观具有外朝的性质，太极殿是其正殿，属中朝，太极殿后的昭阳殿为内朝。昭阳殿后为五楼门，五楼门内即为后宫。宫城北至北墙的区域是禁苑。城内道中通达整齐，由道路网划分出方格里坊。
宫城以南的里坊分布有官署、贵族官吏府第和太庙等。全城基本呈对称格局。城内分布有大量佛寺，最多时有四千所。邺城之西有著名的响堂山石石窟，邺城后为园林，北齐时达到鼎盛。
特点： 中轴线，单一宫城，位于城内偏北，出现里坊制，宫城附近官署集中，出现皇城的雏形，城内佛寺众多。
第五十六题 北朝帝陵的发现及形制特点
北魏方山永固陵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镇川乡寺儿梁山（古称方山）南部，是一处以北魏文成帝广明皇后冯氏的陵墓—永固陵为主的大型陵园遗址。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包括永固陵及陵庙“永固堂”、孝文帝虚宫“万年堂”、陵园门阙基址、“思远浮屠”遗址、灵泉宫池遗址以及登山的御道等遗迹。始建于北魏太和五年（481年）。1976年进行了发掘与勘探。资料显示，地表有高大封土，两现高22.8米，坟丘前有环绕回廊的方形佛塔基址和平面长方形的建筑基址。地下部颁由墓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全长23.5米。其主室四壁稍向外弧，顶为四角攒角式，顶心嵌有雕莲花纹图案的白砂石。过道前后的石门框上，有莲瓣、朱雀、和赤足童子浮雕，为北魏石雕精品。墓内残存有石俑、铁矛、铜籫、玻璃杯等随葬物品。
北魏宣武帝景陵位于洛阳古墓博物馆西院。考古发掘表明，景陵封土呈圆形，直径110米，现高24米。地宫坐北朝南，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组成，全长56米。墓室平布近方形，棺床置于墓室西侧，由15块方形大青石组成。出土的随葬品有青瓷盘口龙柄壶，陶砚、石物帐座、残石灯等，已经突破了北魏陵制规定的不设明器、不置素帐和瓷瓦之物的限制。
东魏北齐的陵墓分布在河北省瓷县城南和西南，累计发现123座。有学者根据出土墓志、墓碑，结合唐永微五年普查资料和文献记载，推测磁县东魏北齐陵墓区中，墓群西南是以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陵为中心的元氏陵墓兆域；墓群东部和北部，是以北齐神武帝高欢义平陵为中心的高氏陵墓兆域。目前可以确定的有：位于大冢营村西的北齐神武帝高欢义平陵，位于刘庄东的高欢之孙高肃墓，位于东小屋村东北的东魏义阳王元景植墓。经发掘确认的有
1975年发掘的北齐文昭王高润墓，1979年发掘的东魏茹茹公主墓，1987—1989年发掘的湾漳大墓，等等。
湾漳大墓位于河北省磁县县城西南2.5公里处湾漳村，推测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1987年进行了发掘，是研究北朝陵寝制度的重要资料。
该墓地面原有圆形坟丘，南边立一高约3米的石人。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52米。墓道全长37米，为斜坡式墓道。甬道为直壁券顶砖砌结构，地面铺方形青石。墓室平面方形，略有弧度，东西7.56米，南北7.4米，四角攒尖结构，墓底铺方形青石。墓室西部有石质须弥座棺床，上置一棺一椁。墓中保存大量壁画和路面彩画，是迄今北朝画迹的最重大发现。墓道两壁分别绘以青龙、白虎为引导的仪仗队列，上方有神兽、灵鸟、云气、莲花。墓道的地面，绘仰莲纹地毯。甬道券门上方绘一朱雀，两侧分绘兽首人身像与羽兔。墓室顶部是星象图；墓壁分3栏，上栏分格绘动物，中栏绘瑞兽灵鸟，下栏绘人物。该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土陶俑1600余件，以及若干青瓷器。其中两件高达1.42米的大型门吏俑，在北朝墓中为初次发现。
第五十七题 南朝帝陵的考古发现
六朝陵墓分布在南京、丹阳、江宁、句容四个地区，共有32处。其中在南京有17处。 六朝陵墓多坐北朝南，一般背倚山峰，面临平原，大型墓坑山开凿，加铺多层地砖后再砌墓室，墓室砌好后再填土封实。据考古资料，六朝墓葬尽为砖室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墓门均为石砌，门额呈半圆形，拱上浮雕人字拱。帝后一级的陵墓用两进门，王侯一级的用一进门。二是墓前均有长长的排水沟。沟的一端起自墓内墓室底部，在墓室铺地砖上砌阴井口以泄墓内积水；一端直达墓前低洼之地或水塘内。墓室壁面使用花纹砖和拼镶砖。此外，六朝陵墓往往具有气势雄伟、两翼宽长的封门墙，其后又有挡土墙。墓室营造以后，再在墓前营建享堂和石刻。
六朝陵墓以其陵墓石刻精美而闻名，包括麒麟、天禄、辟邪、石柱、碑刻等。六朝陵墓保存最好的当属安成王萧秀墓，在南京东北郊甘家巷小学内，有神石辟邪二、石柱一、石柱础一、石碑三、碑座二。神道碑有三通，碑文为南朝书法家贝义渊书写，颇具价值。宋刘裕初宁陵石刻在南京麒麟门外的麒麟镇，陵前现存双翼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长高各3米，造型稳健庄重，与汉代石刻的风格相近似，是南朝最早的石刻。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石刻在江宁区高桥门外上坊乡的石马冲，今存天禄、麒麟各一，二兽均有翼无角，张口垂舌，须拂胸际，纹饰简练，造型朴实。陈倩永宁陵石刻在南京栖霞区甘家巷东南、北象山下的狮子冲，陵墓前有天禄、麒麟二石兽，东西相对。东边天禄颈及腰部曾断裂，现已修复。西边的麒麟比较完整，独角双翼，环目张口，舌尖上翘，须髯下垂，双翼刻鳞纹遍体饰卷毛纹。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坐落于东北郊仙鹤门外张库村，现存石辟邪二，龟趺二、碑、石柱二，东西对立。辟邪双翼圆转，肌丰骨劲，神态生动。萧谵墓石刻在南京东北郊甘家巷西，墓前保存有厂辟邪二、龟跌一，石碑一，其中东辟邪腹下还有一小辟邪，造型生动。梁建安侯萧正立墓位于南京江宁区淳化镇刘家边村农田中，墓前现存石辟邪和神道石柱各二。六朝陵墓石刻形象生动，气势宏伟，棱形石柱和带翼石兽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希腊、波斯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珍品。
第五十八题 平城地区北魏墓葬。
平城地区（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北魏墓葬，可以分为帝陵、大中型墓和小型墓三类： 帝陵以方山永固陵为代表。坟丘呈圆形，建于长方形台基上，墓为南向单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组成，后甬道内设两道石门，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略向外凸弧，四角攒尖顶。墓前有长方形建筑遗址。基址前200米处，还有带回廊的方形塔基
遗址一处。
大中型墓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三种。
双室砖墓2座，即司马金龙墓和湖东1号墓，都位于大同市东南郊。均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构成，前室、后室平面均呈弧边方形，顶为四角攒尖形。
单室砖墓数量较多，带有一条长斜坡墓道，部分设过洞和天井，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或接近方形，顶为四角攒尖形，有的带有一个侧室。墓室口用砖封堵。部分墓室内设有砖棺床，葬具为木棺，也有不用木棺而将墓主直接放于尸床的做法，多使用一种石灰枕。
单室土洞墓数量最多，约有数百座。墓道多为斜坡式，个别设有过洞和天井。墓室的平面形状有三种，即梯形、刀形和方形。个别设有壁龛。墓室口一般用木板、土坯或生土块封堵。一般用木棺，有的木棺尚存彩画，个别墓棺外有椁。常见使用白灰枕或土灰枕。单人葬最多，也有双棺双人合葬和单棺双人合葬。一般随葬少量陶器、漆器等，有的墓发现兽骨。个别墓出土器物较为丰富，有银器、银饰、铜器、铜饰、玻璃器等。
中小型墓主要发现于大同南郊和东郊，约有数十座。均为平面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2米余，宽不足一米。多用木棺。随葬品为少量陶器，有的墓发现兽骨。
洛阳时期北魏墓葬
帝陵以孝文帝长陵和宣武帝景陵为代表。外有陵园，内建陵墓，在陵墓之南沿墓道延长线的两侧布置石像形成神道，其他寝庙类建筑位于陵墓的东南。陵墓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呈圆形。新出现了神道及石像，陵墓四周有垣墙围护。墓葬结构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道南向，墓葬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方形，四壁略向外凸，四角攒尖顶。
墓葬形制单一，均为单室墓，不见双室墓。墓室有土洞和砖室两种，大约各占一半。墓道有斜坡和竖井两种，以斜坡墓道居多，有的墓道带有天井和过洞，多为一井一洞，也有二井二洞。
单室砖墓约有10座，地面上有圆形坟丘，大同的元淑墓坟丘底部平面长方形。墓道均南向，除2座为竖井式外，均为斜坡式，均不带过洞和天井。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少数呈长方形，四壁略外弧，四角攒尖顶（穹窿顶）。有的墓室内绘有壁画。有的有假耳室。有的有2个椁室，元淑墓的墓室西侧有砖砌棺床。棺木清楚的有单棺葬和双棺合葬二种。
单室土洞墓地面上均没有保存坟丘。墓道除一座西向外，均南向，除1座为竖井式外，均为斜坡式，有的带过洞和天井。墓室平面多呈方形或接近方形，四壁外弧，四角攒尖顶（穹窿顶），有的墓室呈梯形或内绘有壁画。棺木清楚的多单棺葬，其中2座墓使用石棺，有的带有土棺床。
小型墓主要发现于大同南郊和东郊，约有数十座。均为平面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2米余，宽不足一米。多用木棺。随葬品为少量陶器，有的墓发现兽骨。
第五十九题 南京、丹阳地区南朝墓的考古收获
南京、地区是南朝的王陵区，主要的考古发现有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丹阳胡桥鹤仙坳南朝大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南朝大墓、南京栖霞山甘家巷三座南朝大墓、南京尧化门梁代大墓、南京栖霞山西梁桂阳王肖融墓、南京紫金山东北灵山大墓（陈文帝永宁陵？）、南京幕府山大墓（东晋穆帝永平陵？）等。
从上述墓葬的材料可以对南朝陵墓的特征有一定了解：选择背依山冈、面临平原的地形作为葬地，依山开凿大型墓坑，加铺多层底砖后上砌墓室，墓室砌好后再填土封实。墓室多为带拱券顶甬道的单室，多为穹窿顶，甬道内多设两重石门。墓室平面长方形，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墓室的四壁外凸弧度逐渐增大，到南朝末期已成椭圆形。壁面上逐渐使用花纹砖和嵌砌砖画，这些砖画由多块小砖拼砌而成，内容有四神、狮子、武士、竹林七贤、仪仗等。
墓室内多有排水系统，由墓室内的阴井和排水沟组成，排水沟常常伸出墓室100米以外。墓门常设双层石门，再用砖封堵，其外再加两道砖砌的封门墙。墓前常有天禄、辟邪、石柱、石碑等大型石雕，墓室内置墓志。
第六十题 北周安伽墓（简答题，建议把史君墓、虞弘墓这些
反映文化交流的墓一起看看）
安伽墓 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办事处炕底寨村西北。2000年5～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了发掘。
墓葬坐北朝南，方向180度，墓葬全长35米，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砖砌拱形甬道及砖砌穹隆顶墓室组成。
第1至第4天井东西两壁及过洞、甬道入口上方原绘壁画，但已大部剥落毁坏。图案内容有拄剑武士及莲花等。封门砖墙两重，均为平铺错缝垒砌。石质墓门门额、门楣及门框刻有图案。门扉有凸起的乳钉，门墩上各有一蹲狮，门额半圆形，正面减地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仰覆莲上承圆盘，盘内置薪火，火焰升腾。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飞天下方各有一人身鹰足的祭祀者。画面阴刻部分涂红彩。门楣中部线刻兽头，两侧线刻缠枝葡萄并以贴金连弧纹做兽须。左右门框高线刻缠枝葡萄并饰贴金连弧纹。
墓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3.5、东西宽3.7、顶高3.3米，中部偏北放置一张保存完好的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 石榻由11块青石构成，石屏内面有贴金浅浮雕图案12幅，榻板前、左、右三面有图案画33幅，榻足线刻力士承托图案11幅。内容有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宴饮图、乐舞图、民族友好交往、商旅图及狮、鹰、牛、猪、龙、鸡、象、马、犀牛动物形象。榻腿线刻兽头人身，作承托石榻状。
甬道内出土石墓志一合，上有篆书“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12字。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安伽，字大伽，姑藏（今甘肃武威）昌松人”，曾任“同州（今陕西大荔一带）萨保、大都督”。
史君墓 位于西安未央区大明宫街道办事处井上村东，系夫妇合葬。墓葬坐北向南，形制为长斜坡土洞墓，全长47.26米，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南，共有5个过洞和5个天井，封门墙两重封门，第一层为砖砌，第二层为石封。墓室平面呈横长方形，顶部情况不清，墓葬使用了石门、石椁和石榻。
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内容涉及汉文化、祆教和佛教等内容。石封门由门楣、门框、门扉、门槛、门墩等8块石头组成。门楣和两侧立柱上均浮雕缠枝葡萄、忍冬、伎乐、天王。伎乐头顶带有头光，造型、神态各异，尤其是手持的乐器各不相同，有箜篌、曲颈琵琶、横笛、筚篥、排箫等。门扉均饰彩绘贴金，彩绘大部分现已脱落，仅存飞天和莲花等图案。每扇石门上均有浮雕石泡钉。
墓室中部偏北出土一石椁。石椁坐北朝南，面阔5间，进深3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椽头、瓦当、斗栱、立柱等部位均贴金。石椁墙板四面分别浮雕有天王、宴饮、出行、狩猎等题材的图案。在人物脸部和服饰、动物身上和佩饰、建筑构件以及山水树木等部位施有彩绘或贴金。雕刻内容与风格带有十分明显的异域特色。
墓葬壁画十分简单，画工在原生土壁上涂一层很薄的白灰浆后，直接作画。而且壁画面积有限，分布于过洞上方和墓道、天井靠过洞两侧、甬道和墓室周壁，每幅画均有分栏，最大幅面为1.7×0.88米。由于壁画保存情况较差，所绘内容多已不清。
墓室淤土中，还发现一长方形石刻残块，上面分别有汉文和粟特文文字。从汉文部分可释读出墓主姓史，为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及其妻康氏分别为史国和康国人。
虞弘墓 位于太原市南郊王郭村，是一座墓顶已被破坏的砖室墓。199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迅速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此墓坐北朝南，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葬具仅存一汉白玉石椁。石椁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椁壁和坡面顶三部分组成，椁座下四周各垫两狮头，椁内外有两具人骨，经鉴定属一男一女，根据墓志该墓为一座夫妻合葬墓。
出土随葬品除石椁外，还有墓志、瓷碗残片、汉白玉人物俑、八棱彩绘雕刻柱、莲花座、铜币等共计80佘件。人物俑有侍从俑、伎乐俑和拄剑俑三种类型，人物形象分胡人和汉人两种。汉白玉石俑通体施褐彩，再加衣纹彩绘。石俑下部雕出榫头，立于汉白玉莲花座上。墓葬中一个持壶男侍俑，整齐浓密的齐耳短发、深目高鼻，身穿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带上系挎佩刀、小鰭等七件物事。这种装束，可以说是唐代蹀躞七事制度的滥觞。
虞弘墓最具重大意义的考古发现，是描述中西亚波斯粟特人文化生活的汉白玉浮雕彩绘图像。石椁除椁顶外，椁壁、椁座均有浮雕，并施以彩绘和描金。浮雕彩绘内容由50多个单体图像组合而成，内容丰富多彩。有宴饮、乐舞、狩猎等。图中人物形象均为高鼻、深目、黑发、浓须。图案中的系带鸟、鱼尾翼马和葡萄叶蔓纹饰，胡腾舞和袄教拜火祭坛，充满了异国风情而且生动鲜活，让人感受到浓烈的中亚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气息。
第六十一题 从磁县湾漳墓的发现谈北朝墓陶俑的排列
河北磁县湾漳墓的随葬品以陶俑为主，由于墓葬被盗掘，除两件大陶俑出自石墓门两侧外，多数原来的位置不清楚。陶俑的种类较多，包括镇墓武士俑、甲骑具装俑、甲装侍卫骑俑、大文吏俑、侍卫俑、内甲侍卫俑、两裆铠侍卫俑、箭箙侍卫俑、仪仗侍卫俑、鼓乐俑、文吏俑、风帽俑、笼冠立俑、舞蹈俑、侍仆俑、跪跽俑、陶镇墓兽，还有马、牛、羊、骆驼、猪、狗、鸡等家畜，车、钟、磬、厕、仓、灶、井等模型明器。使我们对北朝时期墓葬陶俑的组合及排列有了一定了解。
北朝时期的俑群的组合大致可分3组：一组是镇墓俑，包括两个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和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状的镇墓俑；一组是出行仪仗，包括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背负箭的士兵，以及鞍马、牛车、驴和骆驼等；一组是家内奴仆，包括持物或不持物的男仆女婢，歌舞和乐队，还有庖厨中蹲踞操作的女婢以及井、碓、磨、灶等模型。
第六十二题 简述隋唐两京遗址发现的宗教遗址。
青龙寺遗址 青龙寺遗址位于今西安市东南部铁炉庙村以北的乐游原上。1963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后确定。1973年至1980年多次调查和发掘。揭露出西部两个院落，包括山门、佛殿、回廊、配房、门址等遗存。
西明寺遗址 位于碑林区白庙村南侧，1985年和199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出西明寺最东部的三进庭院和延康坊十字街的南街和西明寺的东院墙，出土钱币、瓦当、石像、“西明寺石茶碾”等珍贵文物。
唐温国寺 1982年底，在西北大学宾馆及餐厅所在地出土了长砖、方砖、莲花纹瓦当、铜钱、石经幢残片等，后来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确认为唐代的温国寺，后改崇圣寺。
白马寺 位于洛阳寺东12公里，始建于东汉年间，延用至今。
奉先寺 位于洛阳市龙门西山南麓，魏湾村北，1979年至2000年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奉先寺的殿址和水道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佛教造像和铜钱等遗物。
三清殿遗址
第六十三题 画出隋唐长安城示意图，简述其平面布局
唐长安城在隋代称大兴城，建于隋初开皇二年。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唐长安城由郭城和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 8651.7米，南北9721米，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东面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南面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面为延平门、金光门、开远门。除建春门外，均为三个门道。城墙夯筑，外侧有城壕，城内有龙首渠、清明渠和永安渠。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街道两侧有排水沟，城内共108个里坊，各坊除民居外，还置有寺观。郭城东南有芙蓉池。城内有二市，东市和西市，各占有两坊之地。
宫城位于全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四面夯筑城墙，南壁正中承天门，北壁中部偏西为玄武门。宫城内部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部为太子居住的东宫，西部为后宫掖庭宫。宫城以北为西内苑，是皇帝游猎娱乐的场所。
皇城在宫城以南，宽与宫城相等。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街道五条，其内分布着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皇城正门叫朱雀门，与北面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又向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正门明德门相通，形成了唐长安城的中轴线。
唐太宗时，在宫城东北修建了大明宫，唐高宗时加以扩建，城为重要的宫城。唐玄宗时，又在兴庆坊修建了兴庆宫。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构成唐代著名的三大内。
第六十四题 谈谈你对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认识
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总长度近60米，斜坡墓道是一条长39.5米。墓室由前
室、后室和四个侧室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多件带有“魏武王”字样的铭文及铭牌。
从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来看，带有东汉晚期的特征，其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从墓葬形制来看，应为东汉晚期王侯一级的墓葬。
从出土的“魏武王”铭文来看，墓主的身份应与东汉魏武王曹操有关的重要人物，目前多数专家认为其为曹操本人，但也有一些专家质疑这一观点。我认为应该慎重。
第六十五题 论述汉唐都城之宫城的发展演变。
西汉初年，刘邦始都长安，先改建秦离官兴乐宫为长乐宫”。继之又建未央官、北宫，并以未央宫为皇宫。北宫因在未央宫之北而得名”。此外还有用于后纪使用的桂宫、明光官，在汉长安城西邻营筑了“度比米央”的官城——建章官，达实际是一座特定时期的皇宫”*在都城远郊甘泉山下．建筑了专用于避暑的官城——甘泉宫”。西汉一代，都城长安有正式皇宫、临时皇宫、阶段性皇宫、避暑皇宫和后纪使用的官城，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宫城与“亚宫城”群：这一制度既是前代的集大成，又对后代产生深远而重要影响。
东汉摊阳城的南宫、北宫早已有之，刘邦即帝位把水之阳后，曾“置酒洛阳南宫”。南宫是相对北官而言的，当时应该已有北宫；光武帝刘秀定都能阳后，起南宫前殿——祟德殿，以南宫为皇宫。汉明帝时始以北官为皇宫，东汉中晚期，都城洛阳的政治中心已从南宫向北宫逐渐转移。东汉一代，都城洛阳还是存在着宫城与“亚宫城”，不过二者前后地位有着不同，南宫从官城变成“亚宫城”，北宫从“亚宫城”变成官城。从西汉的宫城与多“亚宫城”制向汉魏的双宫城、单宫城制的发展，是皇权加强的反映，说明了外戚势力的下降。
都城的单一宫城制，大概始于曹魏郊城和北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宫城在初唐时作为皇宫使用，高宗以后唐代大多数皇帝以大明官为皇宫，唐玄宗时曾一度将兴庆宫作为皇宫。店代以后，多官城制不复出现*当然，避暑性的宫城修筑，自汉长安城远郊的甘泉宫，历经唐长安城远郊九成官(陷仁寿宫)、玉华官、翠微宫，到近郊华清官，晚至清代距北京城较近的承德避暑山庄．这些避暑官城大多具有官城的基本布局形制，个别则离宫特性较为突出。伴随着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及以后历代都城中出现了内城(或皇城)，这应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第六十六题 概述汉唐都城中轴线的产生、成熟及其意义。
西汉时期的都城已形成中轴线布局乃是事实。从汉长安城的总体布局看，由横门至西安门的南北大道为其中轴线，作为宫城的未央宫位居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贯穿未央宫的北宫门和南宫门。出北宫门连接横门大街，其东为“北阙甲第”和北宫，西为桂宫，再北的东市和西市分列横门大街的东西两侧。出南宫门至西安门，出西安门，宗庙在其左，社稷居其右。汉长安城的中轴线不在城的居中位置，而是偏处于城的西半部，不但偏离城的居中位置，而且还稍偏离作为规划基点的未央宫正殿──前殿，而从前殿东侧穿过。这些现象说明，除上面说的受到制约而不得不迁就的原因外，也反映出当时的都城规划在这些方面并不是那么刻意地追求，尚有战国以来“城郭不必中规矩”(30)的遗风，而未形成如后世都城那样中轴线必居中且以宫城正殿为基点规划的建制。
东汉洛阳城南宫位于城南部中偏东，北宫位于城北部中偏西，两宫南北不直对而略有错位，其间以复道连接。南城墙中部偏东的平城门被称为“正阳之门”，认为是“门之最尊者也”(33)。平城门内有大街直通南宫，经南宫再过复道进北宫。据此，平城门大街即东汉洛阳城的中轴线所在。出平城门，明堂、辟雍和太学在其左，灵台居其右（图一三）。不难看出，东汉洛阳城的中轴线亦不在城的居中位置。而且，平城门大街经南宫过复道进北宫，这条路线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而有学者称其为不成熟的中轴线(34)。
隋大兴唐长安城分为外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宫城中部为太极宫，正殿太极殿位于宫殿区南部正中，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宫城的中轴线。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与宫城相接，中隔横街而无北墙，为中央衙署所在地。皇城南面正中的正门朱雀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门。明德门为外郭城南面正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通向明德门的南北大街──朱雀街是最宽的街，达150—155米，为全城的中轴线。以朱雀大街为轴线，东西两市分列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相对。城内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纵横交错划分的110个坊东西对称，形成极规整的棋盘式中轴线对称布局（图一七）。隋大兴唐长安城极其严整的中轴对称布局，为后代都城布局的规划树立了典范。
第六十七题 唐大明宫含元殿发掘过程及收获
1959至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马得志马得志主持，取得很大成就，基本上搞清了殿址和栖凤阁、翔鸾阁的形制。当时仅揭露了殿址及两阁，其他地方采用钻探和开探沟的方法加以考察。古建筑学家们以此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其中以傅熹年和杨鸿勋的复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确立了合作保护含元殿遗址的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95年至1996年，采用大面积揭露的方法，发掘面积达27000平方米。再次发掘的结果对含元殿的柱网布置、大台形制、龙尾道位置、建殿时的砖瓦窑遗址、殿前广场、含元殿及朝堂的相对位置等问题建立了新的认识，也为保护议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可靠而详实的资料。
考古结果表明含元殿遗址是一级建筑群，包括殿堂、两阁、飞廊、大台、殿前广场和龙尾道。整个建筑群主次分明，层次丰富。最主要的是殿堂，位于中心最高处，三层大台之上，高出殿前广场10余米，主殿台基东西76.8米，南北43米，柱网清楚，面阔十一间，周国有回廊。东南和西南有栖凤、翔鸾二阁，他们和主殿之间有飞廊相连。台基前面为殿前广场，龙尾道位于主殿南面东西两侧。
第六十八题 大明宫遗址的考古收获
大明宫位于唐长安城宫城的东北，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时修建，原名永安宫，后改名大明宫。唐高宗时加以扩建，并移至此处听政，成为长安城内的政治中心，直至唐朝灭亡。
大明宫布局：大明宫遗址平面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面积3.2平方公里。除城门附近及拐角处内外砌砖外，其余均为夯土城墙。东、西、北三面都有与宫墙平行的夹城。宫城共11个城门，南面5个城门，以丹凤门为正门，有5个门道。北面3门，东面1门，西面2门。大明宫南部有3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丹凤门北有龙首渠。往北正中是含元殿，此为大明宫的主殿，殿前有栖凤、翔鸾二阁，阁前有左右龙尾道。含元殿前，东西还有左、右朝堂。大明宫北部中央为太液池，池南为宣政殿、紫辰殿。含元殿、宣政殿、紫辰殿位于一条线上，是大明宫的中轴线。太液池周围分布数十座宫殿建筑，著名的有三清殿、清思殿、麟德殿、望仙台、延英殿等。大明宫东南部，为东内苑遗址（图）。
1957年至1961年底，基本判明了大明宫遗址的宫城范围、城门位置以及主要宫殿和池渠的分布情况，发掘了麟德殿、玄武门、重玄门、含元殿等重要遗址，绘制了大明宫遗址实测图。
① 20世纪80至90年代，调查和发掘了三清殿、清思殿、东朝堂、翰林院、含耀门等遗址，丰富了对大明宫内部建筑布局和具体遗址的认识。
② 1995年至1996年，对含元殿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和全面揭露，对龙尾道、殿址建筑方式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含元殿遗址东北部夯土下发现了21座唐代的砖瓦窑址，其产品用于含元殿遗址的修建。
③ 2001年至2005年，对太液池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大面积发掘，弄清了池岸结构、进出水道、人造景观、池边建筑和排水设施等有关问题，出土了包括砖瓦、石雕构件、陶瓷器、金属器饰在内的大批遗物。
④ 2005年至2006年，进行了丹
凤门遗址和御道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揭露出具有五个门道和对称长马道的丹凤门遗址，在含元殿前发现新的渠道、桥梁以及步行砖道和车道等遗迹，使人们对大明宫前朝部分的建筑布局有了新的认识
第六十九题 简述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的考古发现
1998年至2004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财团法人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中日联合考古队，对太液池遗址作了钻探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
① 搞清了太液池遗址的范围，遗址分为东、西两池，西池较大，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484米，南北310米，面积14万平方米；东池较小，略呈圆形，东西220米，南北150米，面积3.3万平方米。
② 对池岸的结构有了了解。东、南岸系用池底的淤泥夯打而成，沿面底部有护岸木挡板，外侧有立柱，有的转角部位有砖砌的挡墙。西岸北段为夯土岸，底部铺一层碎砖瓦，外侧有护岸木柱。北岸中西段为自然的夯土岸。
③ 在池的东南岸、南岸和西岸发现了与池岸基本平行的道路遗迹，上有车辙痕迹。特别是西岸发现了宽15—25米的大道。
④ 发现了一批建筑遗址，包括南岸发现的一处殿址，坐北朝南，东西32米，南北23米，基高1.5米，北面有双阶。可能是唐代的含凉殿遗址。2002年，在西岸清理处廊院建筑2间，均呈东北—西南走向，单开间。2004年春，又揭露出一处大型廊院建筑的局部，面积达4000平方米多。 2003年在太液池东南岸湖边发现3排走向与池岸一致，间距3.6米的柱洞221个。可能是一处木构杆栏式水榭遗址。 2003年春，在太液池北岸及其南侧新发现的岛屿之间，发现一条平面略呈折角双翼形的大沟，沟底发现一处由15个空间组成的一
组较完整的杆栏式建筑基址。另外在池的西岸还清理出3座房屋建筑基址。
⑤ 人造景观遗址的发现。在池的北部新发现一座岛屿，加上已经发现的蓬莱岛，太液池三岛目前已见其二。除人工岛屿外，在东南岸和南岸还揭露出人造景观二处。前者由砖渣路、水井以及人工堆垒的景石组成，后者包括夯土路、砖砌小水池、人工叠石、卵石铺底浅槽、亭基石础、平桥、假山石群等组成。
⑥ 另外，太液池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给、排水设施。如水井、大小排水沟等。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产各种器物。
第七十题 唐代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壁画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永泰公主墓、李寿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等。
唐代壁画墓的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一般有墓道、甬道、过洞和墓室，壁画分绘于各个部位。主要内容有：
1. 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于表示方位和辟邪，多绘于墓道的东西壁和墓室的南北壁。
2. 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仅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多位于墓道东西壁。
3. 列戟图，唐代官吏的门第前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列戟的多少和官品高低有关，多见于甬道和过洞中。
4. 建筑图，与墓主人生前宅第有关，绘于墓门旁和甬道、过洞两壁。
5. 内侍图，主要是贵妇、宫官、侍女，也有男性侍者和官吏，反映贵族日常生活，根据墓主人地位不同，内容有别，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
6. 游猎图，绘于墓道壁面。 7. 星象图，绘于墓室顶部。
此外，还有经营庄园的场面、打球图、客使图、乐舞图和树下人物图。随着时代的变化，壁画内容、布局、构图、艺术特征和绘画技法有所变化。
高祖、太宗时期，凡日常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四神、农牧、马厩、仓禀、寺院道观题材，多源于十六国迄北朝墓葬壁画。布局有的采用上下分栏的作法。壁画人物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出现影作木结构，在过洞、甬道及墓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即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如同宅院。人物各自独立，大多无背景。造型略显丰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开元时期，影作木结构继续存在，壁画的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一些墓道的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壁画人物多成群出现，构图错落有致，相互呼应，突出情节和趣味。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描绘技巧娴熟，线条流畅。人物造型准确，衣纹复杂多变。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末，因为墓葬形制变化，长斜坡墓道少见，壁画大都出现在墓室内，题材多为四神、男女侍者，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唐安公主墓出现花鸟画。有墓道的墓，墓道只绘青龙、白虎，仪卫的内容不见，影作木结构已经淘汰。西安地区流行折式屏风画，突出云、鹤的题材。人物形体臃肿，描绘草率，艺术水平较低。
其他各地的壁画都是传自长安地区，并作改进，形成了各自的物色。长安以外的壁画以山西发现最多，南方也有发现。
第七十一题 关中地区唐墓的类型、分期
关中地区的唐代墓葬，多为整齐划一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基本结构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墓门、甬道、墓室组成。根据墓葬平面形状、尺寸、墓内设施、随葬品数量的差异，可以分为双室砖墓、单室方形或长方形土洞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方形土洞墓、刀形土洞墓等不同的形制。
时代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高祖、太宗时期。贵族官僚墓均为方形砖室墓或土洞墓，有天井、小龛，随葬陶俑，其中有骑马俑。庶人墓多是长方形土洞墓，一般没有天井、小龛，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仅有个别墓有少量陶俑。
第二期：高宗至玄宗时期：贵族官僚墓流行双室砖墓和单室砖墓及单室土洞墓，天井及小龛的数量及设施的差异与地位有关。中小型墓有单室方形土洞墓，还有单室长方形土洞墓及刀形墓。小龛少见，无石墓门，随葬品有陶俑。庶人墓随葬品数量少，无陶俑。
第三期：安史之知己乱时期。长斜坡墓道减少，竖井与斜坡相结合及竖井墓道增多。随葬品中仪仗俑、骑马俑少见，侍俑特别是女侍俑较多，骆驼、房屋、假山、水池、亭子、钱柜等出现。俑类总体减少。
第四期：宪宗至唐末。斜坡墓道的墓很少，多是竖井与斜坡相结合或竖井墓道的墓，有的墓小龛出现在甬道或墓室，放置十二时俑。墓葬规模、形制、建筑质料不用来表明官口大小及无官品的庶人。陶俑罕见。
第七十二题 列举两处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2008·汉唐·简
答）
1973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1000多件，其中容器近300件，走过以往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的总和。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窖藏金银器956件。 1987年，法门寺地宫遗址发现大量金银器。
第七十三题 隋唐时期中亚、西域文化因素的考古发现
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不仅同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频繁往来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同广大的中亚、西亚地区保持联系，通过海上贸易，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各国也有贸易往来。多年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这方面的联系。
隋唐的都城制度对日本的都城建设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日本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等，其平面布局模仿了隋唐京城设计的布局特点。众多的隋唐商品运往日本，日本的奈良三彩，就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艺烧成的。
中国产的瓷器和铜镜、唐三彩等，在中亚、西亚、东南亚乃至非洲等地都有出土。 中国境内的考古，也发现了同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发现。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不少带有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花纹式样。
唐三彩中多有骆驼及胡人的形象，显示了当时中外交流的频繁。2007年，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外大道上发现骆驼的蹄印。
大量外国钱币的发现，有、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和日本的“和同开珍”银钱和铜钱，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国内重要交通干道附近多有出土。
萨珊玻璃器的发现，萨珊王朝时期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是在罗马玻璃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洛阳关林和西安何家村唐墓曾经出土过，带有萨珊玻璃器的风格。 波斯彩陶器在中国有出土，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波斯彩陶残片、扬州出土的绿釉陶壶及福州莲花峰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罐，都是从伊朗输入的，而且是通过海路输入的。
第七十四题 唐洛阳城的考古收获
洛阳城是隋唐两代的东都遗址，公元605年，宇文恺主持修建。唐代沿用，增高了外郭城垣，加筑上阳宫（图）。
① 1954年开始，对洛阳隋唐洛阳城进行了多次钻探，基本掌握了城址的范围、形制及平面布局。
② 1965年，复查了该城址，勘察皇城宫城及其所属的圆璧城、曜仪城、东城、含嘉仓城，探测了城内条街道，100余个里坊及3大市场。
③ 1971年，对含嘉仓城进行了全面钻探，同时发掘了一批批仓窖，其中160号窖遗存有满窖炭化粟子。
④ 1981年至1983年，对隋唐城西城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 ⑤ 1990年，在宫城内发掘出土唐哀帝的即位玉册。 ⑥ 1980年和1991年，发掘应天门遗址西阙和东阙。
⑦ 1992年，在东城东南部发掘了一处面积为0平方米的北宋衙署庭园遗址。
⑧ 1992年至1993年，对隋唐东都城外郭城内的履道里进行了发掘，经考证此处为白居易故居所在。
⑨ 2003年1月，在宫城遗址中发现一处瓷器窖藏遗址，出土120多件比较完整的瓷器和数千件瓷器。
⑩ 2003年9月，对南市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查清了南市遗址的布局。2004年9月，正式对南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隋唐洛阳城的布局：洛阳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宫城以北是曜仪城和圆壁城，又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以东有东城，东城以北为含嘉仓城。
外郭城平面略近方形，东西6138―7290米，南北6776－7312米，
城墙夯筑，基址宽15－20米。东、西城墙下有石板砌的下水道。城墙四面共8个门。东、南面各3门，北面2门，西面无门。其中定鼎门、厚载门、建春门、长夏门已经勘探清楚。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中门道宽8米，左右门道各宽7米。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宽窄相间，形成棋盘式格局。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定鼎门大街宽121米。郭城内遍布里坊。城内据记载有103坊，现已探出64坊。坊呈方形，宽500—580米，四面有墙，墙正中辟门，坊内有
十字街。外郭城内还设市，有南市、西市和北市。
宫城位于郭城的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西1400—1710米，南北1270—1275米，宫墙基宽15—16米。宫城南面三门‐‐应天门、明德门、长乐门，北面为玄武门；西面为嘉豫门已经探出。宫城内东南部为东宫，自成一城。宫城北部有陶光园，西北部有九洲池。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布有多处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殿的殿址。宫城的西部，还发现一些小规模的殿址。应天门右侧还发现唐代的砖瓦窑址。
皇城位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其内发现了隋代的子罗仓遗址，是官府衙署集中的区域。近年来，又发掘了应天门遗址、武则天明堂遗址等，使我们对隋唐洛阳城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七十五题 唐代帝陵
唐代共21帝20陵（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乾陵），除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柷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余18座陵墓集中分布在陕西省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县，东西绵延100余公里。几乎与渭水汉九陵成平行一线。 唐代帝陵从太宗昭陵开始，除唐武宗端陵和唐僖宗靖陵外，都构筑在山上，“依山为陵”一陵园的平面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墓室凿在山南的半腰处，高踞陵园北部，为全陵主体建筑，四周筑围墙，分内外两道，内城墙四面设门，南门内修筑献殿。外墙南面有3道门，石刻群（石狮、王宾像、碑石、石人、石马、鸵乌和华表）置于由南而北的第二、三道门之间。第一道门外分布着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此外昭陵因山南地形险阻，在陵北玄武门内修筑1座祭坛，是举行大典的场所，为唐18陵中所仅有。
在各陵的西南都发现有建筑遗迹，文献称之为“陵下宫”（俗称皇城）。可能是当时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的地方。
以宗室、功臣陪葬是唐代皇室埋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陪葬墓的外形，主要有3种：①封土堆呈覆斗形，四周有围墙，南门有1对土阙，陪葬墓的外形，主要有3种：①封上堆呈覆斗形，四周有围墙，南门有1对土阀，阀南立石刻，一般为皇室人物的墓葬，如昭陵的常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乾陵的章怀太子墓、鼓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②圆锥形墓。多为文武大臣，少数为皇族，这种类型数量最多。③象山形墓。仿照汉茂陵卫青、霍去病墓的形制修筑，如昭陵的李靖墓起冢象征铁山、积石山，李绩墓起冢象征阴山、铁山、乌德健山。
唐18陵石刻题材和雕刻手法均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陵墓石刻，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献、昭二陵为唐初所建，制度未定，自乾陵以后，石刻群的组合基本固定，按性质不同，可分狮子、石人、石马和马夫、翼兽和北门六马、“蕃酋”像、华表、碑石、无字碑和述圣记碑六大类。各陵所存碑石约51通，是研究唐代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第七十六题 唐九成宫
九成宫位于宝鸡市麟游县新城区杜水之北的天台山，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竣工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初名 “仁寿宫”。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修复扩建，更名为“九成宫”。
九成宫遗址保存比较完整，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010米，南北约300米，地势西高东低，天台山被包在宫墙之内。7号殿为主殿，夯土台基现高7米。遗址东西69米，南北58米。
37号殿位于宫城的中部偏东，西距7号殿约120米。1988年发现，1990年至1994年进行了发掘。遗址东西42.62米，南北宽31.72米，面宽九间，进深六间。殿基为黄土夯筑，四壁用石材包砌。南壁有三个踏道、大部分石构件雕刻精美。
第七十七题 扬州宋城的考古发现
扬州是隋唐时代南方的重要城址。隋代大运河开通以后，成为全国物质转运的重要中心之一。唐代扬州城包括罗城和子城两部分，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子城位于北部，又叫衙城，是官府衙门集中之地，可以控制罗城。子城在前代呈邗城、楚广陵城、汉吴王濞城、南朝广陵城的基础上修成，城墙周围7000米，城墙现高10米，周围有城壕。城墙为夯土版筑，门阙附近有砌砖。子城四角有角楼，城内有十字街，四面各辟一门。其南门隋代称江都门，唐称中书门，一门三道，中门道宽7米，左右门道宽5米。
罗城位于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4200米，南北3120米。四面有城壕。罗城四周共探出城墙7座，其中南面3座，西面2座，东、北面各1座。据推测，东、西城墙各有4座城门，城门有瓮城设置，南门附近和罗城的北端还有水门两座。罗城内东西向四条大街，南北向三条大街。分别与城门相连。东西向大道之间还有9条东西向小道，道上均有桥，构成棋盘式的里坊布局。
罗城东郊的智禅寺和五台山一带是唐人墓葬区。林庄的唐墓出土一些精美的彩绘陶俑及墓志，可能是唐代达官贵人的墓葬区。
第七十八题 宋开封城
开封古称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北宋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于历代黄河的泛滥，开封城大部分已经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营建外城，北宋扩建，周长至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
据文献记载，开封城分内外三重，即外城、里城和宫城。外城南三门，北四门，东二门，
西三门，共计12个城门。南墙正中为南薰门，与里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宣德门构成全城的中轴线，称御街。中央官署多分布在御街的两侧，有名的大相国寺即即位于大街的东侧。
里城即今开封城的前身，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面积4.49平方公里。南北各三门，东西各二门，共计十门。正南门为朱雀门。宋徽宗时，在里城东北隅仿杭州凤凰山修筑人工山，名万岁
山，后改名艮岳，成为明代景山的楷模。
宫城亦名皇城、大内，周迴五里，位于城北部中央，平面近方形。宫城六门，南面三门，中为宣德门，东、西、北面各一门。正殿为大庆殿，位于宣德门内，据记载“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宫城大致可分南、中、北三区。宣德门至宣佑门之间为前区，以大庆殿为中心，是正朔朝会、册尊号、飨明堂恭谢天地的场所。宣佑门至迎阳门之间为中区，主要建筑为崇政殿和垂拱殿，是皇帝住宿和处理朝政的地方。迎阳门以北为后苑，有崇圣殿、太清楼等，是皇帝游宴的地方。
北宋时期，里坊制度被破坏，坊仅为居住区的名称，城内设置厢，按地段、街道实行管理。里城御道以西多为政府机关所在地，包括尚书省、御史台、开封府都设于此，御道以东为居民区。北宋初年设东市、西市，市坊崩溃后，市场完全沿街道布设。主要繁华街道有州桥南街、东西街等。
开封城是金水河、五丈河、汴河、蔡河交汇之外，航运发达，水源丰富，有许多著名风景区。如城西的金明池、琼林苑、宜春苑和城南的玉津园号称北宋四大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也很兴盛。
第七十九题 宋代帝陵的考古发现
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境内，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北宋9帝，除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死于漠北之外，其余7帝均葬此，加上赵匡胤之父赵宏殷的墓由开封迁此（称永安陵），所以人们称七帝八陵。宋代靖康建炎年间遭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
北宋时由于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皇后单独起陵。宋陵区共有21个后陵，其建制全同帝陵，只是在规模上稍逊，另有宗室及王公大臣陪葬墓100多座，形成庞大的陵墓群，现已发掘了永厚陵祔葬的魏王墓和永熙陵祔葬的李后陵。
北宋帝陵一反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居山面河的传统，它面对嵩山而背依洛水。诸陵地面皆为南高北低，由鹊台到置陵台逐渐斜降，从而把作为中心建筑属于最崇高地位的陵台置于最低处，这是宋陵建筑的一大特点。
北宋的八座皇陵按同一制度建造，布局也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门、华表、石像生、陵台、后陵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或称茔域，四周植荆棘等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台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台居上宫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底边长55米，高约16米，象征帝王的丰业和尊严。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围绕陵台囚周的是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1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1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2、象及驯象人2、瑞禽2、角端2、仗马4及控马官8、虎4、羊4、客使6、武将4、文臣4等，共计60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陵的石刻数目也是整齐划一的，这是宋代帝陵的又一特点。后陵在帝陵之西北，规模仅及帝陵的一半。沿陵台神墙西北角延伸350米处为下宫，是皇帝死后供其灵魂衣食起居的地方。每朝皇帝朝谒先帝诸陵时，在上宫行祭把礼之后，还必须趋步下官，谨拜先帝圣容。
后陵玄室 永熙陵三座后陵中最南的一陵，疑为元德后李氏陵，早年被盗，现可由陵台前盗洞进入玄室，玄室为近园形的多边形，砖砌仿木结构，穹窿顶，顶涂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及星辰。周壁绘建筑、云朵等彩画，可辨认的具体建筑形式有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和鸱尾等，随葬品残存有玉册及80多件青釉、白釉、黑釉瓷器残片，
其中带“官”字的定窑瓷器和越窑龙纹大盘，颇为难得。
第八十题 辽祖陵的考古发现
辽祖陵是辽代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坐落于一个袋形山谷中，四面环山，仅有一个直线距离约80米的山口作为出入口。
从2003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祖陵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有了不少重要发现：
对暴露在地面的石翁仲作了试掘，并在不远处发现了另一个石翁仲，推断它们是神道两侧的石象，据此确立了神道的方位，从而确定了辽祖陵的方位，同时根据“南岭”西侧山脊上的石墙遗迹，将陵区分为主陵区和陪葬陵区。还发现了30处封堵豁口或筑于平缓山脊的石墙，将陵区封闭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调查还发现了三座陪葬墓，清理了一号陪葬墓，由墓道、庭院、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两个耳室组成，墓室呈弧方形，地面铺方砖，后部砖筑棺床，棺床表面有彩绘图案。随葬品有金器、鎏金银器、鎏金铜器等。其时代属于辽代早期。
发掘了龟趺山建筑遗址，在龟趺上发现了用契丹大字和汉文书写的双面碑文，记述辽太祖的功绩。
通过对甲组建筑遗址的发掘，清理了面积近300平方米的殿址和200平方米的房址，主要的功能与祭祀有关。
黑龙门由门道、墩台（隔墙）、陵墙、慢道、涵道和高大的城楼组成。黑龙门一门三道，现仅存中门道和中门道。门道面宽约5米，进深18.6米，东西两侧下铺石地栿，其上有木地栿，木地栿上有卯口，插13或14根排叉柱。门道中部有将军石和门砧石，推测原来有双扇版门，门道中部略高，两侧较低。东门道地面铺平砖，中门道地面铺长方形沟纹砖，西门道已经被破坏，下面有一涵道。门道南
侧有五边形坡状慢道，慢道铺砖均“露龈”，中间铺立砖，护坡铺平砖。门道之间有高大的墩台，城门两侧与陵墙相接，陵墙内外侧包石，中间填夯土和石块。东陵墙的北侧有慢道通到陵墙上，东陵墙上有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城门之上原筑有高大的门楼。根据现存的迹象来看，城门为火烧破坏。
四号建筑位于一号陪葬墓东南侧，平面近方形，边长24米左右，东、南、北三面都有包砖，建筑座西朝东，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地面铺方砖，四面有20个覆盆式柱础石。此建筑当为“献殿”一类。
第八十一题 元大都
的考古收获
大都是元代的都城，包括今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以北部分。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完工。
大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全部夯筑而成，四面辟有城门11座，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组成 。
全城南北长6700米，东西宽7600米，总面积约50多平方公里。
皇城位于外城南部中央，宫城在皇城的偏东部，全城的规划设计，均以传统的建都思想为指导，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制度。城内发现有城门、街道、下涵洞、下水道、居住遗址等遗迹，出土物以瓷器为主。
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大都街道，
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有大道相通。在北京景山公园（延春阁、厚载门遗址）之北发现的御道遗迹，宽达28米。南北向的主干大道之间，均匀地分布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6—7米。大都城内的胡同，以南北相邻的两个城门之间为一区域，内有东西向胡同22条。
元大都城有中心台，即城内东西南北的中心。中心台之中有中心阁，正处于元大都城的中轴线上。中心阁西为齐政楼，即元大都的鼓楼。
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据记载有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棘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北的钟鼓楼一带，大都城内有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的货物及商人交易，大都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都市。
补充：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
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共发现10多处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址。包括河南省的登封王城
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安阳后冈等5处。此外，近年在郑州西山还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山东省的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寿光边线王、五连丹土、滕州薛城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长江上游地区有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和祟州双河。
城子崖城址：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宽约455米、南北最长处540米，面积
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并经多次修筑。城址已发现南北二门，两门之间有道路连接。城内有较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城址始建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碳十四测年的最早数据为距今4500年左右。该城在龙山文化时期曾被长期使用，并可能不问断地进入岳石文化时期。
景阳岗城址：位于山东省阳谷县东南张秋镇景阳岗村周围。平面呈东北一西南向的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150米、宽约300‐400米，总面积38万平方米。城垣南、西、北三面中部有缺口，可能为门址。城内中部有大小两座夯土台基。前者位于城址中部，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城墙一致，面积约9万平方米；后者位于大台基以北，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以上。小台基上发现了属龙山文化时期的出有牛、狗骨架及陶器的灰坑，似属祭祀遗存。在城内4号、5号台地之间的一条灰沟中，发现了一件刻文陶片。
丁公城址：城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侧的高埠上。平面略呈圆角方形，城内部分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10万多平方米。外有壕沟环绕，其年代分别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偏晚、中期、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⑤。城垣以内约30米处还发现了与其平行的另一城垣，外侧也有较深的城壕，时代属龙山文化早期。这一城垣、城壕的结构与外城垣、城壕基本一致⑥，详情尚不得而知。城址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发现有面积较大的房址和陶窑，后者为目前山东龙山文化所罕见。在城内东部一个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刻有多个文字的陶片，尤为引人注目。
安徽固镇垓下城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四周有土垣，平面呈不甚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高出外侧地面2～3米，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墙外有壕沟，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城墙、排房一组、台形基址、陶窑、墓葬、灰坑、沟12条等。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陶寺城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
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
2.早期文字的发现
山东丁公陶文：1991年发现于丁公龙山文化遗址，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陶寺文字：1984年，襄汾陶寺遗址的灰坑出土一件陶制扁壶。扁壶的两面各有一个毛笔书写的红色符号，有专家认为其为文字。
景阳岗陶文：1996年在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中的4号、5号台地之间的一条灰沟中，发现了一件刻文陶片。
龙虬庄陶文：199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高邮龙虬庄遗址进行发掘时，于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上有8个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刻文为两行，左行四个近似甲骨文，右行四个类似动物图形。刻文笔划纤细，技法娴熟，通篇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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