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政治地位升迁中的年资因素_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考察

Journal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No󰀁5󰀁2008SumNo󰀁235

∀明代政治史研究#

明代官员政治地位升迁中的年资因素

∃∃∃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考察

宋长琨

(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摘󰀁要]重视年资,是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考评、铨叙、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尤为显著。在明代徽州156位任职时间可考的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则为0.88。可见,年资的积累,是官员地位升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年资󰀁󰀁[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8)05-0064-07

󰀁󰀁明代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最为成熟的时期之一,关于明代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不过,政治史的研究关注点,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了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对明代官僚政治的总体建构、宏观走向关注过多,而对于不同官员群体的个别分析和个案研究尚嫌不足。明代进士在官场中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构成了官僚集团的主流,他们比其他途径和其他功名的入仕者具有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和更广阔的升迁空间,成为官场中一枝独秀的%清流&。进士既为如此重要的官员群体,而对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点。基于此,笔者选择明代徽州进士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进士的登科年龄、任职时间对其高官机会的影响,研究在传统官僚政治下,年资因素在官员地位升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

一、徽州进士的品秩分布

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从官至极品到不入流品,分布是错落有致的,我们以徽州进士历官的最高品秩(或称秩品、品级)为基准,给徽州进士的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进行分类。关于品秩, 说文!解释说:%秩,积也&;%品,众庶也&。品秩所反

映的是官员的等第和次序。它是%一种秩序和等级的区别,也是不同官吏各自具有的基本等级&[1]532。最高品秩从何而来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最高官职,来推断他们的最高品秩。在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本文所列的官员品秩,是按照 明史∋职官志!中关于不同官职相对应的品秩等级为标准的。有些官员虽然位居相应的官职,可能其品秩

󰀁󰀁[收稿日期]2008-06-01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男,黑龙江青冈人,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履历,尤其他们历官的最高职务,在史书中有非常全面地反映。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只有3人任

职履历未详。在所有记载徽州进士的材料中,关于其履历及官职的记载最为全面,其清晰和翔实程度是其他同级别的行政地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明代徽州进士中,又有至少149人的登科年龄和至少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这也为研究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政治升迁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的考证,见宋长琨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64∋未到或超出了相对应的等级。例如,按照 明史∋职官志!的品秩制度,把所有知县都视为正七品,所有知府都视为正四品,而不考虑个别存在的非正七品知县或非正四品知府的特殊情况。

其二,本文中所说的品秩是指其任职期间的最高官秩。有些进士因其在工作中获罪,或因工作失误而降职,使得他们最终官职与最高官秩不一致。比如永乐二年进士汪彦纯,由监察御史被降新会县教谕[2]卷一二一。这样的情况,按照他的最高官职来对待,即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不是按照教谕对待,作未入品。

其三,本文中进士的官秩是指在明朝政府中所任职务的品级而言。晚明时期,有降清或归顺农民政权者,其所任官职不计入其中,而在南明政权任职者则计入其中。如崇祯十年进士黄澍,在明任监察御史,在清任福建副使[3]卷一五,其最高官秩从明时的御史,而不是清时的副使。又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他在弘光政权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则定其最高官职为侍郎,最高品秩为正二品。

其四,总督、巡抚等督抚高官的品秩界定,需要特别考证和说明。明代官员之督抚地方者,有多种中央官官衔(如尚书、侍郎等),但都要挂上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或都御史的名义,如 明史!中说:%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又说:%其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但我们考察明代徽州进士的时候,并非全如 明史!中所说的,以尚书、侍郎巡抚者,就有兼都御史衔。比如,据 国榷!:隆庆三年,徽州进士殷正茂,晋兵部右侍郎巡抚广西,万历三年又总督两广军务。他所兼的督察院官职是佥都御史[5]卷六七。 道光肇庆府志∋职官志!的记载与 国榷!同。万历五年,殷正茂加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 明史∋殷正茂传!则说:%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国榷!记载亦相同。笔者之意不在纠举 明史!之自相矛盾处,而要说的是,如何给总督、巡抚定官品。就殷正茂的例子来说,一人兼三职,他究竟是几品官呢?隆庆三年,他的官职是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如果按照侍郎则是正三品,如果按佥都御史他是正四品;万历五年,他的官职是尚书兼副都御史,如果按尚书则是正二品,如果按照副都御史则他是正三品。经过对徽州进士之任巡抚者的履历进

[4]卷二二二

[4]卷七三

[4]卷二七七

行详细翻检,我们看到类似的例子很多,总督、巡抚在督察院的官职,往往低于他的原任职务。面对这样的情况,笔者从其原任职务的品秩,而不从其督察院官的品秩。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殷正茂的品秩问题,即他在隆庆三年是侍郎正三品,万历五年升尚书正二品。类似情况也如此解决。

依据上述原则、标准和具体的操作方法,笔者对徽州进士的官职进行了全面考证,并对他们分属的品秩等级作出了划分。每个品秩等级的数量如图1所示。在总共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451名任职情况可考,另外3人任职未详。在451名任职情况可考的进士中,有8人未仕,即不曾担任任何官职,有5人的官职未入品。

图1󰀁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详图

󰀁󰀁在未入品的5人中,有翰林院庶吉士2人,观政进士2人,另有1人从事编纂实录工作。进士观政制度和庶吉士制度是明朝最有特色的官员铨选制度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其基本规制为:%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其观政于诸司,各以所出身禄米,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进侍衙门观政者,为庶吉士,在六部及诸司观政者,仍称进士[6]卷一七二。按理说,观政进士只能是官职的候选者,而非实任官员,但因为进士及第后,即可食%进士八品之禄&,既有工作实习的特征,也有协助官员办理庶务的职责,因而可作为未入品之官员来看。至于翰林庶吉士制度,后来又独立于观政制度而存在,成为进士继续在业务和学业深造的一种形式,更像是一个最高规格的大学,承担着培养%平章军国&之高级官员的使命,%庶吉士始进之时,已

[4]卷七(

群目为储相&。因其不好归入其他类别,亦与观政进士一并放在未入品官员之类。

3个任职未详者,他们是:洪武十八年进士程源,婺源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程,休宁人。崇祯四年进士郑元禧,是寄籍仪真的歙县长龄郑氏中的一员,该家族是明末科举大族,崇祯十六年进

∋65∋[8]卷三二

[7]601

士郑元勋,郑元勋可能是他的弟弟或从弟;同为崇祯十六年进士的郑为虹,是元勋弟元化的儿子,即元勋的从子。 扬州画坊录!卷八记,扬州城西有郑元勋祠,元禧在从祀之列。可见,元禧与元勋、元化关系密切,可能是兄弟或从兄弟关系。

我们再进一步将所有进士的品秩加以归类,使之更加简明化。笔者将三品以上者,称归入高官型,将四至五品归入普通型,将六品以下归入小官型(未入品者亦归入其中),另外,将未任与未详者归入一类。明代徽州进士中,未任及未详者14人,所占比例是3%;其最高官秩为六品以下的小官为155人,所占比例34%;四品至五品的普通官为156人,所占比例是35%,而三品以上高官人数是129人,比例是28%。我们把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确定为0.28。由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中,那3个任职未详者,几乎没有官至三品的可能,所以笔者相信,0.28这个数字是明代徽州进士高官机会的真实反映。接下来,我们就用不同登科年龄和不同任职时间对于明代徽州进士高官机会的影响,来考察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

以与钱茂伟先生的统计数据和结果分析进行比照。在上述149人中,隆庆以前的进士为115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3岁;万历以后的进士有34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1岁。这个结果与钱茂伟先生的分析结论完全一致的。

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停罢科举,实行察举的诏书中,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10]卷八一从总体情况而言,只有万历朝有这种倾向,其他各朝科举所选拔的,还都是以年富力强者为主的。明代全国进士的登科年龄分布显示了这一点,徽州进士也从另一侧面对此折射了这一点。

上述有登科年龄记载的149名徽州进士中,他们的登科年龄对他们是否能够成为高官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就不同年龄段进士成为高官的机会进行了计算,得出:登科年龄在29岁以下者,成为高官的机会最高,为0.55,30至39岁者较低,为0.36,而40岁以上者最低,只有0.21(见表1)。

表1󰀁登科年龄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登科年龄29岁以下0-39岁40岁以上总计

人数449114149

高官2433360

高官机会0.5530.360.210.40

二、登科年龄及其高官机会

记载明代徽州进士登科年龄最权威、最全面的文献是明代各科乡试、会试和廷试的 明代登科录!,笔者根据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的 明代登

科录汇编!和各种文献中所记录的进士履历,对明代徽州进士的情况进行考索,得到了其中149人的准确登科年龄,其中98个来自 登科录!,其余51个则来其他各历史文献。这149人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2岁。为进一步分析,笔者将他们按照登科年龄分成五个年龄段,各年龄段的进士分布为:登科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以上,39岁以下,所占的比重81%;而24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加起来也只有19%。

如果这149人可以代表徽州进士的总体情况,这组数字也大致可以反映明代徽州进士年龄结构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它是否与全国的情况相一致呢?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明代全国进士的年龄结构。钱茂伟先生总结说:%从时间上说,万历之前,以年龄30∃39岁一档为多,进士年龄有偏高特点;万历以后,进士年龄结构呈下降趋势,以20∃29岁一档居多。&[9]132总体来看,徽州进士的平均年龄32岁,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接着对隆庆以前和万历以后的进士年龄进行考察,∋66∋󰀁󰀁资料来源:宋长琨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149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0,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2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除了 登科录!、进士题名碑是对登科进士的客观性描述文献外,其他史书多搀进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历史文献无法客观地记录所有官员的所有情况,只能介绍部分官员的部分情况,这种选择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又总是倾向于成功者的,官位高低则是衡量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样,高官品的人,本身就获得了更多青史留名的机遇。换句话说,史书中留有出生、登科年龄等详细履历者,很可能就是高官。这样的情况,无疑使这149人成为高官的机会增加了。我们进士登科年龄和他们成为高官间存在很大的关系,大体而言,登科年龄与其高官机会成反比,即登科年龄越大,高官机会越小。

三、任职时间及其高官机会

笔者通过检索徽州进士的从政情况,得到了

156个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与登科年龄比较精确的情况不同,这些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并不十分精确。这包括以下几种缘故:其一,有些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因病休假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有的有所反映,有的没有记载,类似的情况如果不是时间特别长,笔者将其忽略不计了。其二,多数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丁忧的情况,但在文献中,大多得不到精确反映,因而一概将丁忧时间计算在任职时间之内。其三,有些徽州进士因受处罚而%闲住&或%勒致仕&,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他们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也没有被扣除掉。因为以上三种情况,使得多数徽州进士的实际任职时间要比笔者所统计的任职时间少些。不过,笔者认为,丁忧、休假、闲住或短暂致仕,也是官员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完全退休还是不一样的,将其列入任职时间内,也是可行的。其四,还有个别进士的任职时间可能要稍多于笔者所统计的时间。比如永乐十三年进士方勉,%天顺初晋朝议大夫、亚中大夫,致仕&[11]卷七。笔者是将天顺初按照天顺元年来处理的。显然,%天顺初&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概念,特指天顺元年,也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涵盖天顺元年、二年,甚至三年。其五,有些记载中存在着很模糊的现象,比如说某人%历官十余年&,因不能准确考证,暂作十年来看待。类似的还有%居家十余年&,而没有居官时间的记载,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将其年龄(假如其有年龄记载的话)减掉登科年龄(当然是有登科年龄记载的)再减去居家的十年,作为他的从政年龄。

因为这些缘由,统计上的误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以上两种误差虽然存在,但不会对我们的统计分析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上述156名进士的任职情况,进行全面地分析了。经笔者计算,这156位徽州进士的平均任职时间是18年。如果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全部徽州进士的情况,而同时上文所计算的149位徽州进士平均32岁的登科年龄也可以代表全部徽州进士平均登科年龄的话,那么,徽州进士的平均去职年龄是50岁。这个数字在现代人看来,是不高的。若再去掉他们因丁忧、病假、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他们的实际工作年龄还远不足18年,而他们的平均去职年龄自然也就不到50岁了。应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这对政府完成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目标,对进士实现自身的发展愿望和人生追求,都是

不利的。正如当代学者所看到并指出的:%如此短暂的仕途生涯,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9]134

在徽州进士有任职时间可考的156名进士中,任职30年以上者,其高官机会为0.88;由进士任职15至29年者,其高官机会是0.61,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只有0.07(见表2)。其中也有与登科时间同样的问题,就是这156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4,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0.28。原因也和上述的情况一样,即高官的任职时间,更容易受到关注,也更容易地被史书所记载。

表2󰀁任职时间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任职时间30年以上15-29年14年以下未仕总计

人数34565511156

高官30344068

高官机会0.880.610.0700.44

󰀁󰀁资料来源:宋长琨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一个任职14年以下的进士,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一个任职超过30年的进士,他们的成功机会为0.88。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与其成为高官之间的关联是:任职时间越长,成为高官的机会越高,任职的时间越短,其成为高官的机会越小;任职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因任职长短而产生的高官机会差异是巨大的。

四、年资:明代官僚政治的关键词

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显示:年资因素,是他们政治地位升迁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年资所以如此重要,与明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第一,考核标准的混乱与模糊,无法准确地予以执行,故而只能寻求变通之道,对年资因素的重视,是这种变通的结果。

明代的官员考课,大致有两途:一是每三年进行的%小考&和每九年一次的%大考&,在明初的洪武、永乐间即已经定型化。二是永乐、天顺间本为临时组织的对某类官员的%因事考察&,称%大计&,后来演绎为%京察&,主要是对现任京官的考察,在弘治间成为定型化的制度。京察每六年进行一次。两种考核方式,加上期间许多变换的形式和途径,与唐代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监司七事考&

∋67∋的考核所不同者,就是不规定官员业务的考核标准,而是用%三等八法&的笼统性标准进行考核。%三等&即%称职&、%平常&和%不称职&,%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与以前各代考课内容的相对具体不同,明代的考课制度是简约的,因其简约,而缺少可操作的硬性指标。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明代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官员考核体系,却没有制定出像唐朝%四善二十七最&那样简明而易于把握的考核标准。))考核标准显得混乱和模糊[7]623-624[4]卷七(

一考,三年一总评,汉因之;唐代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改为一年一考,三年大考,是为一任,即%三考一任&;金、元规制稍有变化,但大体相同。明代的考课制度与历代不同的,是其时间的拉长。其规制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12]卷一二这样,每一考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每一任的时间由三四年延长到了九年。明代官员的升迁原则是,%凡升迁,必满考&[4]卷七一。任职未满规定期限的官员,除非特殊需要不得辄加迁擢,而且对于任职已满期限,但治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也不轻加调离,往往提高其品秩而保留其职任。这就是说,除非特例,明代官员升秩,要九年时间;考核优秀的官员,到了九年考满升秩的时候,却可能恰恰因为他的优秀而不能得到职务的升迁。

明代官员其考课升秩的时间,是唐宋的二到三倍,明朝的%一考&,实为唐宋的%一任&。在明代,一个官员要正常升迁到高官,其升迁之路,实在过于遥远。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但国家所提供给他们的升迁机会因为时间拉长而大大地打了折扣。可以说,明代的考课时间的延长,是对其官员升迁机会的集体掠夺。成为高官的功成名就者,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足以忍受时间的煎熬,从而积累足够的年资。

第三,由于缺少清晰的界定标准,考语成了考课的绳墨,而写考语的主考官员的意向往往决定了考课的结果;皇权无所不在地介入,又增加了考课结果的变数。由此,人为因素的干扰,把考课的制度化特征剥削殆尽。在此,年资反而成了官僚集团格外重视的、用以对抗皇权和权臣的一个积极要素。

由于定量的内容少,而定性的内容多,致使官员考课中,主要依据主考官员的考语。明前期的考课是认真,考语也写得很翔实,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到晚期的时候,完全变成了走形式。后来考语也不愿写了,常常考课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敷衍塞责,将几个倒霉的小官考劣等充数。万历四十七年吏部尚书赵焕说:%季报考语,注劣者寥寥不一见,即有开不过卑官,而府佐县正更不见一二。&考语如此,以考语为基本依据的考课制度,自然变成了形式和虚文。有识之官对此深感忧虑,他们不禁问:%考核故事,称职者仍任,不称职者奏罢,迩来尽皆称职,何以激劝?&%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市交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4]卷二二六

[14]卷二

[13]卷五八五

[7]611

。

在明代的考课中,以前各代的%政教&、%选贤&、%训导&、%关津&、%司事&、%均平&之类有关政治、教育、经济、军事方面的考核指标不见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鼓励官员积极进取的内容。笼统的评价称职与否,并着重惩罚后进的结果,助长了官员的消极情绪,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由于指标的%混乱和模糊&,缺少系统的、清晰的、可操作的标准给官员作出称职与否的结论,考课工作只好作技术上的权变,实际的考课中只执行了两项可操作的硬指标,即钱粮和刑狱,而前者又是重中之重。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未完不许完足,方许给由。&[12]卷一二明中后期以后,经济状况日趋紧张,所以对于钱粮的追征效率,几乎决定了官员的升迁命运。由此,对一个官员的考课,与其说是考察他的从政能力,不如说是考察他征税本领。在唐代,征税本是官员最低的分内之事,在考核中占有限的分数,而在明代,则几乎成了官员的主要工作,成了考核的主要标尺。

衡量官员的指标多,其积极的方面在于一个官员不会因为其中某项指标不及格而彻底失去了进取的机会,而衡量的指标少,其问题在一个指标一次考试定终身,显然只能让官员消极应付。目标决定责任,指标少了,官员要承担的责任也就少了。这种消极的考察指标及其标准,对于能够擅长横征暴敛的官员来说,可谓如鱼得水,而对勤政爱民的官员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一个官员,只要他们不受道德和恻隐之心的束缚,横征暴敛则不为难事。这对一个官员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官员只要横下心来聚敛,然后剩下的就是积累年资、等待时间了。

第二,考课时间跨度的延长,使得官员的升迁频率降低,由此,年资便愈加重要。

中国文职官员的考课制度,自战国创设,在秦实现了制度化以后,考课时间变更不大:秦制每年∋68∋逐渐地,考课制度完全变成一种形式,不能达到惩恶奖善的目的,反而成了掌权者营私舞弊、打击异己的工具[15]。嘉靖三十五年考核两京大臣,礼部右侍郎严世蕃考核第一,而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赣南的汪尚宁(嘉靖八年歙县进士),被考核%衰庸&而罢职。这场考察完全是在首辅严嵩的操控下开展的,第一名的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不及格的汪尚宁则在此前得罪了严嵩。

权臣的影响,把考课制度失去了本有的公正,而皇权的全面介入,更使考课工作增加了一个十分难以控制的变量,考课过程由此受到干扰,考课结果当然要顺从皇帝的意志。%从根本上讲,考课是皇帝驾驭群臣之术,是皇帝的独有权力。&[16]如当代学者所看到的:除了三年一进行的%小考&,或九年一进行的大考,定期的官吏考课,皇帝都参与期间。凡京察、朝觐,或者其他方式的考课都要得到皇帝的命令才能进行,%皇帝的权力渗透到了官吏考课的每一个环节&,皇帝是%官吏考课的最高监督者&和%最高的主考官&。因此,%皇帝的好坏在官吏考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7]。用%好&与%坏&来概括皇帝的从政情况,未免失于笼统,但在明代的皇权专制下,考课制度的宽与严,主要在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偏好。而过于简约的考课制度,本身极富弹性,在不同皇帝手中,其宽严尺度大有伸缩。明太祖、明成祖性情严酷,整饬吏治不遗余力,所以明初的考课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后来的皇帝,仿佛变得%宽宏大度&,他们逐渐对考课结果不甚重视,而不断有法外开恩的例子。景泰二年,吏部、督察院考课天下官吏,应黜退者730人,明代宗认为过于苛刻,令重新考察,挽留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弘治六年,考察当罢官员1400人,明孝宗认为,考察应%必指实迹,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指令挽留其中的90人,吏部坚持己见,皇帝执意从宽。几度反复,以吏部尚书王恕引咎辞职,此90人留任告终[4]卷七(。

由于人为因素干扰,从皇帝本人到官僚集团,逐渐地丧失了对考课结果的信任度和对考课工作的执著度,官员考课制度沦为形式上的虚文,而官员本人对考课的过程及其结果也不甚在意。实际的官员提升和任用,往往未必以考核结果作为依据。所以当今学者论曰:%有明一代的管理考核制度,至明中叶以后,便名存实亡了。&[18]

年资因素所带来的政治前途的分野,不只是徽州进士中所独有的,它是整个明代官场的一般现象。推而广之,凭年头而进取,靠资历而升迁,

[5]卷六一

又是官僚制度的共有特征之一,亦非明代所独具的特点。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现代官僚制度的特征,如:专业分工、责权分明、绩效考核、非人格化的管理等特征等,以年资为基础形成的等级次序和升迁规则只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而非全部内容。韦伯所论的是现代的成熟的官僚政治,而在相对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官僚政治中,专业化、责权分明、绩效考核的管理原则往往难以得到体现,因此,刻板的等级制度、凭资历的提升,即年资因素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显。由此,%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成为不成熟、不完善的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年资之所以得到格外的青睐,是因为专业化、责任分工、绩效考核等其他指标要求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官僚政治发生蜕变的结果。

任职时间,对一个官员的政治地位的升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影响,而登科年龄则是影响一个进士任职时间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而及第,因此有更多的从政时间,进而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进士的登科时间和任职时间,对其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是一致的,虽然属于不同的考察变量,但所观察的本是同一问题∃∃∃时间。由于明代官员考课制度的粗疏而缺少相对固化的硬性考核指标,使得考课工作流于形式,从考政绩、考才能变成了考时间、考资历。由此,时间成了从政的资本之源,资历成了升迁的希望所在。

就此说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却也未必,因为还有一项考核官员能级的硬指标即年资。由于年资因素的存在,考课还仍然作为一种制度传续着,由官僚集团集体地坚守着。

重视年资的官僚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官僚政治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现象,而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19]83在官僚政治下,依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授予政治职位,决定其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码可以保证一个确定的条件,即它能确定较高的职位%由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这虽然%对于资深者更有利&,但%这种自动规定可避免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19]746。显然,在君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所谓%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来自选用的随意性和升迁的偶然性,官僚政治未必能够选贤任能,但起码能保持政治生活的平稳有序,对皇权的无限扩张有其限制力。以年资为核心的考课制度,成了官僚集团和官员的一项权利,他们利用这个权利与皇帝及其权臣的人治主义相抗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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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以年资为核心指标的考课制度,才使得人事权力没有完全成为皇帝及其权臣私人的囊中之物,官僚集团因之有些许能够掌控的资源,官员也因之有一点可以自己能够把握的资本,而没有被彻底地剥夺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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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actorofSeniorityinPromotingofOfficial∗sPoliticalStatusinMingDynasty

∃∃∃TheobservationaccordingtoHuizhouJinshi

SONGChang-kun

(SchoolofBusiness,ZhanjiangNormalUniversity,Zhanjiang524048,China)

Abstract:Emphasizingseniorityisacommonphenomenonofofficialselecting,evaluatingandpromotingundertheclassicalbu󰀂reaucracyinAncientChina.ThisphenomenonismorenotableinMingDynasty.Thereare156JinshiinHuizhouofMingDy󰀂nastyoneswhosetermofofficehavehistoricalrecords,amongwhosetermnotmorethan14years,hisprobabilitynearlyzero,andwhosetermnolessthan30years,hisprobabilityis0.88.Therefore,accumulatingseniorityisanimportantpoliticalcapitalofofficialsinpromotingtheirpoliticalstatus.SenioritybecomesthemainfactorbecauseoftheofficialevaluationsysteminMingDynasty.Forthereisnoclear,practicablerigidstandards,gradually,thesenioritybecomesarigidmeasurementindecidinganof󰀂ficial∗spromotingchanceandhispoliticalfuture.Keywords:MingDynasty;HuizhouJinshi;seniority

[责任编辑:赵󰀁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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