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最相思

“红豆”最相思

对小说《红豆》的解读历来充满争议，本文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和读者的三个方面对《红豆》的叙事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在宏大的革命叙事和政治话语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潜意识流露，成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标签： 《红豆》；叙述者；叙述视角；读者

女作家宗璞的小说《红豆》自问世以来就争议不断，几十年间，荣辱沉浮，可说是“百花时代”的小说中命运最特别的一例。小说是文学最宽泛的表达，主题意蕴的丰富本是其应有的特点，何况《红豆》产生在“十七年”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其的解读自然相当复杂。抛开真实性、典型性等小说批评的传统标准，从叙事的角度来解读《红豆》，似乎更能解释这种复杂。

叙事学中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次，故事层包括动作、发生事物、人物和场景，而话语就是这些内容得以传达的表述方式。“写什么”在“十七年”是既定的，但“怎么写”却是模糊的和不由自主的。“十七年”时期讴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塑造英雄形象等主题是文学的主流，作家们为避免走向“边缘”，自觉地隐藏起艺术创作逻辑和个性意识，将个人话语融入到宏大的革命叙事和政治集体话语中，但潜意识里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和艺术审美并不能真正受理智的控制，在叙事的过程中，常常逸出规范。《红豆》便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一、叙述者的声音

叙事文本中，叙述者是文本中进行叙述的“人”或“主体”，叙述者讲述、传达故事的语言，即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由隐含作者创造，叙述者的声音也受隐含作者的指导和控制。而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这个自我通常比真实的人更文雅，更明智，更聪慧，更富有情感。”[1]他是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创造出来的更理想的自我，总能更理智地设计和安排作品的各种要素和相互关系，以期实现作者理想的创作意图。在叙事作品中，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语言越能融为一体，作品才越能表现出单一的立场。然而小说《红豆》，以“异故事”叙述者讲述主人公六年前的爱情境遇和六年后重返故地，睹物思人的心理感受，在这里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江玫既不能前后完全融合在一起，也不能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于是出现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的若即若离，为多重解读埋下根源。

《红豆》构思的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在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冲突中，经过艰难的心路历程最终蜕变，舍弃爱情而成长为党的干部的经历。这是切合“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也是隐含作者组织、设计文本的意图。在表现“革命”最终战胜“爱情”的主题上，他不仅为主人公走向革命安排了合理的促进力，一是来自家庭的苦难，一是革命引导人的出现；而且通过他对叙述者的控制，在文本多处地方将主人公的思想拉向“革命”。如在叙述江玫第一次见到齐虹时，这样写道：

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 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这段描写定格的画面，如同电影镜头闪现的第一次邂逅，那么美好、温馨。但紧接着叙述的声音却陡然一转，刻意且生硬地插入了另一种声音：

晚上，江玫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许多片断在她脑中闪过。她想着母亲，那和她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这一生欢乐是多少。好像有什么隐秘的悲哀在过早地染白了她那一头丰盛的头发，她非常嫌恶那些做官和有钱的人，江玫也从她那里继承了一种清高的气息。

这一段叙述的格调与前一段完全不同，似乎叙述者也察觉到读者容易在前一段的脉脉温情中迷失而急于将读者从中拉出，隐含作者的理智在此时发挥了作用，而使叙述者的声音前后不那么协调。

宗璞曾做自我批评说，思想并没有站得比江玫、齐虹高，对风花雪月，旧诗词的欣赏是下意识的。[2]正因为作者潜意识中始终持有的传统艺术审美观和对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执着，所以尽管隐含作者以革命战胜爱情为构造作品的元意图，叙述者发出的声音却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背离。一方面是有意识地竭力归附主流话语，一方面是无意识地进入个体体验性的创作，将一对资产阶级青年的爱情反复咏叹以致感人至深。江玫与齐虹的恋爱过程，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流淌着丰富的文化意蕴的世界：“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反面人物齐虹，在叙述者的描述中也是一个有着漂亮外表、沉醉于艺术、多才博学的青年。叙述者的声音在这些片段中响起的时候，隐含作者的元意图和实际的叙述效果之间产生了矛盾，叙述者在不自觉中透露了作者的潜意识。

二、叙述视角

如果说声音是研究谁说的问题，那么视角则是研究谁看的问题。在许多作品中，视角与声音并非完全一致，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则是叙述者的，叙述者只是转述和解释人物看到和想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红豆》虽然采用了全知型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但在视角上，则采用了内聚焦型的人物视角。“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文一经叙述者传达，则存在两个主体，既有人物的感觉，又有叙述者的编排。”[3]这导致一方面叙述者能更深入人物心理，能更真实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人物较为独立，容易偏离叙述者的立场。

宗璞曾说，是有意描写江玫“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于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4]在表现江玫“尖锐的感情斗争”上，因为叙述者是透过人物（江玫）的视角来展现，因而能够成功地将主人公艰难的抉择过程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从最初认识齐虹，江玫就

很清楚地明白她的爱情，“本来有着一个奇怪的空隙”，但她仍痴痴地问母亲“他怎么不好？他哪里不好？”主人公成长路上所承受的精神痛苦通过人物激烈的心理挣扎展露无遗，她最后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的意图“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然而，这样的意图并不为当时的批评者们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源于《红豆》局限性的人物视角。江玫内心对爱情的难以割舍，如果换做叙述者的视角或者小说中其他人物如萧素的视角来看，则不会产生如此震憾人的情感伤痛，当然也就不会导致批判的如此强烈。在叙述最后与齐虹离别时，江玫的感受：

“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汽车响了起来，周围只剩下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

正是深入了江玫的内心，她最后表达出“我不后悔”的革命决定，失去了本应有的说服力，留给人的感觉是对个体生命缺憾至少是爱情失落的惆怅，让人揣摩她的心中何尝没有过一点点后悔。

三、叙述接受

叙述接受者，隐含读者，读者都属于叙述的接受层，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构想的读者形象，充当作品的全面接受者，而读者则是叙事文外的主题存在，他可能全面认同隐含读者，也可能与隐含读者千差万别。“读者是影响修辞效果实现的与作者同样重要的要素……读者在阅读小说作品的时候，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和张力关系中。例如，他既要接受作者的修辞暗示和控制，同时，又得根据自己的主体情况对作品进行理解和评价。”[5]

能够按隐含作者的期待读懂创造作品元意图的隐含读者存在于作者的理想之中，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读者们对于作品的自我认读。从作者的立意来看，齐虹应该是个反面人物，他是资本主义银行家的大少爷，本能地憎恨革命，叙述者借萧素之口道出“齐虹憎恨人，”“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但在萧素的评价之外，叙述者让读者看到的齐虹并没有如此不堪，相反，他相貌英俊，气质儒雅，不仅弹着一手好钢琴，也最懂诗歌的深意。在与江玫的感情中，他自始至终的表现都只有痴情，虽然他说过“我很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的话，但最终他还是尊重了江玫的选择，他的烦躁、不安和焦虑显示着他为爱所困的深切痛苦，导致读者对他的无限同情。

与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一样，作者为江玫走上革命安排了革命的引路人萧素，也反复在文中表明萧素对江玫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最终促使江玫下定决心的要归于母亲告诉他父亲屈死的真相，“彷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大力量支持着她走自己选择的路”，而这种选择让读者对江玫革命的原动力产生多重解读，江玫的选择与其说是认识到阶级的仇恨，不如说是家庭失陷带来的冲击，是基于道德力量的选择。

“红豆寄相思”，也许在选择以“红豆”做标题的时候，作者就已经开始了她复

杂矛盾的创作。也正因为这种矛盾导致了叙事中的裂缝，让《红豆》保持了难得的艺术审美特性，成为“十七年”时期经典的作品之一。

【注 释】

[1] 布斯著，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