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方言

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汉语言文字学 2007-05-07 14:03:27 阅读80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影电视剧中开始大量出现各地方言，从感人至深的《美丽的大脚》到搞笑放松的《武林外传》等等等

等不胜枚举。他们受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而且各地方电视台也是出现了以本地主方言为主的生活娱乐类的节目。

在这些听起来如此亲切或陌生，似美非美的，滑稽幽默，新鲜轻松的声音里，感受到我们极力普及的普通

话与我们方言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斥力与引力。

06西安：：“瞀乱”意思是心烦意乱、“没麻哒”指没问题、“嫽扎咧”就是好极了……在西安市大雁塔东侧的一

个花园里，几名青年艺术工作者参与的陕西方言角吸引很多外地游客和外国留学生。

04杭州：：“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在前不久召开的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毛海涛递交了《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的提案。他认为，在城市外来人口日渐增多的趋势下，讲杭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便会使杭州丧失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独有的个性，提出要在非正规场合“提倡用方言交流”；同时还建议对全国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所有的省会城市的方言都进行保护，“不要让有地域特征

的非物质性历史文化缺失掉”。

06上海：：现在的上海小囡不会说正宗上海话了？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一担忧，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小囡都会说上海话。但社会上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老上海沪逐步被淘汰、消灭，而一些新的词汇又在不断涌现。由此，上海计划在五六年内建立

上海方言库，对上海话开展保护性研究。

普通话，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

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方言，作为一方之言，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

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的产生，在原始社会多半是由于集体迁徙的结果。一个部

落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原来部落失去联系，他们的语言也就逐渐发生变化。 可是时代的发展，地域上的抽象缩小，使得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方言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新闻联播全部用四川方言来解说的话，恐怕这新闻只有四川人能知晓了。

普通话的推广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了，这也是大家都认同的。

普通话的基础是北方话。这是因为中国在历代都是以北方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辽、金、元、明、清都定都在北京，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的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它同时从其他方言吸取营养（从方言中吸收词汇、语法甚至语音的个别成分）来充实自己。所以，普通话比之任何方言（包括北方话）更加丰富，更加具有规范性、公众性。民族共同语既植根于方言，又高于方言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普及性和推广性；同时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为某一个地域的人群服务。随着社会统一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发展，人们文明水准的日益提高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日益法制化，更要求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在正式场合和公众场合使用具全民性和较强规范性的普通话。然而，

方言的地域性和亲情特点也决定了方言在局部地域存在的必要性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

我国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

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但我们不能由此拒绝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我们教育部门更要把握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我认

为我们应该从以下五个原则去把握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第一项原则：推广普通话，加大普通话使用力度。必须不断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在各种正式场合使用普通话。比如在国家机关的公务用语中，在学校的教学用语中，在广播、电视的播音中，在各种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用语中等，我们都要使用普通话，让人与人之间交流起来更方便，不会因为地域的原因产

生隔阂。

第二项原则：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如果有人说，地球上保留了几十种至多几百种动物就足够了，其他的物种可以任意捕杀，或坐视它们随着生存圈被人类蚕食而渐渐消亡，有良知的人们一定不会同意。语种保护的意识甚至还落后于动物保护，尽管语种死亡或即将死亡的速度是空前的。英国人克里斯特尔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一半将在下个世纪灭亡。即每两个星期，将有一种语言在世界某个地方消亡。据说世界上的语言学家们在花费大力气搜集濒临死亡的语言，以求为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保留下更多的标本。文化储藏积淀在语言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储藏在其多样的语种中。一个强健的生态系必然是多样的，反过来这种多样性又可以帮助它适应和安渡环境的变迁。正如同一个愚钝的村妇宁愿牺牲一点便利，也会拒绝将她的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据说爱斯基摩人有上千种关于雪的词汇，蒙古语中有无数关于牛马羊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无数关于骆驼的词汇。韩少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海南的农贸集市上问一位鱼贩，他卖的是什么鱼，鱼贩一言蔽之：鱼。韩最初以为人家语言贫乏，后来才知道，人家知道上百种鱼的称呼，只是用普通话没法对你讲。这些称呼自然只是最表面的价值，其下面的深不可

测的文化含量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第三项原则：普通话，教育工作者必修课。今年2月有这样一个报道：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一直不肯开口说话，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这个孩子生理上无病，只是因为孩子的语言环境使得他不愿意开口说话。孩子的父母方言很重，一个是襄樊口音，一个是黄梅话，对于正处于语言发育关键的时期，努力学习把声音符号和周围事件联系起来的婴儿来说，引起混乱，导致孩子不能开口讲话。因此在教孩子说话时，最好使用普通话。到孩子已能熟练的掌握普通话后，再说方言也不迟。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尤其在孩子生

长发育期时，要给予他们良好的语言环境，让他们在普通话的语言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只要我们把握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相信普通话能很好的推广开，而方言继续发挥着它们的魅力，

在“和平共处，三项原则”的基础上更有活力的生存下去。

试论普通话全民文化与方言地域文化的关系

摘要：现代汉语方言由于传承了自古以来汉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民情而在语言的内涵与运用上永远优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但却无现代汉语普通话保证人们之间在信息交际、交流中顺利沟通，进而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语‟文化圈”的功能。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在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进行归类，进而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整理而定下的一种汉民族语言的全民性标准用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根就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丛林，是汉民族语言各种树

木的最大归类，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亲。 关键词：民族语言 普通话 方言 文化

任何民族、社会都有一幅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文化、政治图景，它经由包括历史语言文化和现当代语言文化等各类媒体话语在内的各种机制的强化、包装，形成某种统治性的文化秩序，从而产生与这一秩序相符的占统治地位的意义规范来。在客观存在的支配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同意义群，有的被同化吸

收，有的则在“无意义”的幌子下被放逐。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语言解码，索绪尔、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符号学分析，都强调符号、语言、文化在阐释世界中的特殊功用。①全球化语境下，信息时代掌握最新发展语言交际、交流工具的人们对这套阐释序码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各类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的运用上，创作者、使用者、表演者和受众者用心良苦，颠覆得较为彻底，使得语言的歧义性、丰富性、多质性与传统语言文本、话语言说的单一和枯瘦形成强烈的对比，语言文本文字的张力与

话语言说的动力呈现透明的诗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一定是与其民族、地域文化的具体语境相联系的：中华民族中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们在不同的阶段、同一阶段，在如何表现、表达汉民族语言时 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追求、审美追求、个人诉求和地域经济诉求.因此在各类文本的语言使用、创新的风格上也有着不同。我们知道，各类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中叙事、抒情、象征等话语之间的生成转换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们也同时隐含意识形态的特定编码。我们要做的是：通过“阐释机制”进行“解码”，挖掘出语言形式中所隐含的“政治无意识”之文本

深义。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对现代汉语方言俚语等“亚文化”或“次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呈现出一种“亚文化崇拜”的心理倾向，这种“亚文化崇拜”的心理倾向恰恰“加强”并“巩固”了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对自己“正统”与“权威”的认定。就像西方民族语言文化对非西方民族语言文化的“自在预想”一样，这种收集散落在不同地域民间的传承悠久地域特色文化的“上古雅语”,既拓展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话语空间，又满足了现代汉语方言言说者固有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群体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给现代汉语普通话主流话语之外在各个不同方言地域的“上古雅语”“正名”。 不过，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方言这种“上古雅语”并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传播的范围极其有限，流通范围一般只集中在一定的地域，话语权的掌握也只能是有限的自然人群。夸张点说，只要走出三里以外，操持各种方言的人们彼此之间就无法进行沟通。虽然以生动来讲，现代汉语方言由于传承了自古以来汉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民情而在语言的内涵与运用上永远优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但却无现代汉语普通话保证人们之间在信息交际、交流中顺利沟通，进而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语‟文化圈”的功能。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在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进行归类，进而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整理而定下的一种汉民族语言的全民性标准用语。因此在中华全民族范围内，继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大力推行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今天，现代汉语方言的局限性是显然可见的。时下社会文化中的方言文化流行（例如方言小品、小说、室内剧和相声

的火暴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词汇的流行），以及随着信息时代而诞生的“时兴方言文化”--网络语言文化对地域方言俚语的借用，其实正是它的创作者、表演者、使用者和受众者在语言的追求上有一种方言地域文化“反现代化“的倾向。但不管怎样，它毕竟还是在追求不同地域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通畅，是对地域特色语言文化的一种弘扬，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对汉民族语言正常建

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催化。

在当代不同地域、网络无国界之信息即时交际、交流的过程中，现代汉语各种方言一直在地域自然人群、网络人群和具有华文底蕴的世界华人之间构建出地域认同的方言文化圈。每个地域方言文化圈的自然人群、网络人群和华人生活或聊天都会使用共同的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如“偶灰常灰常生气乐”（我非常非常生气了，福建话发音）、“就酱紫”（就这样子，台湾话发音）、“偶是东北淫”（我是东北人,东北话发音）等。现代汉语方言的这种呈局部性地在一定地域、时空范围内的强势流行，其实正是部分方言人群在语言运用上对传统语言（当然包括了方言）运用向现代汉语普通话进行归类发展的反叛精神走势的一种表现。这种反叛是一种群体式的反叛，它显示了“集体”成为对抗的动力，因为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文化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使用者和受众者清楚地知道：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欢悦本身就是对语言权力的消解，是对语言政治禁忌的远离和漠然。它在强化方言文本和话语言说秩序的同时，也强化了方言人群日常生活的本身；它在解构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崇高理想之宏大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时，也巩固了地域方言人群自我意识的内在本质。它将现代汉语普通话从各类纸质书写和话语言说的特权中解放出来，重新交回到地域方言自然人群的手中，地域方言自然人群拥有这种权力，并试图用国家推行现代汉语普通话这种他们认为是所谓的政治霸权话语以外的民间方言文本与话语言说组成独特的生存空间。此时的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具有方言地域与自然人群自己的社会幻想：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先于历史、回归生活本身，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获得的既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又是“语言关系”的透明度。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一种语言控制另一

种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自由自在的循环。②

不过，任何东西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否则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滥用”。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现代汉语各类地域方言在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中的随意泛滥和地域性的自我为尊，它的“实用主义”由于“拜金主义”、地域经济优越性、地域经济贫穷性而导致的叛逆性等刺激所产生的危害在于：当传统汉民族语言中的方言文化的局限性影响和阻碍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发展和演变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功能，更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时，也许因为方言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内涵，他们就看不到方言地域文化特色内涵所存在的局限性本身对现代汉语普通话发展和演变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功能，更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时的影响和阻碍，而用放大镜去看那些方言地域文化特色内涵中的所谓的“有用的成分”。而一些

传统的“方言卫道士”则以此作为他们拒绝、排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借口。

其实“语言运用”这种在本质属性上进行的同一民族语言内部传承主流文化的主体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和代表一定地域传统文化的分体语言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打压”与“抗议”、“抑制” 与“反叛” ，说明了“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人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里的欲望表达是接近各种文化信息交流的征兆之门，因此，讨论传统的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基础上，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归类整理而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意义以至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允许、保留方言等各种分类语言的意义和威严与地域方言内在本质上的“打压”与“抗议”、“抑制” 与“反叛”不能忘记两个基本条件：即“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化信息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受众对象。这两个条件构成了特定的文化信息交流话语和其他文化信息交流

话语有关联意义的文本/语境，以及显文本/隐文本之间的关系。③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一直都被其使用的人群对其进行“互涉式”解读，也就是对古今，中外乃至近当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进行渐进式的互动比较解读。不同地域方言所传承的地域文化在渐进追求语言的统一标准并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规范标志下向中

华民族文化进行归总的大统，说明汉民族语言在其自身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在内涵和外延

上不断的进行延展和拓宽，具有“历时”的深度，是一种“成长的民族语言”。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进行单一的直向式发展，而是在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多向发展以及包容中华五十六个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归类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纳、衍生不同民族语言，从而促使汉民族语言的包容性、兼容性、衍生性更强，以此达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社会主流文化而把握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

用、发展和演变，使得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具有“共时”的广度。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以现代汉语各类地域方言为底蕴，具有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语言的“个体”与“小我”的发展和演变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大我”的归类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从而使得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具有“中华性”。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尤其是与以英语为首的西方民族语言进行广泛的交流、达到借鉴、吸呐、包容和衍生之效能。建基在现代汉语八大方言基础之上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正是因为具有现代汉语不同方言所不具有的这些功能，使得汉民族语言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的拓宽、延展，并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强大，催生了世界性的“汉语学习热”，进而形成了世界“华语”文化圈，突显了汉民族语言的世界性，保证了汉民族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具有一种立

体的“厚度”。

汉民族语言中，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续，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各类方言的继续；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将来，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各类方言的将来；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过去，各类方言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过去；汉语言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化的根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对蕴涵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语言有着无比的深情。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所在地域的自然人群对自己所讲的方言的感觉，就好象方言是一棵树，一旦扎下根来，他们就不要移动；现代汉语普通话好象是树叶，一旦从树上跌落下来，就不知道它的根是属于哪一棵树。其实这正说明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根就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丛林，是汉民族语言各种树木的最大归类，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亲。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所在地域的自然人群正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语言的“根”，“根”在哪里，所以他们才在刻意的保留中去“寻找”，而“田野调查”和“时间空间化”都是实施这种“寻找”

的具体而又最佳的策略。④

总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内涵上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疆域的。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其文化构成元素具有渐进式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拓宽与延伸，因此其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在地域相对集中又向不同地域散开而又最终归一基础上的颠覆与愈合、解构与重建、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受制与宰制、地下与公开、潜流与主流、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商业与政治、传媒与权力等隐性结构的深度模式或“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着的汉民族语言既有着自己民族特色的内在“界限”，又有着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无涯际”的可塑空间。建基在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以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为语言底蕴，通过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对汉民族语言语音、语法和词汇进行科学归类整理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是汉民族语

言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必然走向

其一，我们如何定位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汉语方言作为多姿多彩的汉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不是一个需不需要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来保护的问题。方言与普通话并非冰炭难容，如果我们坐视甚至以片面的语言战略推动了方言的消失，我们将损失巨大的民族文化财富，这无疑是一种悲哀。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巨浪，一方面，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外部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从内部自我摧毁和消解自身的文化多样性，是否明智？汉语方言，当然不需要以国家之力加以推广，但至少，我们应给其生存以合理的空间，不能因为推广普通话，

就让方言彻底消失。

电影电视剧中开始大量出现各地方言，从感人至深的《美丽的大脚》到搞笑放松的《武林外传》等等等等

不胜枚举。他们受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而且各地方电视台也是出现了以本地主方言为主的生活娱乐类的节目。

在这些听起来如此亲切或陌生，似美非美的，滑稽幽默，新鲜轻松的声音里，感受到我们极力普及的普通

话与我们方言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斥力与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