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网络舆情管理

风险社会中的网络舆情管理

作者：闫伟华

来源：《出版参考》2016年第10期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是刘建华博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该书着重研究舆情“消长”对经济社会稳定的作用，建构了两大模型、一个体系，综合考量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关系，力图构建横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疆舆情学理论框架。该书紧扣风险社会、利益受损、网络舆情与现实舆情、社会稳定等关键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当下舆情引导与社会管理提供了诸多富有见地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操作模式。 该书关注了风险社会与网络舆情两大热点

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的形象描绘。贝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类自身活动带来的，这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在1990年提出风险社会是由现代性带来的负效应的集中体现。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与现代性、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不确定性等相关。贝克也认为风险社会具有全球化的风险特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贝克认为风险是由现代化的威胁与其产生的问题会导致全球性的后果。每个社会都有风险，但是相较于传统社会自然风险，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带有更多的人为不确定性，因此制度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在贝克和吉登斯那里得到一致认同。

现代工业社会不断扩散的风险一旦被“聚光灯照亮”，批评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专业把关人进行调控，那么到了网络时代，把关弱化，社会舆论能在互联网上快速集聚爆发，往往使社会管理者猝不及防。如果再处理不当，更强烈的批评之声将会蔓延，甚至会导致破坏性的社会群体事件，政府管理者的执政力、形象和公信力都受到伤害。因此，现代社会由于本身发展蕴含更多风险因素，当这些不可感知的风险来临时，在畅通无阻的网络媒体面前，有效调节网络舆情的消长，就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能力。对中国而言，在面对具体风险事件爆发时，有效的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进行社会舆情控制，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与智慧。

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关注到风险社会下，现代人的心态稳定问题，当面临外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一方面可以部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又成为社会舆论聚集之地。因此，社会管理者此时如果能够借助各种媒体组合进行全媒体传播的信息供给，同时对舆情进行引导就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有力于社会心理稳定。

该书论述了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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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贝克的风险社会为基础，我们原来所谓的落后地区也深刻卷入了现代风险社会的范畴。发达风险工业蔓延到世界每个角落，因为“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贝克的“全球风险社会”概念预示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弥散性，并不局限于工业发达地区。现代工业社会风险转移在中国也存在，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加入了现代工业体系，西部边疆地区由经济绝对落后到相对发展，但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现代风险也伴随而来，传统的自然风险让位于现代社会的制度风险和技术风险。除了贫穷和落后，由工业开发带来的生存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现代化风险成为边疆地区新的社会问题。边疆地区“被动”进入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素质等没有完全跟上，这样也就造成《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所说的“东西部数字经济鸿沟”，同时伴随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境外势力干扰问题，就把边疆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凸显得更为复杂。本来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地缘格局、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使得这一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也由此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了战略价值和全局意义。这种情况下，通过现代的舆情管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问题，消弭风险，也是增进边疆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 该书关注了边疆地区稳定与网络舆情管理等问题

随着边疆落后地区也加入现代社会，现代风险便无处不在，面对风险社会，舆情管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因为一旦处理不当，更易造成边疆地区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中，在分析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逻辑关系时，首先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舆情发生机制，从起源上来说是民族地区民众利益受损，而舆论得以发展是因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这时网络舆论往往就成为舆情发展的助推器。因为现实舆情与网络舆情虽有交集，但是在舆情主体、性质、时间、范围上都有极大背离，刘建华博士在书中有详细论述。网络舆情因其传播的无极限，会瞬间达至全国乃至全球，特别是现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可能把某一地方的现实舆情迅速发展成网络上的全国與情。

鉴于舆情的上述作用，预警就非常重要。刘建华博士在谈及舆情监测预警面临的问题时认为有三点，第一，新媒体发展迅速，网络舆情更加复杂；第二现实舆情隐藏较深不易觉察和把握；第三，相关部门对舆情的处理方式不当。舆情消长关系社会稳定，因此在现实舆情不易觉察和把握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收集来监测网络舆情变化，达到无论舆情消长都要有效掌控，并形成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为此，刘建华博士建构了一个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由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与lO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信息下行力与信息上行力两个维度，二级指标包括印刷媒体报道力、电子媒体报道力、数字媒体报道力、传媒组织采集力、政府组织采集力五个维度，三级指标包括报纸报道力、期刊报道力、广播报道力、电视报道力、网络报道力、手机报道力、传媒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内参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传媒议题的吻合度十个维度。

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指标体系中的信息下行属于上情下达，信息上行属于下情上达，无论上情还是下情都是舆情监测，进行预警的重要部分。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根本也是监测与预警，不管是锁定不利舆情，使之“消解”，还是锁定有力舆情热点，使之“长起”，引导社会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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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对社会稳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基础上，刘建华博士又建构了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舆情“消”、“长”理论模型，并结合具体的舆情热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不利舆情之“消”模型包括精神抚慰（意见疏导）、利益补偿2个一级路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多元化、信息公开透明、对话、精神文化性利益补偿、经济性利益补偿5个二级路径。有利舆情之“长”理论模型包括价值肯定与事实追加2个一级路径；扩大合意、形成共同体观念、价值的结晶、告知更多有利事实、形成公关新闻、转化舆情热点5个二级路径。 从本书内容来看，作者又把重点放在了不利舆情的“消”上面，这也符合近年来舆情的实际演化过程，往往是因为不利舆情未能及时得到“消解”，政府处置社会事件方式不利导致社会负面心理加倍放大，而不利舆情也因此借助各种媒体进行集聚扩散，最后导致现实的破坏力。因此，在不利舆情面前要进行及时的精神抚慰与补偿，使利益受损主体看到解决问题的诚意，延缓“舆论雪崩”，防止矛盾激化，为寻找解决问题最终方法留出宝贵时间。

对于边疆社会而言，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不断出现，而这种风险个人又难以感知，这时如果社会舆论对风险故意放大或是混淆视听，在原来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地方舆情和社会心态不稳定情况，将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传播，只要有网络和一部智能手机，任何边疆地区都有可能被网络舆情所裹挟，这在前几年的边疆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监测中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下，《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及时的研究和总结了面对网络时代舆情的政府管理问题，对政府而言无论舆情“消”“长”都是为了社会稳定，但是为了达到不利舆情“消”，有利舆情“长”，本书的政府全媒体传播力指标体系和舆情“消”、“长”模型，对于政府监测舆情，进行社会预警，及时疏导问题，就有非常实际的操作意义。

本篇文章主要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入现代工业体系后的现代风险，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的关系，忽略了本书的其他特色。之一是严谨学术表达，书中对主要概念进行了溯源和厘清，这样就使本书研究的问题能在一个清晰的范畴内进行分析。对其他相关内容的研究者有很强的资料参考性。之二是本书还对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4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全媒体传播现状进行了详细梳理，也有很强的参考性。但是本书在建构各种模型时实证分析还稍显不足，如果能够通过数据模拟出舆情干预的“阈值”或“拐点”，能够准确给出政府干预的时机将更理想，但是从近年来舆情研究的情况来看，学界也一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