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一直都生活在农村。不知不觉竟然从这70多年的风雨沧桑、酸甜苦辣中走了过来。

我在1936年出生，属相为鼠。出生在当时属于峄县的一个小山区里，这个山区是沂蒙山区向西南伸出的一角，但行政区划却属于峄县。现在行政区划属于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击队就在这里活动的，民国初年的“民国大劫案”就发生在这里，孙美瑶等人把劫持的人质带到了抱子崮（据说抱朴子在此山炼丹修行过，故名抱子崮）。我家就在抱子崮附近。我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听说我刚出生就不受父亲的待见。我刚出生时，恰好我父亲得了很重的眼病，我父亲就把这事怪罪到我身上，说是我的命和他的相克（其实很可能是赌博熬夜所致），才使他得了重重的眼病，这是今天的青年人很难想象的事情。也许我父亲那代人从骨子里都不把自己的家庭当回事，对家庭极不负责任。那代人多数好赌博，好喝酒，这是在外面，回到家里好打老婆孩子。这些人的结局往往是仅有的几亩土地要当光卖尽，最终家破人亡。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是宿命？在那种战乱年代人命已经不值钱了，那家庭也就无足轻重了。就好象我们知道不久的将来有一场我们无法躲避的大地震，我们会怎么做呀？也许就是该吃的吃，该玩的玩，挥霍一空去就死，总觉得这样才不亏待了自己，这也是一种人生观。

据说，我父亲就认定我的出生是不祥之兆，便把仅出生才几天的我从我母亲手中夺下来，扔到院子中的雪地里，任凭我母亲哭号。那时的

我也许没有哭叫，父亲才认为我已经被他摔死了，否则，我父亲也许不是扔完就了事的。没有哭叫让自己逃过一劫。

邻居们跑来相劝，邻居家一位好心的老奶奶把雪地里的我给抢走，谎称替我父亲把我给扔掉，而是把我给藏在了她的家里，我母亲偷着去给我喂奶。听说我父亲后来还追问我的下落，问到底扔没扔。他只顾着赌博，也就没有再顾及。一直到我父亲眼病好时，才敢把我抱出来。这场弃子风波才算平息。

可见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并不喜欢我，后来我的母亲又早早的过世了，所以没有人记得我的生辰八字。以至于后来我想让算命的用生辰八字给我算命都不行，也只能让人给看面相，或者是抛铜钱来算了。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这是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的事情了。我后来为什么要常常算命呢，因为我唯一的哥哥在战乱中走失了，杳无音信，当想念我的哥哥时，我就让算命人给算算，看是否还活着，算了一次又一次，实际上，我也只是想让算命人证实我的想法是对的，证实我的哥哥还活着。

后来，我母亲又生下她第四个孩子，就是我的妹妹，这时在我父亲这一枝，家中就有六口人了。

我父亲嗜赌如命，一切精力都放在赌博上，全然不顾自己的家庭，更有甚者，自家的土地也被父亲逐渐地卖光，那以后的生活依靠什么呀！我母亲就苦苦相劝，但我父亲毫不理睬。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

母亲就尾随我父亲去了赌场，性情刚烈的母亲脱去她的上衣，光着上身在赌博的牌桌上打滚，又哭又喊，大闹牌场，想以此办法让我父亲感到无脸再去赌博。没想到我父亲恼羞成怒，当场就踢打我的母亲，抓着她的头发一路打回家。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就是现在的社会，一个女人经历这样一场风波，却没有使自己的男人回心转意，反而被暴打一顿，心理压力是何等巨大。一气之下，我的母亲跳了南井，虽然被人救了上来，但生气，被打，冷水激，使我母亲得了气鼓之症，一病不起。不久我母亲就过世了，一个本来也许可以在战乱中苟安的家庭就这样被一个赌徒一点点毁灭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做出很决绝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不可思议而草率对待，而要三思，错走一步，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当我母亲大闹赌场的时候，如果我父亲不为那虚伪的面子，而为家庭的平安和睦痛改前非，那结果会大相径庭，怎能会家破人亡呢。

人们常常以为男人是家中支柱，我想这是对的。如果说男人是房屋的墙和梁，那女人就是房屋的屋盖。男人没了，房屋没有了支柱，会塌下来；女人没了，房屋没了盖子，怎么遮风挡雨。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个家庭就失去了粘合剂，余下的一家五口人就四散开了。

首先是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父亲带着当时已经18岁的我的哥哥离开了这个家，到当时的枣庄的煤矿去混日子了。当时的煤矿是日本人开的，好象并不好干，听说他们爷俩后来又当了兵。

第二章节 流落他乡

这时家中就剩下三个小孩了，亲朋好友看到我们可怜，便给想办法，于是把我姐姐送到人家当童养媳，那时姐姐才十一、二岁。我到邻居家放牛，那时我八岁。我妹妹四岁，还留在家里，此时家中仅我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了。

人们常常说“从小没有娘，长大命不强”。这话很有道理，虽然孩子生活的社会大环境是一样的，但不同的家庭给他们的孩子却是不同的小环境，而这时孩子对家庭的依赖很大，他要从家庭中获取食物、衣服等物质需要，还要从家庭中得到生活技能、社会道德知识的教育和熏陶，及心灵的安慰，而这些都主要靠母亲来传递。过早的失去母亲，会使孩子在这些方面造成缺失，有些东西甚至无法弥补，在孩子的心灵中阴影会伴随一生。这些孩子往往很难溶入社会，性格多少有些孤僻，这对他们的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甚至影响他们一生。因此说这些俗语看似简单，确实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至理名言。我一生劳苦，我想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上天给予你就这些，任你怎么发挥也不过如此。

我当时八岁，一个八岁的孩子要放好几头牛，那种辛苦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八岁的孩子甚至吃饭和穿衣还要父母帮呢。我这时还要照顾四岁的妹妹，东家给点上山放牛的干粮，我就留给我的妹妹吃，自己中午就饿着肚子，只能等晚上回家到东家的家里才能吃一天的第二顿饭。到了冬天还光着脚丫去放牛，脚冻的受不了，就乱跑、乱跺。脚板磨的早就生出厚厚的老茧，这脚就成了铁脚。春天一到，地上长出带有嫩刺的

酸枣芽（一般人是不敢用皮肤接触的，上面的刺会刺伤人的），我们一伙放牛的穷小子们，竟然比赛用脚跺酸枣芽。

一年到头给人家放牛，到年底，东家会给些粮食，给块布。无依无靠的我们兄妹俩就带着这些东西到我们伯母家去过年，过了大年初一，还等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的伯母就说我们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让我们出去讨饭吃。庄上有位姓杨的善人，看到我们兄妹俩可怜，便出面到各家讨点煎饼，让我们兄妹俩勉强吃到出了正月，再去讨饭。 亲戚们看着我们兄妹俩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又给我妹妹找了个人家，让她去当童养媳，这年她五岁。想不到我妹妹这一去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她所谓的男人过继给了这男人的婶婶，这女人待人苛薄，经常不给我妹妹饭吃。我妹妹不堪折磨，去那人家一年后就死掉了。听说死时是冬天，她只是在腰间穿了点衣服，睡在灶间柴草堆中，蜷成一团。这和街上冻死的乞丐有什么两样，饥寒交迫致死。这时节的家真是四分五裂，家破人亡。

我就去了我姐姐家，但我仍然要给那庄的另一户人家放羊，住在我的姐姐家。幸好我姐姐的婆婆是个好心的女人，待我很好。这是一位让我感激一生的女人,在我成家以后 ,每年我都要到她家里去,总感到有报不完的恩。这时，虽然我身在他乡，但不再过流离失所的生活了，我可以有饭吃，有衣服穿，有人照顾了。

在我姐姐家我一直生活到中国解放，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我姐姐家

帮办着让我成了家。这时我父亲在外面混荡多年，也回到了家中。我父亲是没办法才回家的，新的社会建立了，他在外面无处可呆，走投无路。我父亲走时是带着我哥哥去的，但回来时只有他自己。听说我哥哥当了国民党的兵，抢渡一条河时，死了很多人，他是死是活，下落不明。至今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我常常念叨哥哥，好象哥哥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一样。

第三章节 生活艰辛

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我和妻子便努力构建自己的小家。我们一开始是住在一间很小的简易屋子里。那时已经入社，白天要参加集体的劳动，晚上收工后，我们就去到山边去采石头，这样我们采了几个月的石头，又东拼西凑点钱，找人帮忙，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终于四间用石头垒墙黄草苫顶的房子建成了。在那时，也算好的房子了。一个家庭住起来相当宽松，后来孩子多时，这房子也还能住的开。这房子修修补补不知多少次，一直住到1997年，当我儿子要把它拆除，重建新房时，我心里很是舍不得，要知道这四间房子凝聚我们夫妻多少的血汗呀！ 天有不测风云，入社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来了。我父亲由于以前当过伪保长，闯过马子（土匪），干过还乡团，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也有被枪毙的，也许他命不该绝，他虽然什么都干过，但他身上没有背人命而且他曾经救过的人还出来给他说情，说他这个人皮坏心没坏，说他就象一块地瓜，看着外面烂了，但里面还是好的，于是他侥幸活了下来。在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有人能

出来说句公道话，已经很难得了。

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说我父亲当伪保长时，欠他多少多少钱没还，还有人说我父亲在他的酒店赊了多少多少酒钱没还，浑水摸鱼的也有，无论有与没有，那是在运动中，我父亲不敢说没有。这些账，我们一家一直给还了几年才还清。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又要还账，那种日子当然不好过了。父亲虽然在外面让人批斗，抬不起头，但回到家里却凶的很，稍有不如意，不是摔东西，就是又骂又打。我们就只能这样忍着他，也许他生就了那样的脾气，别人虽然受不了，但他自己却觉不得。我想有很多坏人，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坏，不是吗？再说了，一个人，长期生活在那种走到街上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心中的苦楚又该如何释放？只有自己的亲人才会担待你，别人怎么会吃你这一套呀。就如同一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见到自己最可信赖的、最亲近的人，比如父母，才会大哭、大闹。被社会大潮冲击甚至抛弃的一个人，哪怕一个成年人，面对社会大潮，他的力量和一个孩童又有何异？

年轻时，我是中等身材，但很粗实，壮得象一头牛。为了能多一点收入，象修水库、疏通运河、扒铁矿、建水渠这一类的活，虽然别人不愿意干，但如果让我去，我就去，这种活虽然累，但能吃得饱，甚至还能节余一点饭，带给孩子们吃，就好象力是永远用不完的，只要有饭吃，就有源源不断的力气，从没想过老百姓的力气还值钱。在那艰苦的年代，一个家需要小心翼翼的维护。有一段时间，我被派去修水渠，中午歇工的时候，别人休息，我就找一块合适的石头，用錾打喂猪用的石槽。这

样抽空打，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打完之后，还要把这块七、八十斤重的东西从十多里远的地方扛回家。那个年代，没有塑料盆，铁盆又舍不得用来喂猪，泥瓦盆又容易坏，打个石槽喂猪，猪很难弄坏，能一用很多年的，非常合算，哪怕辛苦点，也觉得很值得。

那年月，想做点生意都不自由，每到年底的时候，生产队照例要放假，到年后初五、六开工，这期间为了改善生活，我都要去做点生意，而且要偷偷地做，因为那市场还没自由开放。我曾经用小推车推着家里的木材到枣庄换成煤炭，再推着煤炭到江苏那边去换成大米，然后把大米推回家，因为当时孩子们是很喜欢喝大米汤的，每顿都喝地瓜干汤孩子们都喝腻了，胃都喝坏了，早盼望喝顿大米汤了。

那年月，手里也没本钱，想做点生意就更难了。快到春节的时候，生产队里的农活少了，有点空闭时间了，我就贩点大葱，当时把大葱推回家时，别人都笑话我，说还没听说过有贩葱卖的，神仙贩葱也得折本，因为本就是已经晒过的大葱，一倒手就会折秤的。可是经过我苦心经营，那一小推车大葱，我竟然还赚了5元钱，也许是上天可怜我吧。5元钱那时也挺管用的。

我还杀过羊，自家喂的羊，长肥了，杀掉去卖羊肉，一是可以多卖一点钱，二是杀羊留下羊头、羊内脏，孩子们也解解馋。因为一年到头孩子们都难得吃一两次肉，每年杀羊时，对孩子们来说，都是盛大的节日，整个过程，男孩子们都自始至终跟着观看，帮忙。渴望着羊肉下锅

时发出的香气。

那种年月，支撑一个家真是不容易！

第四章节 老而身残

1978年之后，邓小平主政，土地实行连产承包责任制，那几年农民的日子真好过，可以吃饱了，受的约束也少了，也没有什么义务劳动之类的事情，好象又一次解放了一样，农民们见面都笑逐颜开的，总感到心里暖洋洋的，象是沐浴在春风中。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农民的生活都是呈上升趋势的，但有些时期，各行各业上升的幅度并不均衡，使一些行业的人心理不平衡。

1978年以后，进行了改革开放，农民们也可以出去挣点钱了。我也到乡镇水泥厂去做工，一干就是十多年，虽然我不识字，但工作认真，厂里的领导还比较信任我，让我当立窑车间的车间主任。后来这个乡镇又上了第二条水泥生产线，建了宏发水泥厂，我又到宏发水泥厂当立窑车间的车间主任。

1995年的年底，上夜班，我在巡视时，由于盖绞刀的盖子工友忘记给盖上，我的脚不慎插进了绞刀里，踝关节发生粉碎性骨折，因而右腿前肢被截去。当时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在感觉里我的那条腿还在，一开始还不疼痛。女儿、儿子来看我时，他们的眼泪止不住的淌下来，也许他们难以想象：一个身体壮得象牛一样的父亲，突然间失去了一条腿，他能否面对这一现实？以后他又将如何生活？是

的，我后来虽然出院了，但我很自卑，总是感觉别人看不起我，对别人有敌对情绪，有戒备心理，甚至自己的家里人。时常表现得很暴躁，特别对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还打骂过。唉！没有过这种遭遇的人怎能体会那种心情！

截肢这次住院，我所在的水泥厂还比较顺当地出钱让我住院。出院以后，就很麻烦了。我要等着去到济南安假肢，可厂子拖着不给安，我儿子跑到水泥厂催了十多次，后来花钱到这个乡的书记家里，花钱到这个厂子的厂长家里，才送我到济南的荣军医院去换假肢。由于换假肢需要制模、还需要磨合，在荣军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水泥厂提拱的钱时断时续，为了保证我治病用的钱，儿子在家里要给我到厂子里催钱。还发生过一个陪护的小青年携带钱跑掉了。公家的钱你带走就是你的了，唉，无法说，现实就是这样的。因为钱都在陪护者手里，他这一走，我几乎断了炊。一个老人，身在异地，又行动不便，突然没有钱，好几顿我只能每顿买一两个烧饼充饥。

虽然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假肢终于安上了，但厂子迟迟不给人家结帐，我却走不了，我是一天都不想呆了，便又催厂子尽快去结帐。厂子派了一个人，但他却迟迟不去，我儿子又买东西求他、他才肯去。这个人一到医院，自己先要了皮鞋、床单等物记到我换假肢的帐上，才肯代表厂子给荣军医院结了帐。这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有侵吞移民款、救济金的，有吃了被告又吃原告的，有花死人钱的„„凡你能想到的事，几乎都有可能发生。

我这才真正明白有些人做事的原则是：该我干的我不干，请客送礼我才干；不该我干我也干，有利可图我就干。

换完假肢回家后，我就到原来工作过的水泥厂和乡里，询问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处理。趁着知道这事的领导还没有调走还好办些，一旦他们要调走了，如果找谁，谁说不知道这事，那就更难办了。但问来问去，就是没有人愿意管这事，现在的各部门一旦要它拿钱，当然是得推不揽，拖一天是一天。无奈之下，我把我个人用的床铺给弄到了乡政府大楼，我要软磨硬泡到底。也许他们脸面上实在过不去，就招呼我，开始给我处理这件事，答应按每月90元的生活费，给我10年的，再给我几千元用来换假肢，共计15000元。

我的一条腿就这样了断了。这是为乡镇企业失去的这条腿，如果因为私人，或者私营企业失去的这条腿，补偿的数额我想不会是这个数字，这是为什么？我也没有付诸法律，因为即使官司打赢了，到乡镇政府他不给你钱，你也没有办法。比如乡镇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谁不知道该给教师补上，但他们不补，拿他们不也没办法吗？

然而，处理完了，并不代表钱就到手了，我必须求他们把钱付给我，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要，但给的也不是现钱，当时水泥厂水泥滞销，乡里就用水泥来抵账，而且将水泥高于市场价折价给我，我出手时，却是低于市场价卖给人家的，弄来弄去，讲好的15000元最终到我手中就这样变成了13000元。我的一条腿就被13000元买断了，可悲呀，可叹！

到2006年时，我出工伤已经超过10年，看看当时中央的政策也很好，中央政府明显是一个爱民的政府。按当初的合同乡政府给我的生活补助是十年的，十年后我是可以再申请生活补助的。不巧的是我的那份合同让我给弄丢了，到乡政府，领导们也说他们手里那份合同在乡镇合并时也没有了，我说可以找帐呀，当时为了补助我，乡政府给支付了一万多元钱，一万多元钱不是小数字，不能不走帐吧，这个帐目不会没有吧。他们说帐也找不到了，让我自己拿出证据才行。我拖着一条假腿去找当年经办我这事的领导，他们有的提升了，有的退休了，但给自己添麻烦而没好处的事没人愿意揽。真是不容易，有时挤兑的我老泪横流。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也没有结果。至今还没有人来管这事。

我总感到心里亏得很。农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只因我是农民，在乡镇企业做工，失去一条腿，政府就能草草了事。如果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出了这事，会这样处理吗？

唉！农民，我们的地位为什么就这么低呢！

第五章节 风烛残年

现在，胡锦涛主政，他是一位爱民的领袖，相对前几年而言，费税、义务劳动等少多了，农民的日子又好过多了。

年前患了感冒，一直看不好，咳嗽发烧。前几天咳嗽带血，到医院拍片一检查，说是间质性肺炎，打了十多天针，好些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本文写的是我的父亲,为了表述方便,采用了第一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