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许羔（1906~1982），在父辈兄弟中排行第三。按农村习惯，祖辈一般疼长孙，而父辈一般爱满子（最小的儿子）。然而父亲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我的祖父姑且还处在艰苦创业期，甚至要做长工贴补家用，因而父亲该上学的年龄，便送去祖母出生地的一地主家做小长工。因为家中毕竟少了一张嘴吃饭啊！父亲做小长工的任务就是放牛，而当长工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东家一不满意，甚至还饿父亲的肚子。父亲年少独立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为改变命运的自强心理和胆量。父亲到了十七八岁时，村里有一农户要将家里的猪杀了去卖，一时找不到屠宰手，就问我父亲，“你敢不敢杀？”父亲当即就应允，“哪有不敢的道理”，并挽起衣袖，手执屠刀，向已捆好的肥猪咽喉处一刀刺去，猪便一命呜呼了，便即去毛剖腹肢解，一切都像训练有素的行家似的。也正因如此，父亲也无师自通，多了一门谋生的手艺。农忙时下田耕地，闲时则宰猪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叫卖猪肉。

父母完婚后，父亲自然是家里经济的顶梁柱，可旧社会政局动荡，社会混乱，赌博之风盛行，一些地方上的游手好闲，迷恋着赌博者，老早就瞄准了我的父亲卖猪肉时，手头上积下的几个子。她们死磨硬缠着父亲参加她们的赌博行列，父亲终于也顶不住她们的种种诱惑激将，吆三喝四的赌起来。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便染上了赌瘾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据乡人们传说，父亲虽不识字，但头脑灵活，赢多输少，还因此置了一些田产呢！此事父亲没跟我们说过，我们做子女的也自然不敢多问。不过，就我看来，大凡赌博都是一种骗局，赢家庄家也好，输者是参赌者，所以，说父亲赌赢买田之事，我一直不相信。

父亲卷入赌局后，家里的担子自然由母亲支撑着。父亲赌起来，经常在外面挑灯夜战，在家很少露面，“家庭战争”不可避免。一次，我趴在桌上吃饭，不知母亲说了什么刺激父亲的话，估计是同赌有关，此时，原本闷声不响在桌上喝着酒的父亲，突然将饭桌掀翻，碗筷淅沥哗啦的甩在地上，我被吓的哇哇大哭起来；还有一次，父母争吵，母亲为躲避父亲的过激行动，回到房间拴好门闩，嘴边还在数落着父亲赌博妨碍家庭正常生活之类的话语。父亲听不下去了，跑去拿着一把沉甸甸的砍刀，大喊要破门对母亲怎样怎样，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万一破门

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哭得震天动地好在邻居闻到我的哭声，纷纷赶来增援劝架，才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悲剧发生，。这两件事，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由此可见，赌博给社会给家庭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幸好解放了，政府严禁赌博，父亲迅速回到正途上，我的家才像千万个家庭一样，开始走向幸福美满之路。

父亲秉性刚烈，富有反抗精神。我读小学时，在旧衣柜抽屉里翻找文具，发现有红袖章，上面写着“赤卫队”字样，我问父亲那是做什么用的？父亲对我说，那是毛主席来县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成立农会，建立赤卫队组织，打土豪，分田地的标志。我幼小的心灵，沈伟父亲当年参加革命运动而感到自豪。但又为当你自己年龄小，没有保留文物价值这标志而感到惋惜。

父亲一生中所承受的苦难，除了少年适当小长工外，那就是在她三十几岁时，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挑夫的事了。我父亲告诉我，在日本兵荷枪实弹押解下，挑夫们挑着沉重的军需品从遂川往广东方向进发。前进时，挑夫们稍有迟缓，枪托和皮鞭就会像雨点般落在身上，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伤口和衣物磨擦，疼痛难忍。铁蹄下的统治，挑夫们只好把仇恨埋在心里，寻思着如何摆脱虎口的凌辱，她们小心翼翼的寻找机会出逃。一天，当夜幕降临，行至一处复杂的树林旁，突然，一位领头者一声“快跑”，挑夫们迅速丢弃肩上的重担，纷纷向树林里奔去，此时，日本兵胡乱的朝树林里开枪射击，不少挑夫惨倒在血泊中，幸运的是父亲在混乱中得以逃脱。

然而，祸不单行，逃出虎口，又入狼窝。父亲在返乡的途中，又晕倒来历不明的强盗，硬要父亲留下“买路钱”，然而，这些刚逃出的挑夫哪有钱啊！为此，这伙强盗眼看捞不到油水，感到晦气，把气发到挑夫身上，将挑夫们的衣服拔得精光，才给放掉。后来，挑夫来到一处山村，在好心的村民的接济下，穿上破旧的单衣服避体，沿途乞讨，几天后才回到家乡。

1949年，家乡解放了，人们获得了新生，我的父亲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带着哥嫂精心经营几亩祖田，农闲时，父亲和哥哥进山扛木头搞点

副业贴补家用，家里的日子还算殷实。此时，刚好是我上学的年龄，父亲和哥哥给我营造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后来，村里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父亲都积极参加，而且是位精通农活的高手，生产队里分配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而且做得很好，在记工分年月，父亲出满勤一天，就会记上满分，即十分。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父亲喝点酒抽点烟提供了条件。酒是母亲亲自酿的。父亲青壮年时期，身体十分强壮，三餐都要先喝点酒才吃饭，年龄比较大时，改为午晚两餐饮酒。解放前，父亲吸手握铜制水筒黄烟，黄烟装在水筒口上，再用草捻子点上火，便咕噜噜的吸着。烟叶是父亲和哥哥亲手种植的，收获时将烟叶摘下来晒干，再一把一把捆好，放在阴凉处，需要时，取下用刀切成烟丝。父亲对烟酒的至爱，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为我成年后嗜好烟酒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父亲对我既严厉又疼爱，从小我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敬畏感。父亲一般很少说话，但话从来口出，就铁板钉钉绝不随意改变。小时候，我意见父亲的严肃表情，我就会悄悄的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读书的时，因父亲从未上过学，谈不上对我进行辅导，但有一点很明确的，我一定要学好。当我成绩优秀时，老师家访表扬时，父亲高兴劲写在脸上，甚至还会把好菜夹到我碗里，因该算是一种鼓励吧！当我学习有懈怠时，父亲曾严肃的对我说：“不好好念书，就回来和我一起种田”这句话我牢记着，也许正是这朴实无花的警告，成为我学业征途上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

父亲人很聪明，思维很敏捷，说来很让人难以置信，怎么一个从未上过学的人，居然中国象棋海峡的那样有声有色。而且还是我下棋的启蒙老师呢！小时候，父亲曾手把手教我，“象走田”、“马走日”、“车横冲直撞”、“炮隔子打子”、“帅将宫中不出门”、“过河兵阻当车使，勇往直前不回头”，这些下其原理我是从父亲那学会的。我读小学放学回家，父亲有空，也会给我杀几个回合。虽然，我是初学者，父亲的棋艺也不高，父子对弈，别有一番情趣，完全回到人性本能一面，对阵中，父子各不相让，有时还为吃个子儿，“重来！”“不行！”“不可悔棋！”还

相互争执不休呢！

每当，在炎热的夏天，父亲总是光着背，麻麻密密的痱子布满全身，父亲还经常叫我帮她抓痱子呢！我也很听话，认真为父亲抓痱子，有时也会俏皮地在父亲腋下抓两下，弄的父亲咯咯咯的笑起来，父子间呈现着平等融洽的亲昵气氛。受父亲性格的影响，或者叫遗传，我与我的孩子们，小时候也是那种场景。

父亲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有几乎经济实力较强者先后盖起了新房。此时，有人有意讽刺我父兄说：“你家里有人在外做事，家里又有劳动力，你家什么时候盖新房呀！”父兄气不过，将此事写信告知我。我当时还在部队服役。接着，父兄开始筹办盖房之事。为解决屋基土问题，在二位伯父亲属支持下，将菜园土换在一起，并打好地基。此时，我将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费和把在工厂时买的一块手表卖去，一共凑了二百七十元寄回家给家里购买建房材料用。当然，这点钱，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当时是低工资年代，这笔钱帮家里解决了大问题。我父兄将这笔钱拿去买木料。至于运输问题，那是父兄、嫂画了一整个冬天，跑进深山老林里，去一根根把她背回家来的。与此同时，去购买砖瓦，自制土砖，雇请师傅，硬是将一栋四室一厅的两层田字形房建起来了。盖好后，哥写信告诉我尚差几十元木匠工钱，后来有我寄钱回家还清欠款。

父亲的体格相当强壮，前往离村十五六里路远的山上砍柴，解决家里做饭的能源问题，她老人家到了六十多岁，还能挑起一百三四十斤柴回家，一点不显苍老疲惫状态，父亲一般很少求医用药，不过，有两次干活时，被物撞着，摔断了脚褪，只好请详见著名武术世家兼骨科医师，刘明煌给父内服加外敷几贴中草药，再休息些时日，父亲很快恢复如常。父亲到了晚年患病，我们做子女的要送他去医院治疗，可是父亲与当地老人一样，担心客死他乡，坚持不去医院，邀请中一把脉用药，我们做后辈的只能照办。当然，小毛病采用此法治疗有效，而大病这类乡间医生则无能为力了。可见，封建传统习俗贻误了多少病人的康复。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间，父亲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的人了，病得很重。此时，我

接到哥哥“父病危”的电报，担心父亲是否能过这道坎，我与夫人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赶紧筹集操办父亲后事的资金，请好假于接到电报后的次日，赶往父亲身边探望，看到父亲苍老了许多，说话声音十分微弱，不禁悲从心来。我安慰父亲好好养病，按时服药，父亲应允着。尔后，哥哥与我商量如何操办父亲的后事问题，哥哥告诉我，父亲的棺木早已按当地的习俗准备了，搁置在新屋楼上，坟址已选好，在洲上一块家中的自留地上，现在需要钱购买材料，请人造坟，和父亲走时送行的费用。我告诉哥哥，“钱，我已将准备好了，不是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我担任高考毕业班的教学工作，教学任务十分紧张，过两天我的赶回学校去，如果父亲近期走，我没办法为父亲送行。家里的事只好请哥哥多操劳了。”随即我把准备好的钱交给哥哥。哥哥深明大义，表示对我的理解，并说：“过两天，你放心回去做好单位上的事，我会把父亲的事办妥。”

我在家呆的几天，见父亲按时服药，也能进食一点稀饭，也许见我回来，心情得到了一点慰藉，父亲的气色也有一些好转，而要康复需要时间，眼看我的假期将至，于是，只好到父亲床前告辞，说明理由，父亲点点头表示应允，并轻声细语的对我说，“你回去后，每个月给我寄点钱买酒喝。”我应道：“爸，你放心，我会的！您老多保重。”我知道父亲患病，烟已戒了，只是嗜酒的习惯，终生不悔，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是买点酒喝，此时父亲躺在床上，只这么点小要求，我肯定会满足她老人家的。

我告别父亲回到单位后，就忙着复习迎高考的教学工作，此时，没接到家兄关于父亲病危的家信，一忙自己也没主动写信回去询问，工作之余，我还庆幸父亲可能已度过难过呢！于是，高考一结束，仍按以往一样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厦门，一方面探望岳父大人，另一方面，让孩子在久居山区中换换环境，到海滨城市见识见识，尽管当时手头并不宽裕，但这点投资从未间断过。岂料，我们到厦门没几天，就接到由单位转寄哥哥发至建宁“父病逝”的急电。我悲痛至极，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嘱咐我寄钱买酒成了遗言。悲痛之余冷静下来，我与夫人商讨要否回去奔丧事宜，我们算了一下，父亲病逝的时间是7月20日早晨8点半，接到转来的电报已是次日晚，如马上启程，就算当晚有从厦门至南昌的火车，

还要刚好从第三天的南昌改乘汽车回遂川，共需三个完整的白天才能到老家。如果，其中乘不上车，要候车，起码要多花一天的时间，如果，在冬天没问题，可是在炎炎夏日，乡下又无冷藏设施，一体不可能放那么长时间，这样一计算，即使我回到老家，也无法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好在四五月间回乡已与哥哥商量安排好父亲的身后事。于是，我电告哥哥难以回乡，并写长信告之不能回乡不孝之举的理由，请在父亲在天之灵原谅为子孙的不孝，请哥理解为弟的难处。

事已至此，今天回想起来，即使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也难逃脱“不孝之子”的自责。原来以为即使回到了家乡，也不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其理由成立吗？非也。一个尽孝道的儿子，通过努力，求得内心的一点平衡。为此，每当想到此事，我就砖心的痛，我愧对父亲，我愧为男子汉，我更愧为读书人，“父亲大人，您知道吗？为儿一辈子都为此不安。”

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为祈求父亲在天之灵的谅解，我与夫人事后能做的，早就将父母的遗像敬奉家中神台上，从建宁到厦门，每逢农历重大节日，初一、十五，我夫妻两都会在父母遗像前摆上供品，点着香烛顶礼膜拜。并在春节、清明、七月十五前寄钱给哥哥，请兄长多买些之前焚化给父母在天之灵享用，以表示我们在外子孙对先祖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