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问题小札五则

粤语问题小札五则

作者：罗韬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1期

历年对于粤语的消长变化问题，略有关注，也积下一些札记，兹不避零碎粗疏，择数则录出，以就正于方家读者。 “推普”与“双语制”

语言有两大功能，一是交流工具，二是文化载体。从交流工具而言，语言是尚同的；从文化载体而言，语言是尚异的。如何协调这一对异同矛盾？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尽量实行平等的“双语制”，甚至多语制。“求同存异”，这也应是一个语言理念。

广东的“推普”运动始于1950年4月4日，由《南方日报》号召启动学习普通话运动，要求所有领导干部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经过六十多年大力“推普”，从正面成果看，广州实质上已经成为“双语地区”，本土广州人基本能同时熟练掌握运用普通话与粤语两种语言。 但也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一些中小学生对于本土语言的运用能力正在萎缩，2018年，广州荔湾区有个别学校规定学生课内课外都只准用普通话。这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忧虑。“雙语观念”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教育界都没有鲜明地树立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观念，族群平等，是以语言平等为前提的。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政策中是很明晰的观念。但在方言问题上却还是模糊的。对于地方方言的尊重，周恩来可说是一个楷模。他于1958年7月4日考察广东新会时，问同车的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会不会讲广东话？党向民答：“会听不会讲。”周恩来说：“在广东工作不懂广东话怎么行？要讲，不讲怎么做好工作？我还会讲几句呢。”《周恩来总理1958年视察广东新会记忆》，2016年01月09日《南方日报》）在考察过程中，当听完小学教师林巨峰的课后，周恩来用广州话说：“老师，讲得唔错！”见到正用插秧船插秧的农妇则用广州话问：“好唔好用啊？”与潮州籍技术人员陈如銮谈话，则双手奉茶给陈并以潮州话说：“摘爹摘爹（潮语：吃茶吃茶）”。体现了一种平等态度，让新会民众至今印象不磨。今天外来官员，也应有这样一种从语言平等到观念平等的姿态和理念。既提倡本地民众学习普通话，也提倡外来人士（尤其是官员）学习粤语。这就是“求同存异”的语言观，也是“双语文化”的表现形态。 粤语与兄弟方言间的消长

粤语在不同地区与不同语言发生碰撞、融合与消长是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事。 香港原来并不是粤语方言区。粤语成为它的主流方言是上世纪60年代末才确立的。这有一个发展过程：香港原住民用的是围头话，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城里广府人渐多，广州话的势力较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内地各地移民大量涌入，香港成为一个多方言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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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都同时存在。我们看反映六十年代香港的电影《花样年华》，就听到满耳的上海话，导演王家卫正是以此作为旧香港的一种记忆符号。 韶关市本土方言是韶关话，这是一种让方言学家难以归类的方言。但从抗日战争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以后，广州话的势力陡然加大，此后经过几十年的扩展，韶关话逐渐消退。如今八十岁以下的人已基本不使用韶关话，五十岁以下的人听不懂韶关话。也就是说，韶关话在韶关市区已经基本消亡了，广州话已经成了韶关市区的主流语言了。

顺德话、番禺话、南海话，都属广州方言之下的小分支，但近二三十年由于电视的普及，其地方口音在年青人群中已渐被纯正广州音所取代。 这些都是广州话扩张的例子。

南宁地区粤语则呈萎缩状态。南宁原来的本土语言是平话和壮话，但近代以来广东商人西进，一百多年间，粤语逐渐成为南宁主流方言，方言学上把南宁地区粤语划为邕浔方言片。但到近年，一方面由于“推普”运动，另一方面由于邕浔方言与粤方言中的标准语——广州话存在差异，而被认为口音较“土”，这一口音在年青人中失去文化优越感，因而转操普通话。所以近年南宁地区的粤方言萎缩十分明显。南宁已明显存在成为北方方言地区的倾向。

在惠州，粤方言与客家方言之间则呈另一种交融状态，产生另一种方言——惠州话。这类似于拉丁美洲出现的所谓“克里奥尔语”——一种混合拉丁语、英语而成的新语言。惠州话则是粤语与客家话互相影响交融而成的方言。这种“克里奥尔化”的方言现象，致使有些方言学家把惠州话归属为客家方言，有些则把它归属为粤方言。 古音与入声

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别往往是空间造成的，古语与今语之间的差别往往是时间造成的。每一种方言在各自的区域内，各有其衍进变化的形态和速率。而由于族群的迁徙和互融，就更使得方言的区域性与历史性交积，空间差与时间差交积——四川省存在源于赣粤的客家方言，粤西、海南存在源于福建的闽方言；而各方言间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古汉语的孑遗。 粤方言保留古汉语某些特征，这一现象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这与北方方言比，确实如此。但与闽方言比，闽方言保留古音更多些，它相当多读音还保留中古以前的读音。就像加拿大的阿卡迪亚法语，至今保留16世纪古法语的某些特点一样。

中古汉语分十个声调，粤方言则有九个声调，这基本保持了中古时代的调类，即平上去都分阴阳，入声分阳入、中阴入、阴入。唯一变化的是，像“浩、稻”这样的中古时期的阳上声，今天粤语已归入阳去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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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入声，是除了北方方言之外各方言共有的现象，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与粤方言一样，都保留入声。北方方言的入声基本消失，“派入三声”，但仍然有南京话、太原话、张家口话、湖北的麻城话等北方方言保留入声。

粤语的入声是诸方言中最丰富的，如“白、伯、北”，分别是阳入、中阴入、阴入三个入声调类。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入声只分阴阳，湘方言、赣方言只有一种入声。 粤语之重唇音

清代学者钱大昕有一个著名的古音学论断叫“古无轻唇音”，即凡读“f”“w”的字，古代都读“p”“b”“m”。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和《潜研堂文集》卷十五，分别花了很大篇幅论述这个问题。他主要是根据先秦典籍考据出来的，用到方言为例时，仅举了一个吴方言的例子，说“吴人呼蚊如门”，其实长沙话、广州话、潮州话“蚊”都读“m”音。钱大昕没有利用粤方言、尤其是闽方言作为佐证，是这一考证的缺陷。闽方言与上古语一样是没有轻唇音的；也就是说，晋唐以后轻唇音从重唇音中分出的现象，在闽方言没有发生过。

粤方言则呈另一种形态。有相当多被分化为轻唇音的字，粤语仍读重唇。如“母鸡孵鸡蛋”，广州话是“鸡乸部鸡蛋”，这个“部”字，其实应写作“艹+抱”，“艹+抱”与“孵”在东汉以前是同义同音，读“b”音。“伏在地上”，广州话读为“仆在地上”，也是保留了“伏”的古音。 “浮起来”，广州话是“蒲起来”，也是“浮”字的重唇读法。

微笑的“微”，文化的“文”，广州音都读“m”，而不读“w”，也是重唇音的保留。 粤方言中的增城、台山、新会话，读

“斧头”的“斧”，用“p”音，而不用“f”音。这些都是古无轻唇音的遗意。因此我们就明白“番禺”为什么不能读为“翻禺”，广东古代邦国“缚娄国”，要读为“博娄国”，今天的“博罗”，其实就是对“缚娄”这一名字的继承。 粤语之古词

粤语固然有许多诸如“咩”乜”乸”叻”“嘢”之类的俗音俗字，也有不少是古词的保留沿用，因它只保存于粤语之中，而被误认为俗音，其实正是古代之雅言。如：

禁（音：襟）：耐得住，经得起。“这对鞋好禁着”。梅尧臣《永叔寄澄心堂纸》：蜀笺脆蠹不禁久”。

譊（音：闹）：争吵，骂人。“阿婆譊人”。古乐府《孤儿行》：“里中一何譊譊”。 黐（音：痴）：粘着。“唔好黐住我”。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譬彼鸟粘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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儃（音：叹）：享受、舒适状。“儃番杯茶先”。《庄子·田子方》：“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

觇（音：担，又读：单）：察看。“头觇天，眼望地”，“觇左佢一眼”。《淮南子·俶真训》：“其兄掩户而入觇之”。粤语读“觇”，不发“ch”这一卷舌音，而发“d”这一舌尖音，这是钱大昕所谓“古无舌上音”（即古代没有卷舌音）的一个例证。

髀（音：比）：大腿。“我钟意食烧鹅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

畀（音：比）：给予。“将份文件递畀我”。《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初来甫到”在粤语来说，是一句古雅的“俗语”。这个甫，是初始、方才的意思，但在一般地方已读“f”音，但在这里仍读重唇“b”音。还有“九大簋”“斟酒畀我饮”“卒之食到禾虫”“得闲来倾下偈”，这些都是古代语词的沿用。

粤语中的四邑话把祖母称为“安人”，简称“人”；就像徽州人称祖父为“朝奉”，简称“朝”一样，都是把明清时候的一些朝廷封号作为对祖辈的称呼。

也有一些旧词在广州消失而在其它方言存活的。如清末广州话仍有称女人为“堂客”的，如南音说唱《大闹广昌隆·庙前》：“嗰个堂客着紧，快D拖埋呢个细蚊”，“堂客”一词近数十年在广州话中已基本消失。我们今天只有在湘方言中听到这个词，不过，它已窄化为“我男人、我女人”中的“女人”——妻子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