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地名翻译

几年前我曾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写过一篇《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发表在2002年第12期《博览群书》杂志上。近读景德祥先生《从“默克尔”谈起——小议德语人名的音译》的文章（《中华读书报•学林》2006年4月26日），觉得似乎还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连带涉及

地名翻译，因为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常都采用音译的办法，很少采用意译。原因很简单，人名和地名，即令意思很清楚，也是不宜意译的。地名还有少数可以意译，例如“牛津”、“好望角”，人名则几乎无例外都应该音译。例如英语姓“Snow”不能意译为“雪”，只能音译为“斯诺”；德语姓“Faβbinder”不能意译为“箍桶匠”，只能音译为“法斯宾德”；俄语姓“Молотов”不能意译为“锤子”，只能音译为“莫洛托夫”——尽管原名斯克里亚宾（Скриабин）的那位革命者当初取这个假名就来自俄语“молот”（锤子）。

语音有差别，音译难准确

景德祥先生认为现在一些德语人名音译不恰当，举了许多例子，但是他所建议的一些译法也未必就恰当。例如他说“Nietzsche”译为“尼采”不准确，准确的音译应该是“尼切”、“尼策”或“尼秋”。然而读者很容易发现切、策、秋这三个汉字读音相差何其大也，可以用它们中的一个来译“-tzsche”，不正说明译得都不准确吗？德汉两种语言语音不尽相同，这是音译很难都准确的根本原因。例如，德语变元音ü与汉语韵母“ü”类似，但覿和觟在汉语里都没有相同或相近的音，这样有覿和觟的德语人名（像景先生举到的例子Vller）要音译成汉语就不可能准确。德语又多有辅音连缀的现象，像上面所说“Nietzsche”里的“-tzsche”便是典型例子。古汉语曾经有过类似情况，例如“笔”字现在的声母是“b”，古代曾经是双声母“bl”。双声母在汉语里早已消失，遇到德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辅音连缀就不大好译。辅音连缀“Sch”在“Schüssel”里与“ü”相拼还

不难翻译，在“Schmidt”和“Schr觟der”里它都不与元音相拼，翻译起来就不容易了。把不与元音相拼的“Sch”译作“施”，大概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译法，“Schleicher”、“Schlendorf”、“Schneider”、“Schwarz”都是这样。实际上德语“Sch”发音与汉语“施”、“许”都不大一样，译成哪一个都很难算得上准确。两位当总理期间为中国人民熟悉的德国人施密特和施罗德，还有以演“茜茜公主”为我们喜欢的奥地利电影明星罗米•施奈德（Romy

Schneider），都姓“施”，如果让他们改姓“许”，许多中国人恐怕会感到陌生。

德语如此，其他许多语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各种语言的语音有一些是相同或者相近的，音译起来不困难，但遇到那些差别大、或者一种语言里有而另一种语言里无的语音，就不好办了。法语发鼻化音的字母组合“gn”（例如二战著名战场、比利时法语区的Bastogne），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都有而又不太一样的颤音，都是汉语没有的，音译起来都不可能准确。对于汉语，还存在一个有其音而无其字的问题。例如，法语姓“Dubois”里的辅音“d”与汉语拼音声母“d”类似，“u”则接近汉语拼音韵母“ü”（与德语变元音“ü”类似而不同于元音“u”），按说应该容易翻译了吧，然而汉语没有读“dü”的字，只好用读“du”的字代替。那样的字倒很多（都、读、堵、杜等），于是音译为“杜布瓦”。德国地名“Düsseldorf”译作“杜塞尔多夫”，也是同样原因。音译欠准确，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约定俗成的译名不准确的不在少数，可以小调，不宜大动

我在《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一文中曾经建议，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要轻易更改。人们熟悉的许多约定俗成的译名，实际上都存在与景先生所说阿登纳、俾斯麦、毛奇那样音译不准确的问题，译

自英语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杜鲁门（Harry S.Truman），译自法语的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和大小两“仲马”（Alexander Dumaspère和Alexander

Dumasfils）都是这样。二战苏联名将朱可夫（Г.К.Жуков）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但俄罗斯诗人В.А.Жуковский（1783-1852）却约定俗成地译作“茹可夫斯基”。应该说“Жу”音译为“茹”比“朱”准确，但如果把朱可夫改成“茹可夫”，恐怕许多对那场战争的历史很熟悉的人也会问：“他是谁？”民族名、地名、国名音译不准的例子就更多了，“俄罗斯”或“俄国”俄文是“Россия”，英文是“Russia”，何“俄”之有？德语“germanisch”译作“日耳曼的”，“deutsche”译作“德意志的”，准确吗？就连景先生提到但并未表示异议的歌德，德语“Goethe”当中的辅音“t”是类似汉语拼音声母“t”还是“d”？“Goe”音译成汉语是难以准确的，因为汉语没有与“oe”相同或相似的韵母，但“the”音译成汉语完全可以更准确一点，改不改？类似的还有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丹麦、巴西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

约定俗成的译名很多都是不准确或者欠准确的，其原因有的可以说清楚，有的就不大容易说清楚。景先生说到“方言的影响”、“语种的穿帮”以及“生硬的更改”，其中“语种的穿帮”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德国南部那个叫“巴伐利亚”的州，显然就不是从德语“Bayern”而是从英语“Bavaria”译过来的，其首府慕尼黑显然也不是译自德语“München”而是译自英语“Munich”。不过后者标注的读音是[mju:nik]，那里面的[k]是怎么变“黑”的？恐怕也很难说清楚。上面提到“germanisch”译作“日耳曼的”，大概与法语有关，因为只有在法语“germanique”（日耳曼的；日耳曼人，日耳曼语）、“germaniser”（日耳曼化）里“ge”的发音［廾藓］才与汉语“日”相近。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已经有约定俗成译法的人名，一些人偏要另译，不明白是出于无知，还是存心让人看不懂。例如谢天振先生曾经在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批评一本评述伽达默尔哲学的书，指出作者把英国著名诗人蒲伯（AlexanderPope,1688-1744）译为“坡”，这就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相混。我也曾指出《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18期《希特勒的遗嘱》一文把纳粹德国著名人物戈林（Hermann

Gring）译为“格宾”，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译为“格贝尔斯”，里宾特洛甫（Gertrudvon

Ribbentrop）译为“里本特罗普”。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教科书也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我手头有一本注明“卫生部规划教材”的《医学微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6月第4版第21次印刷，就把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译为“郭霍”。1982年中国为他发现结核杆菌100周年专门发行过纪念邮票，这本高校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微生物学的专家，对那个德国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如果约定俗成的译名只有少数不准确，我们大可更改过来，不再念白字、错字。问题是那样的译名太多了，而且不少名字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得准确，怎么办？“Dumas”译成“仲马”确实不准确，改成“杜马”好一点，但仍然算不得准确。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有名，但中国人知道他、尤其是读过他作品的就不很多，把“曼”改成“芒”也许影响不大（其实仍欠准确），但《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铁面人》作者大仲马，《茶花女》作者小仲马，在中国知名度都非常高，如果改成大小“杜马”，情况会怎样？给毛奇更改译名问题也许不大，如果让丘吉尔、戴高乐、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苏格兰都“正名”，情况又会怎样？

我认为，约定俗成的译名即使不能一律从“俗”，也只能小调，不宜大动；大动会引起混乱，而且是大范围的混乱。做点影响面有限的调整是可以的，例如考古界通常把发掘特洛伊遗址闻名的德国人“HeinrichSchlieman”译为“谢里曼”，那就不妨仿照施密特、施罗德、施奈德的办法译作“施里曼”。

“一名一译”与“一名多译”

同样的名字翻译应该相同，亦即“一名一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约定俗成的译名里也不乏例外。例如，美国第五位总统（1817-1825年在位）叫“James

Monroe”，汉语翻译为“门罗”，他以提出“Monroe

Doctrine”（汉译“门罗主义”）而闻名。百年之后美国出了一个在西方非常著名的性感明星，原名“Norma Jean

Mortenson”，但艺名却选了与门罗总统一样的姓，这样全名就成了“Marilyn

Monroe”，汉语翻译为“玛丽莲•梦露”。“门罗”和“梦露”都译自“Monroe”，是典型的一名二译，但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就有点麻烦。要是把性感明星改成“门罗”，

恐怕太严肃了一点，不够“性感”；让总统改叫“梦露”，则恐失之轻佻，延伸下去“梦露主义”会让人怎么想？

看来音译“Monroe”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保留现已存在的“一名二译”，因为名字不只是符号，还负载了一定的“文化信息”。“一名二译”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Charles”，目前的英国王储就叫这个名字，我们译为“查尔斯”。其实这个名字汉语最初多半译作“查理”，早期取了洋名字的买办便有不少张查理、陈查理、宋查理。后来虽然通行“查尔斯”，但作为国王的名字仍然译作“查理”。查尔斯王子日后如果继位为王，排下来正好在1660年复辟的“CharlesII”（查理二世）之后，当为“CharlesIII”，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届时我们是译成“查理三世”呢？还是译为“查尔斯三世”？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语言里许多人名有着共同的来源，例如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人物，但一些名字宗教界的译法与世俗的译法就不一样。“Michael”便是一例，它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使长”（archangel），《圣经》中文本译作“米迦勒”，还专门有个纪念他的节日（9月29日），叫做“Michaelmas”（米迦勒节）。但作为普通人名字却译成“迈克尔”，例如美国著名篮球明星乔丹就叫“Michael

Jordan”。这位“天使长”还被看作德国的护佑圣徒，所以德国男子叫这个名字的也很多，与乔丹同龄的联邦德国著名游泳运动员格罗斯全名就是“Michael

Gross”。德语拼写与英语相同但读音不同，通常音译为“米歇尔”或“米切尔”。西班牙语则拼写也略有区别，作“Miguel”，音译为“米格尔”。俄罗斯人叫这个名字的也不少，俄文作“Михаил”，音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1613–1645年在位）就叫这个名字（МихаилI，米哈伊尔一世）。

除一些名字宗教界译法与世俗译法不大一样以外，不同宗教同一名字的译法常常也小有差异。例如犹太人通常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Abraham”（亚伯拉罕，基督教称呼与此相同），但这同一个老族长伊斯兰教却称“Ibrahim”（易卜拉欣）。他与女奴夏甲（Hagar）所生的儿子《圣经》称为“Ishmael”（以赛玛利），伊斯兰教却称为“Ismail”（伊斯梅尔）。

名从主籍

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的英语译名是“Michael

I”，显然我们不应该根据它译作“迈克尔一世”，而只能根据俄语译作“米哈伊尔一世”。也就是说，应该从姓名主人的母语译出，遵从“名从主籍”的原则。应该按“名从主籍”原则翻译的名字很多，上面说到的“Charles”就是一个。戴高乐也叫那个名字，然而他是法国人，就不能译作“查尔斯”或“查理”，应该译作“夏尔”。因为法语“ch”的读音不同于英语“ch”而类似于英语“sh”，词尾的“s”不发音。英语、法语写法相同而读音不同的“Charles”都来自日耳曼语，原意“大丈夫”。现代德语作“Carl”（如Carl

Zeiss）或“Karl”(如KarlMarx)，汉语音译为“卡尔”。到西班牙语它又变成“Carlos”，音译“卡洛斯”。西班牙国王多有叫这个名字的，1516年西班牙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英语称“Charles

I”，其实就应该叫“Carlos I”，“（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1519年他又被选为德意志第一帝国皇帝，英语称“Charles

V”，其实应该叫“Karl V”，“（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卡尔五世”。

与“Charles”类似，有着共同来源、但在欧洲不同语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还很多，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语翻译，而应该从姓名主人的母语译出。

大众传媒与人名翻译

为了不造成人名翻译上的混乱，大众传媒负有重要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的许多大报、大刊是做得很好的。总的说来CCTV-1和新闻频道做得很好，别的频道就不都那么令人满意了。举个例子，德国上届政府（施罗德政府）的外交部长姓“Fischer”，他在CCTV-1和新闻频道上经常露面，译为“菲舍尔”，但同是这个姓的一位德国跳水运动员，CCTV-5一位著名主持人却总译为“菲斯切尔”。体育频道涉及的人名比较多，一些不常见的名字译得不当也许难免，但“Fischer”是个来源于职业（渔夫）、与英语“fisher”相当的常见姓，自创译法就显得可笑了。

景德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外国人名新闻出版部门规定得有“标准译法”。我认为，不管规定得准不准，按标准统一都比无标准混乱要好。即使是尚未制订标准译法的不大常见的名字，同一报刊或者电视台至少也应做到译名统一，不闹在一个频道（一个版面）叫“菲舍尔”而在另一个频道（另一个版面）叫“菲斯切尔”的笑话。当然有关部门应该把“标准译法”制订得尽量准确一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人才济济，会各种语言的记者、编辑都有，做到这一点大概不算苛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