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_何一民

Journal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Sep．，2015Vol．44No．5

■历史地理研究

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

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

何一民，王立华，赵晓培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所，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农牧交错带即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大体上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走向一致。历史上以内蒙古农

牧交错带为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交界地区，因而成为民族冲突与战争频繁爆发的区域，从而对该地区的社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清代开始，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已失去了军事会、

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了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的变化，农牧交错带成为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交汇、交流、交意义，

融的新区域，从清代到民国，这一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增加、城镇兴起、经济发展、与国内外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关键词：农牧交错带；政治区位变化；城镇发展；产业结构中图分类号：K25；K928．5收稿日期：2015－03－13

“十二五”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12AZD083）

作者简介：何一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5－0012－09

农牧交错地带并无具体的边界和明确的宽度，并且随着时代政治、经济的变迁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地处半湿润与半干旱地区、农耕区与变迁。古代中国农牧交错带大体上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相一致，

，“农牧交错带，可分为北方农牧交错带和南方农牧交错带两个部分。农牧交错带大致游牧区的交错地带

从大兴安岭西麓起，经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进入甘青高原，后经过青藏高原南部，延伸至青藏高原南部”①。就晚清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地区而言，农牧交错带则主要为垦务实施区域，主要在长城以北，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以南区域，呈东西狭长分布。清代是内蒙古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变化较为突出的时期。一是随着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内蒙古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发生变化：原来作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国家的军事缓冲区的战略意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牧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区域。二是清代中期以后，大量内地汉人向内蒙古地区迁移并进行商贸和屯垦开发等，农

从而使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也不断向北推移。农业是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为人口聚居和业区不断扩大，

城市兴起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开始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实行“内地

化”管理，相继设置了若干地方行政建置，由此推动建置城市的兴起。三是随着政治区位的改变，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交通区位发生变化，特别是铁路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四是清末至民初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地区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发展也随之而受到影响。

：“经青藏高原南部，，“经本文作者注：以上引文所言延至青藏高原南部”经笔者考察，原著可能有校对错误，应为

。延至青藏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南部，

①

［1］34

第44卷何一民等：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13

一、政治区位变化与建置城镇的兴起

历史上，内蒙古南部农牧交错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区域。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后，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均被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中，内蒙古南部农牧交错带不再是两个

而是成为内陆腹地。政权的边境地区，

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内蒙古南部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在不同时期产生一些新变化，而政治区位的变化对城镇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清代前期，军事城镇的兴起

内蒙古南部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虽然发生了变化，隶属于清朝版图，在清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但民族矛盾仍然比较尖锐，清朝统治还不稳固，南方的反抗和叛乱，以及北方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存在，因而清政府仍然不允许内地的汉族人与蒙古、新疆等地的民众自由往来，因此清代前期内蒙农牧交错带政治区位的变化对一般建置城市的发展作用不是太大。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蒙古地区出现了一批军

从顺治（1644—1661）到乾隆（1736—1795）年间，清王朝在长城以北地区修筑了多个军事城镇，事城市，

西起宁夏、河套，南接长城各要口，东连辽东，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驻防体系，成为一道外控盟旗、内护京师的军事屏障，由此推动了该区域军事城市的兴起，这一带军事城市虽然规模不大、功能单一，但是随着后来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军事功能逐渐被弱化，而经济功能则不断增强，由此推动这些城市从军城向治城

［2］

和商城转变。

2．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前期，移民的不断增加与建置城市的兴起

统治者对汉族的防范心理逐渐减弱，从而逐渐放宽对内地民众进入随着康乾时期清朝统治的稳固，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政治分界的意义逐渐淡化，由此带来新的变化：一是该地区成为半开放和开放区域，大量人口涌入进行经济开发，带动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行政建置城市开始兴起。口的大量增加，

清代中期，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内地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由此带来若干社会问题。清王朝在各种压力

，从“走东口”到“走西口”再到“闯关下开始逐渐改变原有的限制内地人口向长城以北地区流动的禁令，

，东”北方数省的民众不断向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流动。晚清至民国初年，人—地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加上

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因而直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破产农民，为了求得生存战事频仍，

而不得不向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转移。另一方面，具有丰富土地资源的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也成

“河套土地膏沃，皆废为牧场，若垦殖可拓为田数百方为当政者为解决人口压力而希望开发的重要区域，

［3］［4］

“华北各省可有此巨量农产接济，”，“补内地民生困难”。如在河套发展垦殖，使可免荒灾鉴于内里”，

［5］

蒙古农牧交错带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晚清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相继采取一些鼓励移民屯垦的政策，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使以游牧为主

［6］49

。1937年，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农牧并重的状态。乾隆年间，绥远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只有12万余人

［7］

该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56．5万人，其中以农业人口增长最快。据1925年调查，绥远的农业

［8］2

人口约为49万余人；而据1928年调查，农业人口已增至73．6万人。

伴随内地人口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大量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清朝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以蒙古族游牧居民为主，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众编制旗

旗为行政、军事单位，数旗为一盟，选正、副盟长各一人，盟非行政机构。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汉族移民分，

数量的增加，盟旗制度不适合对汉族移民的管理，因而清王朝相继在汉族移民较多的地区设立厅等地方

“旗厅并治”实行的双轨制管理。但初设之厅由于辖地面积过大，官府力量相对薄弱，管理难行政机构，

。“从前地土荒芜，度较大，时常捉襟见肘人烟稀少，事尚简而易理。然而一遇命盗词讼各案，辄待拘质于

［9］5090－5091”“以地段广袤，，“商人大多四方不逞之徒，官府不无顾此失彼之虑”霸占强争，动数百里之外。

［9］5090－5091。辄械斗，兼以马贼土匪出没无常，抢劫之案，所在多有”部分不法之人“习性贪而狡气粗以悍，

［10］161

，小则穿逾鼠耦，大则抢劫横行”如五原厅匪患严重，然“地阔兵单，分布不敷，民警之马迹有终年不

［11］117

。因而清代中期以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不断加强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管理，其得一见者”

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增设地方行政建置，如绥东地区原来只有丰镇与宁远二厅，隶属于山西大同府。光绪

1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二十九年（1903），山西巡抚廷斌奏准，在距离宁远厅治地东边361里的科布尔地区成立陶林厅。同年，在距

［12］66

。民国建立后，内地人口继续往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移民，地方官原厅治地180里的二道河镇设立兴和厅

，“察区地方辽阔，员对管理治安等仍感吃力县分星稀，每个县周辖五六百里至七八百里不等，属境散漫，一

切设施有鞭长莫及之虞。即使人民纳赋税输捐亦有跋涉疲劳之苦，非度地设治不足巩固边陲发展民智［13］113

。五原地域辽阔，“县也”民国建立后相继在其县境析分出多个县建置。先是民初五原县知事王文墀以

［14］13［14］13

“东西千里，遥治不变，移治后套县署，以从民意”，但是五原辖境依然是鞭长莫及”，因而署在包头，

，“以五原东境地”当地官员多次请求分地设治。1920年分设固阳县，在固阳镇设县治。1922年，划丰镇、兴

，“以五原东南界地益之”。同年，和、凉城所辖地各一部设集宁县。1925年，在包头设治又在大佘太设治，

［11］118

“划五原乌兰脑包以东地益之”。随着地方行政建置的增设，行政建置城镇相继兴起。绥远地区的行政

1928年增至18个县局治。1934年，建置城市由清朝前期的5个厅治，增加到清末的12个厅治，察哈尔省所

崇德设治局、化德设治局。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相似，晚清至民国时属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又增设尚义设治局、

期，在内蒙古东部也增设了许多行政建制单位，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参见表1）

表1

所属区域或行政区划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土默特左翼旗喀喇沁左旗、敖汉旗察哈尔右翼旗晚清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地区新设主要道、厅、县、设治局一览表设厅、县（年份）奉化县（1877）、怀德县（1877）、洮昌道（1914）昌图府（1877）长春府（1889）彰武县（1902）建平县（1903）兴和厅（1903）、陶林厅（1903）所属区域或行政区划郭尔罗斯前旗科尔沁左翼后、前旗乌拉特前中后三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乌兰察布盟蒙土默特左翼旗科尔沁扎萨克旗厅、县（年份）农安县（1889）、长岭县（1906）、德惠县（1910）康平县（1880）五原厅（1902）东胜厅（1902）武川厅（1902）阜新县（1903）洮南府（1904）大赉厅（1904）法库厅（1906）安达厅（1906）呼伦厅（1908）开鲁县（1908）呼伦道（1908）、胪滨府（1908）索伦山设治局（1917）、室韦县（1920）、奇乾设治局（1920）、布西县（1922）、雅鲁设治局（1925）包头县（1925）、大固阳县（1920）、佘太治局（1931）、临河设治局（1925）绥远省察哈尔省临河县（1929）、沃野设治局（1930）尚义设治局（1934）、崇德设治局（1934）、化德设治局（1934）科尔沁右翼前旗靖安县（1904）、开通县扎赉特旗（1904）、安广县（1905）、科尔沁左翼前旗醴泉县（1909）、镇东县（1909）杜尔伯特旗肇州厅（1906）林西县（1908）绥东县（1908）经棚县（1914）、鲁北设林东设治治局（1924）、局（1925）、天山设治局（1926）宝昌县商都县（1918）、（1925）、集宁县（1922）、康宝县（1925）磴口县（1929）通辽县（1929）、突泉县（1929）呼伦贝尔八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呼伦贝尔盟郭尔罗斯后旗巴林左、右翼旗奈曼、喀尔喀左翼旗、锡埒图库伦喇嘛旗热河特别行政区黑龙江省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宁夏省辽宁省绥远特别行政区《近代内蒙古行政建制变迁研究》，《十八至资料来源：孟和宝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0页；乌云格日勒，《内蒙古通史》（第4卷），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曹勇年内蒙古大学出《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版社2007年版，第28—34页；闫天灵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6页。

第44卷何一民等：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15

从表1可以看出，晚清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蒙古地区新增建置或改设的主要道、厅、县、设治局多达58个，这些行政单位主要分布在察哈尔、土默特左翼旗、科尔沁旗、郭尔罗斯前旗等政府推行垦务的重可见政治因素是推动内蒙古地区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点区域，

从清代到民国，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边境、国界变为腹地，从政治、军事冲突区演变成经济、文化交汇区。正是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政治区位的变化，为该区域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城镇等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大量内地人口迁往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促使清王朝和民国逐渐将这些地区的管理内地化，不断增设地方行政建置，从而推动了行政建政府为加强对该区域的管理，置城市的兴起。

3．外蒙独立给城镇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民国时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政治区位和城镇发展还受到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其中一个最外蒙哲布尊巴丹呼克图集重要的变化就是外蒙的独立导致内蒙古政治区位发生新的变化。辛亥革命后，

“大蒙古国”团在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成立政府。虽然中国和美、英、法等国未承认其独立，但外蒙的独立直接导致蒙古地区传统商路中断，内地经内蒙古与外蒙的贸易和对苏贸易都大受影响。外蒙是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羊毛等畜产品的重要产地，也是内地通往俄（苏）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外蒙独立之后，内，“在较好年地通往外蒙和经外蒙到新疆的商路中断，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手工业、商业均受到巨大影响份，绥远地区对外输出的畜牧产品总额可达九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吨，由于库伦独立，蒙地不靖，交通滞

①。与皮毛相关的手工业、塞，困难之影响，就输出额减至十九万三千四百吨”商业部门也大受其影响，尤

“通译业”是清代以后随着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而在归绥发展起来的一个行其是包头与归绥。归绥的

“系自行养驼，，业，通译业经营蒙古贸易”且介绍客商与蒙古人贸易的一个特殊行业，这个行业的发展全靠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发展而生存，由于外蒙商路中断，西路汉蒙商路也中断，故其“营业一落千丈”

［15］65

。外蒙商路的中断也严重阻碍了农牧交错带北部城镇商业的发展，临河县乌拉地、蛮会、陕壩三

［17］78

［16］816

“来源立涸，。五原县所属乌兰脑包，“通蒙重镇”，地商业因此而骤行衰落”为因外蒙商路中断，致使

镇上18家专门从事蒙古行业的商号营业额由兴盛时期的30万元降至1928年的1万元左右。安北

“当处乌拉山之北，，设治局为偏僻之处，交通不便”原本商业就不发达，外蒙独立后，安北与外蒙的商路，“较大商店，，：“交通影响于治局前途切断因以停业”该地商业顿陷困局，故而时人陈佑诚发出感叹说

②。亦重且大”者，

二、交通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

清代以后，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由于政治区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交通区位发生变化。交通随着交通要素的变化，交通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交通区位是一个地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交通位置，位置的变化会对经济和和城镇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1．清代前期、中期交通区位变化与城镇贸易的发展

清代中前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交通区位随着政治区位的变化而变化，由原来的军事冲突区演变文化交流、交汇的区域，成为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重要通道，其通成为北方数省与蒙古地区进行经济、

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成为连接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枢纽。清代前期、中期，北方数省与蒙古地区的交骆驼、马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清政府规定从内地各省进入蒙古地区经商通主要以陆路驿道交通为主，

主要有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贸易孔道。喜峰口为河北平原通向东北交通要道的重

《蒙古羊毛之输出》，《中华实业界》1914年第10期。其中输出的主要国家为美国896990吨，德园日本4170吨，

俄国18870吨，英国15540吨，德国3700吨，中国内地93980吨。

①②

《安北设治局调查记》（续四），《蒙藏月报》1937年第5卷第5期。此处的“交通”陈佑诚含义更与商路意义相同。

16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独石口为长城要要关口；古北口是长城山海关与居庸关中段的一个重要关口，被称为“京师锁钥重地”隘，也是从河北进入蒙古地区的关口；张家口地处京、冀、蒙、晋四地交界处，为直隶进入蒙地的主要关口“东口”；杀虎口位于晋蒙交界处，“西口”，之一，时人称之为时人称之为是山西进入蒙地的主要关口。杀虎口因为曾作为内地商人进蒙古交易的主要道路上的要隘而有较大发展，成为清政府控制内地民众进入

［18］1

蒙古的重要关口。康熙（1662—1722）年间，就有“小型集市出现”。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在此

“设关抽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每年税额达16919两，光绪十九年（1893）税额达16847两［19］380。由杀虎口进入绥远地区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由杀虎口至归绥，一条是由杀虎口至隆盛庄。商路附近的城镇包括清水河、凉城、托克托、杀虎口、河口镇等，其中杀虎口、河口镇尤其依赖传统商但是大部分货物一般都运送至归绥与张家口路。尽管长城沿线有多个关口可以从内地进入农牧交界带，

两个城市集散，然后再向蒙古其他地方转输，这两个城市成为京津等内地市场与俄国和内外蒙古地区进“行商贩行商业贸易的集散中心。清代中期，归化城是内地商人与蒙古进行商业贸易最重要的枢纽，内地运货物至大青山后诸部落及西域一带”

［20］121

。张家口则是中俄贸易最重要的枢纽。清朝初年，俄国商队

［21］105

赴京贸易被指定由尼布楚商路入京，后因俄商的一再要求，康熙四十七年（1707），清政府批准以色楞——库伦———张家口的商道为俄国商队往返之官道格—

京津地区对俄贸易的物资集散市场和储运基地。

有清一代，从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区经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到华北的交通运输工具以骆驼或马车为主，虽然较人力运输而言，快捷、省力，但与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相比，不仅速度缓慢、运载量有限，而且从北京到绥远城需要128个小时

［22］

。从此，张家口由于张库色商道的开通成为

。随着晚清国门的被迫开放，华北、西北的市场被纳入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圈后，发展以铁路为主的现代交通就被提上日程，从而进一步改变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交通区位，客观上推动该地区城镇和社会的发展。

2．清末民初京（平）绥铁路的建设及其对沿线城镇的影响

清季铁路传入中国，带来交通运输上的革命性变化。宣统元年（1909），京张铁路建成通车，进一步京张铁路向西延伸。1921年，北京—绥远铁改变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在北中国的交通区位。民国初年，

路建成通车，绥远成为连接西北和华北两大经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京（平）绥铁路建成之后，北京到绥远只需要17小时18分钟

［22］

，仅为马车时代的1/7，大大缩短了京津市场与绥远之间的空间距离，也使甘

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货物运输到华北的时间大大减少，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农牧时代传统畜力交通受自然条件制约有所不同，铁路交通可以不受季节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实现全年、全天候运输，不仅可以提高运输效率，还对工商业者和消费者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们对铁路产生安全感和依赖心理，从而推进铁路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京（平）绥铁路的建成，改变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在中国和世界的交通位置，不仅缩短了该区域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和世界主要。“在有限的交市场的空间距离，也使区域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城乡分工和城镇分工进一步深化通可能性情况下，劳动分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如果交通条件得到较大发展，则劳动分工便有可能有较高水平”

［23］67

。毫无疑问，京（平）绥铁路使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交通条件得到巨大改变的同时，也

使该区域内的劳动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区域内城乡分工更加明确，促进了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二是区域外市场分工也更加细化，强化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与区域外市场的联系；三是促进了区域内各城市。“劳动分工越先进，推动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中心商品的生产就越多（不仅是数之间的分工和联系，

［23］67

”量，还有类别），交流的中心地越是必需，其发展则愈发强劲。可见，京（平）绥铁路建设对于内蒙古

农牧交错带商品生产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并加强了商品交易中心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城市的发展。

（1）京（平）绥铁路使农牧交错带城乡分工更加明确，铁路沿线城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从而促进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经济圈的形成。京（平）绥铁路建成通车之后，铁路沿线城市如张家口、绥远、包头等在华北与西北两大经济区域的交通区位都有所改变。“平绥路东通平津，南经同蒲路以达陇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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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河流域交通循环一大动脉。西由对商路以通新疆，西南循贺兰山以达宁夏及甘肃，北由张库汽车路以达库伦，张库铁路计划亦经过其间。黄河上游下行之皮筏，亦以包头为终点，然后转运至其他各埠。而

［24］旅行西北之对商，亦以归绥为主要交通路线”。京（平）绥铁路的建成通车，加强了铁路沿线城市与农

村的经济联系，极大地增强了农牧交错带农牧产品的对外输出能力，西北地区的各类农畜产品大都通过京（平）绥铁路运输至京津市场，由此提升了铁路沿线城市的中间市场优势，其聚集和辐射范围得以大大扩展，在华北与西北区域内形成了一个以京（平）绥铁路沿线城镇张家口、归绥、包头、丰镇等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

（2）京（平）绥铁路改变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在京津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的交通区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京（平）绥铁路具有强大的通行能力和运输能力，在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大格局中具有强势竞争力，使西北地区原来由长城以南地区向京津地区运输的货物，大都改从陆路运送至包头或者归绥，然后通过京（平）绥铁路转运至京津地区，再向国内各省分销，或者通过天津港向海外输出；反过来，内地商品和外国商品也多由京（平）绥铁路运至张家口、归绥，再转送至西北市场或者输往外蒙古、俄国。：“绥远省东接察哈尔、故而以绥远为中心的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交通位置变得更加重要，如时人所说平

［25］津，南邻晋陕西，北达外蒙，为新伊百货来源之总汇，其地势之要，实为国家西北屏蔽”。

（3）京（平）绥铁路推动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城市体系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三个次级城镇体系。京（平）绥铁路建成通车后，推动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加强了经济联系，初步形成了三个次级城镇体形成了以丰镇为中心，以集宁为次中心，以固阳县城、凉城县城、隆盛庄等为支点的区域系。在绥东地区，

城镇体系；在绥西地区，形成了以包头为中心，以五原县城、临河县城为次中心，以安北治局、萨拉齐，隆兴长、乌兰脑包、泊头镇、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城镇为支点的区域城镇体系；在绥中地区，则形成了以归绥为中心，以武川县城、托克托县城、清水河县城为次中心，以毕克奇、察素齐、陶卜齐、白塔及保尔少、乌兰花等市镇为支点的区域城镇体系。各区域内的城镇之间具有一定分工，相互间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层级市场体系，加强了该区域各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城镇经济的发展。

（4）京（平）绥铁路改变了农牧交错带城镇发展不平衡性的格局。京（平）绥铁路一方面促进了沿线但另一方面却使京（平）绥铁路以南城市的经济区位优势条件下降，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定程度的制约，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新特征。

随着京（平）绥铁路的建成通车，传统商路呈现出衰落态势，内地商人都大都通过铁路来运输货物，传统的陆路商路作用不断下降，由此导致京（平）绥铁路以南的城镇发展陷于停滞甚至是衰落状态。如“君子津”，，河口镇，位于托克托县城南3公里黑河入黄河河口处，明代时称入清改称“河口镇”因其地处传统商路的水陆交通要道而成为农牧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到清代中期，河口镇已经成为归化诸厅粮食向，“当时归化厅、北方诸省转运的中心萨拉齐厅与包头镇的产粮，大部分集中在河口镇，运往河堡营等地每年不下二三百万石，其中以小米为大宗”方，

［18］2

。京（平）绥铁路建成后，随着包头成为铁路的重要节

［26］184

点车站，其经济地位也大幅度提升，从而取代河口镇成为区域内新的商品集散中心，无论是东来的工业品还是西去的土特产品以及本地农牧产品皆在此集散，包头商业店铺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逐渐没落为一个经济不发达，人口较少的小镇。口镇却由此开始走下坡路，

。而河

三、产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商业贸易发展

1．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清代、民国时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经济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农业的发展，经济结构出现亦农亦牧的特征，商品粮食和畜牧产品成为支柱产业，从而推动该地区商贸业的发展。

清代以前，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地区为游牧区，随着清代中期以后移民数量的增多，农业日渐发达并成

18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为主要支柱产业。1930年代，作为实施垦务重点区的绥远省已经发展成为典型的农牧混合区，绥远省所“三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九顷六十一亩四分”，，辖18县、局的土地开垦总量达已耕种农田达“二十余万顷”

［27］130“全省地权每户应有地八十八亩，。农业耕地面积的扩大，每人应有地一十七亩一分”农业人口的增

加，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一是农业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和其他各种生活物资。在农业时代粮食供应量的多寡，对于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二是由于垦务的发展，除了能够保证本地区城乡居民的需要外，余粮还可以大量地输送到京津等地区。晚清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粮食产量甚丰，由于本地人口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对粮食的消耗有限，粮食出现大量剩余，于是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粮食大量对外输出，粮食业成为城镇商业的重要行1932—1933年归绥有21家大粮铺，专门从事代卖粮食及收买囤积粮食，业。民国（1912—1949）年间，

，“按照绥斗间，平均每年每户粜粮5万石，全业全年约共粜粮60万石，其中约有一半主要运往北平市场

［17］51（绥斗每斗小麦26斤，。丰镇是京（平）绥铁路进入归绥地区之合平斗一斗7升），共合洋450万元”

早在1913年，京包铁路修到阳高县时，京津地区的粮商就纷纷到丰镇县买粮，从而导致后的第一大站台，

“油料菜籽由每斗肆角伍分涨到七角五分，粮价突然大涨，如远近储存粮户，争相出售，每日出售粮食可达

［28］311000石以上”。丰镇位于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交界处，为内蒙古的南大门，故而邻近各县如陶林

凉城县所产粮食大都转运至此销售。1924年，丰镇有大型粟米店十余家，每年运销省外的粮食可达县、

［17］6440余万石，。集宁城也是绥东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之一，粮食大都运往京津地区粮食业是集宁

“唯一的经济命脉”。粮食多由“陶林、商都、丰镇北部”等地汇集。集宁县有5家较大的粮食公司，当地人开设的粮店大约50家左右，其资本额大都在3—5万元，超过10万元的不过三四家，丰年可输出杂粮80万担左右［29］。

除了粮食以外，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还有着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为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故而成为华北地区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重要畜牧商品供应地。归绥位于京津与西北广大区域之间的中心地区，新疆、甘肃、蒙古西部地区的畜牧商品大都在该地区集散。西部地区的皮毛大部分都要归绥向京津地区转售，其产地主要来自新疆、甘肃、蒙古、青海等地，品质以甘肃、青海为最优，通过包头、

交易额也相对较大。1930年代每年在该区域集散的套毛秋毛约1000万斤，抓毛20万斤，羔毛5万斤，咀子毛3万斤，茬子毛20000万斤，山羊绒150万斤，山羊毛10万斤，驼毛500万斤，羔皮猾子皮约5万

［30］张，绵羊皮20万张，山羊皮5万张，狐皮1万张，狼皮2000张，牛皮5万张。而京津地区以及其他内

地地区的商品也都通过归绥向甘、陕、青、新等地区输送。经归绥输往西部省区的货物以砖茶、绸缎、洋广杂货为主，绸缎主要由北京杂货铺出售。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不仅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为城镇工商业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市场和商品消费市场，而且还为城镇发展带来了大量自由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农牧交错带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活跃了城乡市场，而且使城镇之间、城乡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据时人调查，由内地输往西北及蒙古农牧交错带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额度非常大。1931年，营业数额较大者可达45．9万元。1932年京（平）绥铁路全线开通之后，归绥全年营业总额则达140余万元。1935年，营业额更是高达170余万元。洋广杂货主要包括梭布、烟草、茶叶、糖果、纸张、颜料等物品，全市全年营业总额达140余万元。上述货物除了分销本省各县之外，也向西北其他地区输出，约占40%。砖茶是归绥居民生活所需品“内蒙西路”，“前季营业总额为183000余元”，其销售地区以为主，据1932年调查而全年营业总额之大宗，

［16］623，627“倍之”。京（平）绥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城市的商品集散功能增强，商业贸易也因此获得巨大发

展。包头地处京（平）绥铁路的最西端，也是西北地区与华北地区贸易的重要的转运中心。包头有专门从事甘草行业的商号，各商号直接到河套的达拉特旗、杭锦旗、鄂克托及乌拉特三公旗购买，雇佣黄河民船运来

［30］19－20包头。每年甘草在包头的集散量在600万斤以上，其中甘肃所产占6/10。

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对外市场不断扩大，该地区的城镇成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

第44卷何一民等：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19

区农牧产品交易及外地转销产品的集散中心，从而刺激了该区域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

2．开放与制约———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城镇经济的对外联系与依赖

晚清以后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城镇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因而这些城镇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以皮毛和粮食等原料输出对国内、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晚清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带随着城镇商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商品输出量和输入量因而商业贸易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以及国际市场。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城镇经济以牲畜、皮毛不断加大，

及粮食等资源为主商品，由于工业落后，本地所产以及转运的皮毛产品难以在当地进行深加工，大部分牲畜及皮毛等畜产品主要以原材料形式对外输出，不仅产品附加值不高，而且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薄弱。一旦国内外市场出现波动，这些地区的城镇商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市场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以欧洲为对象的出口业务全部停业，包头、绥远的皮毛毫无出路，市面萧条，皮毛紧缩，

行业的商铺几乎全部倒闭关门。

［31］175

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亦对该地区的皮毛市场影

响巨大，由于国外市场饱和，洋商不愿多购买原料，从而导致包括汉蒙外商投资地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整，羊毛价格不断下跌，原来“每百斤值银至百两以上，今则惨落至二三十元”甚至个羊毛市场持续低靡，

［16］570－571“无人问津”。其他资源性产品也都在这一时期严重滞销。据时人调查，绥远地区的外销商品除

1930年比土碱、猪肠、羊肠减少幅度相对较小外，杂粮、皮张、牲畜等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都大幅减少，

［16］609－6101926年减少60%以上。1930年从国内外市场输入绥与此相应的是输入的商品量也大幅度减少，

远地区的商品数量减少了50%左右。

［16］609－610

汉蒙农牧外商投资带商品输出输入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城

市商业的萎靡，进而导致乡村地区的农牧业产品的滞销，整个区域的经济顿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清代以后，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和交通区位发生变化，经济区位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城镇经而这种联系的加强使其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性不断加大，因济与国内外市场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双刃剑”，而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开放犹如既可推动该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也可导致该地区城镇经济的衰落。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形成了一条绵长的农牧交错带。由于自然、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农牧交错带的人口稀疏、经济落后、城镇数量甚少，且多为军事城镇，该地带在历史上长期成为战争和民族冲突的多发地，发展极为缓慢，不少城镇甚至是旋起旋灭。有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和西藏都被纳入到清朝版图，从而彻清一代，

底改变了农牧交错带的政治区位，包括长城在内的农牧交错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意义。政治区位变化作为根本性的变化，对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的影响甚巨，由此对城镇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了清代民初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政治区位、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变化对城镇发展的影清代以后，随着该地区政治区位的变化，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响。从上文可以看到，

量内地汉族人口迁移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推动了该地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部分军事城镇开始向工商业城镇转变，同时大批建置城镇和工商业城镇也相继兴起。近代以后，随着西工业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输入中国，农牧交错带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一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方面是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则是早期现代化的推进，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城镇发生了新的转、“交流”、“交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出现新的变化，多种文明在这些地区“交汇”，融”由此也推动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虽然在军阀混战、外国侵略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了种种波折但发展和进步仍然是主流，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该区域的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甚至衰退，

20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参

考

文

献］

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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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艳玲］

LocationChangesandUrbanGrowthoftheInnerMongolian

Agro-husbandry-interlockedAreasintheLateQingDynasty

andEarlyTimesoftheＲepublicofChina

HEYi-min，WANGLi-hua，ZHAOXiao-pei

（InstitutionofUrbanStudies，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Sichuan）

Abstract：Theagro-husbandry-interlockedareas，thetransitionsbetweenagriculturalandhusbandryareas，

roughlyrunsalongthe400mmisohyetalline．Historically，astheborderareasbetweenthedynastiesinCentral

husbandry-interlockedareaswerewhereChinaandethnicregimesoftheminorities，theInnerMongolianagro-ethnicconflictsandwarsfrequentlybrokeout，whichexercisedsignificantimpactsonthesocietyandeconomic

developmentoftheareas．WiththefoundingoftheQingDynastywhentheunifiedpoly-ethnicstatewasestab-lished，theseareaslosttheirmilitaryimportance．Thechangesinpoliticalarrangementbroughtaboutchangesintransportationandeconomiclocations，asaresultofwhichtheagro-husbandry-interlockedareasbecamenewar-easofconvergence，exchangeandblendingbetweenpeopleinCentralChinaandnomadicpeople．BetweentheQingDynastyandtheＲepublicofChina，greatchangestookplaceintheseareas：increaseofthepopulation，e-conomicgrowthandsteadyenhancementofeconomictiesathomeandabroad．

KeyWords：theagro-husbandry-interlockedareas；changesinpoliticallocation；urbandevelopment；in-dustrial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