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of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http：//xbsk．njau．edu．cn
【公共管理】
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12
张康之，张乾友
（1．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存在着理性主义与行为主义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理性主义发现了共同利益
这一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行为主义则找到了意向一致这一共同行动的主观机制。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行为，“共同行动源自行动意向的一致”主义范式表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的命题也成了我们研究共同行动的出发点。一致意向通常具有两种形式，一是认同，二是共识。事实上，在人类的共同行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和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这两种形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我们关注到共同行动的基础还有着学者们所没有认识到的默契。也就是说，存在着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与认同和共识的达成不同，默契是在默会过程中生成的，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则是一种具有道德特征的共同行动。关键词：共同行动；认同；共识；默契；默会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1）02—0079—09
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灾难的出现，强烈从近些年地要求人类作出共同应对的行动。但是，来的情况看，人类在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往往因
为意见和主张的不同而变得非常艰难。其实，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出现过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两种
但无论共同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不同的生活样态，
都包含着共同行动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生开展和完成共同行动的可循环活包含着人们寻求、
的连续过程。因而，要更为准确地把握人类政治生
活的性质与特征，对于共同行动的分析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社会制度、历史环境等因素的考察，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宏观层面的认识，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共同生活和公共生活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活样态。通过对作为政我们还可以获得一治生活内容的共同行动的分析，
些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微观层面的认识，从而对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别与联系有一个更具体的理解。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学者观察到公共生活出现了衰落的状况，而且这种公共生活的衰落引发了许多社会危机。然而，危机的频繁出现又使人们
收稿日期：2010-12-21
对于开展共同行动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需求，这种需
从而使当求与公共生活的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之中，以至于
越来越不能解释人类应对危机的实践，更不用说去指导实践了。要走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一混乱局
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有必要对面，
共同行动的性质与发生基础作出科学的认识。
一、共同行动的发生机制
，“万事不求人”自古以来式的个体形象对一些思想家一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但在历史上，这种个体却从来不曾出现过。生存于社会之中，人类必然有着一些共同的命运，出于生存需要，人类必然会相互依赖。特别当人类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后，农业社会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给自足生活模式也完全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人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才能获取生活资料和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我们也许不能同意古人关于人是“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的经验性定义，却无力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哲学与文化。
张乾友（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行政哲学。
79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
否认任何人都必须与其他人开展共同行动的事实。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已向我们展现出了人际联系日益紧密、共同行动日益频繁的趋势。随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的开启，特别是由于危机事件的普遍化和常态化，人们对共同行动的要求变得空前强烈，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对共同行动的强烈要求。
在讨论人的共同行动的时候，学者们通常采取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即着力于人们开展共同行动的原因与动机的探讨。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优点在于，它找出了共同利益这一行动主体间开展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从而为共同行动的模式设计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途径，即寻找共同利益。这表面看来是科学的，是具有合理性的解释范式，而在事实上，它并不科学，因为，它没有完全认识到共同行动的原因，是不能给予我们一个共同行动的科学解释的，更不用说塑造出真正合理的共同行动模式了。其实，人类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除了理性的行为之外，也有许多非理性的行为，同样，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往往是由一些非理性的动机促成
参与共同行动的行动者之间不的。在很多情况下，
仅不具有明显的共同利益，甚至可能存在原本对立
的利益诉求，但共同行动仍然发生了。这显然是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19世纪后期以来，从哲学史来看，随着理性主义的现代解释范式遇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人
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的非理性存在，并逐渐创造出一种行为主义的分析范式。在早期的行为主义者那里，人的所有行为都具有相同的发生机制，那就是人的行动意向，只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行动意向，都可以促生相应的行为。因而，人的共同行动也就源自于行动者的意向一致，无论行动者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利益，只要他们在主观上就某项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向，就能够开展共同行动。反之，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如果缺乏一致意向，也是无法开展共同行动的。所以，在早期的行为主义者那里，行动意向的一致是共同行动的必要条件。
从管理学在20世纪中的理论建构来看，行为主义其实并没有实现对理性主义的超越，被管理学所禀承的行为主义却再次把人的行为纳入到了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仅仅看到了行为的回应机制，即在从动机的生成到行为的出现这样一个过程中
以实现对组织行为的规去谋求行为控制的技术，80范。不过，我们必须作出区分的是，管理学所欲建
构起来的是作为协作体系的组织的协作行动，而不是在社会的意义上和在政治的意义上的共同行动。如果说协作行动更加合乎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的话，那么，把共同行动完全纳入到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去，显然是无法得到科学解释的。也就是说，协作行动从属于分工—协作体系，而共同行动这两种行动类型是不同的。理则从属于融合系统，
性主义可以对协作行动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而谋求规范路径，而把共同行动纳入到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去，往往显得十分牵强，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和规范共同行动。就20世纪的政治发展来看，由于始终处于理性主义的话语支配之下，所以，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断地积累起来，以至于到了20世纪后期，开始频繁地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就人的活动而言，一切可以纳入到管理学视野中的行动都是可以在理性主义的协作路径中去加以建构的，而超出管理学视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基本上都需要在共同
一旦纳入到理性主义的行动的意义上去加以把握，
就会造成对那些无法作出理性主义解释框架中去，
解释和规范的行为有意忽视和故意排斥的结果，从而使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使许多问题积累起来。总之，对于协作行动，是可以作出理性安排的，“行动意向的一致”。而共同行动，则取决于
对于共同行动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是否共同行动的意向”的行动意向，即和“如何共
。一般说来，同行动的意向”只有当行动者在这两种行动意向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才能实际地开展
共同行动。如果行动者之间都同意共同行动，却没能在如何行动上达成一致，那么，他们就无法实践其共同行动的意向。同样，如果行动者在如何行动上达成了一致，却在是否要共同行动的问题上表现出犹豫甚至不愿意采取共同行动，那么，他们也是无法开展共同行动的。由于“共同行动的意向”可以分为上述两种，因而，共同行动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发生路径：一是行动者之间首先就是否共同行动达成了一致，然后再考虑如何采取共同行动；二是行动者之间本就在如何共同行动上存在着一致，当他们发现了这种一致之后，就提出了共同行动的要求。第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危机情境中，如吉登斯所说，危机以及作为潜在危机的“风险不只是个人，它的灾难性质要求人们必须共同行的行动”
然后才去考虑如何开展共同行动的问题；第二动，
［1］
第2期张康之，张乾友：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社会的常态运行之中，通常情
况下，人们在如何开展共同行动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但在是否参与到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去则表现出犹豫，甚至可能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行动，等待着享用别人行动的结果。这后一种情况是可以纳入到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去的，也正是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了一种需要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往往没有共同行动发生的结果。
协作行动必然是理性安排的结果，而共同行动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非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在此意义上，作为共同行动之前提的一致意向的生成，也就不是一个理性自觉的过程了，情况往往是，一致意向的形成过程以及基于这种意向的共同行
更多地表现出非理性的和自发性的特征。当动，
然，与协作行动相比，共同行动要复杂得多，虽然一切共同行动在外在表现上都具有非理性的和自发性的特征，而在共同行动发生的过程中，则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和混杂，一些共同行动可能是行动者在平等承认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沟通和理性取舍后就是否共同行动以及如何共同
如果经历了这样一个行动达成一致才作出的选择，
共同行动的准备过程的话，那么，所发生的共同行
动往往是合理的，其结果也多是道德的。另一些共同行动可能是由某个行为体通过强制、欺骗、诱导和煽动等不道德方式来获取他人与自己意向一致后而采取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而获取的共同行动肯定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其结果也必然不道德。不过，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种不合理的、不道德的共同行动是常见的。也正是这种不合理的、不道德的共同行动充分地证实了“共同行动源自行动意向的一致”的命题。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后期以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受到了广泛的诟病，人们批评它激活了人类行为中的阴暗面。其实，这一阴暗面乃是人类行为中所固有的，正如在马基雅维利出现之前君主就已娴熟地掌握了各种权谋与权术一样，在非理性主义思潮出现之前，人们在谋求共同行动的过程中也早已熟稔了各种偷梁换柱的伎俩，早已学会了用强制、欺骗、诱导和煽。所以，动等不道德的方式去谋求“意向一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承认共同行动建立在意向一致的前提下，而是需要解决如何达成意向一致的问题。
谈到意向一致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想到另一个
“共识”。的确，那就是共识是意向一致的一概念，
种形式，却并非是唯一的形式。一般说来，达成意
向一致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行动者之间在相互承认彼此意向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沟通与理性的取舍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向；其二，某些行动者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向，而直接将他人的意向作为了彼此的共同意向。但是，通过前一种方式所形成的一致意向是共识，是意向一致的理
而通过后一种方式所形成的一致意向则不性形式，
是共识，属于认同的范畴，是意向一致的非理性形
：“沟通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式。哈贝马斯看到
的主体相互之间取得一致的过程。当然，一个由许
多人组成的集体也会觉得他们有一致的意见，但这个意见十分混乱，我们很难给出其中的命题内涵以及它所针对的意向性对象。这样一种集体一致性并没有满足成功的沟通所必需的共识前提。共识或者是通过交往实现的，或者是在交往行为中共同设定的，它具有不同的命题结构。依靠这种语言结构，不能仅仅把共识归结为外在作用的结果，共识必须得到接受者的有效认可。因此，共识和实际中偶然的意见一致（Ubereinstimmung）有所不
［2］274”在这里，哈贝马斯虽然没有指出“共识”同。
“认同”与的区别，却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一致意向
与共识并不是一回事，是不能等同地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即哈贝马斯看到了共识存在于行动者的相互承认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某些人对某些人的认同之中。
共识与认同虽然都可获得意向一致的结果，或者说，都可以表现为意向一致，但它们之间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然而，人们却很少在共识与认同之间作出区分，也就无法科学地把握共同行动的发生机制，以至于人们不去深究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的共同行动是基于共识而产生的还是基于认同而出现的。其实，共识与认同都不必然导向真正的共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和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都属于“伪共同行动”的范畴。这是因为，共识所提供的是一种理性化的意向一致，一旦构成行动主体的各要素形成了共识，也就会谋求理性化的行动，即按照理性主义的要求去对行动作出安排。那样的话，所生成的就只能是一种协作行动而不是共同行动。相比之下，基于认同的行动可能更具有共同行动的色彩，然而，由于认同可能是通过强制、欺骗、诱导和煽动等方式获得的，事实上是把少数人的意向强加给了所有的行动者，而且行动的过程以及行动的结果都会表现为少数
81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
人的意志的实现，并以集权驱动的方式进行。
个环节而达成了共识，那么，它表面上看来是共识，
“伪共识”。其实不是，至多也只能是一种也就是说，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理性取舍的环节可能采取了认同的形式。这种情况可能是：某个或某些行动者经历了与他人互相承认的环节，并在互相承认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沟通之后，决定放弃自身的意向而把
从而他人的意向作为自己与彼此共同行动的意向，形成了共识。但这其实是理性取舍环节的异化，由
于这种异化，所达成的共识还不能称作为真正的共识，而是具有“伪共识”的成分。我们说理性取舍环节的异化，是指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认同，不过，就整个共识形成的过程而言，却是与无意识的认同
共识的成分是远远大有着根本性不同的。在这里，
于认同的。就现代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共同行动实
践来看，在共识达成较为艰难的条件下，往往是作为一种妥协方案而加以使用的。所以，在实践中，我们总会看到共识形成中存在着诸多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由于理性取舍这理性取舍被认同取代了，才个环节上产生了异化，
使共识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内容。应当看到，即使这种共识还不是真正的共识，也已经是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结果了，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渗透，使达成共识的政治运行机制以及社会运行机制都成了人的行动框架，人们已习惯于在开展行动的过程中首先去谋求共识，而不是无意识地放弃自我而认同他人。所以，虽然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还会经常性地出现理性取舍环节上的认同问题，而在总体上，却已经实现了对认同的扬弃。这可以看作是在包含着认同的共识，虽然在共识形成的过程中包含着认同，而作为结果，却是共识。它已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认同，但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共识，与理想中的共识还是有着差距。理想的共识在生成路径上凸显出承认的价值，无论在哪一个环节上，都是以行动者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是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沟通与理性的取舍所形成的一种结果。从理论上说，可以把共同行动分为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和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两种类型，而在现实的共同行动实践中，则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在历史上，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是较为普遍的，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纯粹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变得越来越少了，但纯粹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也是不多见的，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情况是，要么是在作为共同行动
二、认同、共识与共同行动
根据黑格尔的意见，一个人一旦做出了认同他
，人的行为，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为他存在”也就是受他人所支配的存在。所以，认同虽可带来共同
但在这种共同行动中，行动者间的地位不是行动，
平等的。因而，共同行动对不同的行动者往往会造成不相等同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认同也就意味着牺牲，认同他人必然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说到牺牲，中国等级社会中流行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律表达了一种最为典型的牺牲。这种牺牲的实现得自臣民对于君主的无条件认同，而这种无条件的认同又是君主在强力的保障下通过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等手段所达致的结果。可见，认同通常是一种反应行为，也就是对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等刺激行为的一种反应。当然，即使作为一种反应，认同也具有自己的意向性，会表现出自发自动的特征，但这种自发自动的反应而是因行动者在长并不是自觉的意识活动的结果，期的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等刺激行为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这种定势阻碍了行动者通过自觉的意识活动而作出理性的思考与反思。因而，认同通常是一种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行为，具有条件反射的诸多特征，易于受到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等手段的引领而达成对他人的认同，从而将他人的意向变成自己的意向并投身于共同行动之中去。相比之下，共识的达成要复杂得多。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共识必须以行动者对于彼此意向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然而，相互承认也只是达成共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当行动者做出承认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了其他行动者意向的合理性，而这些得到了承认的合理意向之间却可能是彼此殊异的。所以，在承认的基础上，行动者之间还需要进行反复的沟通，并通过这种沟通去获得对彼此意向之共性与差异的更为完整的认识。进而，通过这种认识，他们进行取舍，放弃各自的某些差异来消除彼此关于共同行动的分歧，并就共同行动达成某种共识。可见，共识的达成至少需要经过相互承认、反复沟通与理性取舍三个环节，尽管这三个环节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中会表现出重要性程度上的不同，却是同样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缺都将导致共识无法达成的后果。如果缺失了某失，82第2期张康之，张乾友：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基础的共识中包含着认同，要么是共识形成的路径
中包含着认同。所以，就当代共同行动的实践而言，所呈现给我们的更多情况是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与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之间过渡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人类正处在一个共同行动的过渡时期中。即人类共同行动的历史将从纯粹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向纯粹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转变，在近
人类社会中的共同行动基本代民主政治发生之前，
上都属于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范畴，随着民主政治
的出现，这种纯粹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逐渐失去了合理性，开始提出了谋求共识的要求，并希望在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共同行动。但由于近代民主的形式化特征，并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特
因而别是民主的物化结构还需要得到认同的支持，也就必然在共同行动中包含着对认同的依赖。人
类社会的发展必将超越这个历史阶段，因而，共同行动的基础也必将发生变化，即在纯粹共识基础上开展共同行动。这种共识将扬弃自身以及生成过程的理性形式，成为一种超理性的共识。在此意义
它已不再称作为共识，而是表现为默契。上，
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是获取认同的四种最为基本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其他方式的话，也主要是这四种方式的变体。在这四种方式中，强制是获取认同的最为简单和最为直接的方式，它是人们凭借某种客观性的力量而对他人施以强制，迫使他人屈服于这种强制而表示认同的状况，尽管表示认同的人在主观上并不必然对强制者抱以认同的情感。也就是说，强制往往只能带来行为上的认同，是以服从的形式出现的。一般来说，强制大都以命令的形式出现，但是，命令只是形式，强制才是实质，作为对强制和命令的回应，认同只是形式，而服从才是实质。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命令本身并不具有获致认同与服从的功能，只是由于强制力的存在，命令才具备了获得认同与服从的效力。所以，当哈贝
“命令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言行事的力马斯说
量，尽管它可能需要由制裁来加以补充”的时候，实际上是颠倒了命令与强制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在不存在明显强制力的情况下，作为话语的命令也可能引起共同行动，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认定服从者是由于对某种潜在强制力的恐惧才选择了服从，如果服从者明确地意识到强制力的缺场，那么，作为话语的命令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效力了。当然，强制力并不是万能的，强制这就是等级功能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定制度环境，
［2］290
制度。只有在由等级制度支配的社会中，强制行为
才能不受阻碍地发挥“命令—服从”的效果。毫无疑问，强制力以及强制行为也普遍存在于工业社会中，但由于工业社会已经用法律制度取代了等级制度，强制力的行使也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性交往中，强制行为以及命令话语已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具有普遍性，除了在官僚制的等级
的回应机制，而体系中普遍存在着“命令—服从”
在广泛的政治以及社会领域中，通过“命令—服
从”的方式营造共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与强制相比，欺骗则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支配行为。在很多时候，欺骗只是强制的一种补充手段。但是，从历史上看，拥有强制力的人们更倾向于使
而且其强制力也能够大大提高其欺用欺骗的手段，
骗的成功率。当然，欺骗不同于强制，甚至并不总
是以强制为前提。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欺骗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有在行动的一方或几方拥有其他各方所不拥有的信息情况下，才可能通过掩盖与扭曲某些信息的方式来扰乱后者的
从而达到欺骗的效果。如果行动各方都拥有判断，
欺骗将无从发生。拥有强制力的人们同样的信息，
之所以能够提高其欺骗的成功率，也就是由于强制力可改变信息的流向与真实性，从而加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当然，即使并不掌握相关信息，行动者也可能凭借自身的经验与理性而判断出欺骗者所提供信息的真伪，所以，对于欺骗的成功而言，信息不对称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在主观上，欺骗者需要具备较高的信息运用技巧。从受骗一方来说，信息上的不对称往往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需要依赖由他人提供的信息做出行为选择。一旦他认可了那些供给于他的信息，也就意味着对信息供给方的信赖，并把自己的意向完全交给那些意欲利用信息来掌控他的人了。所以，如果欺骗能够获取认同的话，那在这种认同之中所包含的是一种“欺骗—信赖”的结构，每一项欺骗行为的得逞，都是以受骗人对欺骗者的信赖为前提。在成功的强制情境下，被强制者虽然在行为上完全符合强制者的要求，但由于保留了独立的判断能力，他有可能会产生或持有不利于强制者的意向。在成功的欺骗情境中，被欺骗者则由于信赖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从而对欺骗者产生了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情感上的认同。所以，对于共同行动的主动方来说，欺骗往往比强制带来更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信息不对称本来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
83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
现象，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特定的人群仍然可以实现相关信息的共享和对称性的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欺骗赖以发生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具备了，如果希望获取认同的话，就需要借助于诱导的方式了，即在彼此掌握着相同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对信息的策略性解释来引导他人做出认同自己的行为选择。为了准确地达到目的，诱导者通常会把自己的诱导对象一旦意向以建议的形式传达给诱导对象，认可了他的解释，进而接受了他的建议，就会做出听从建议的行为选择。所以，由诱导行为获取的认
“诱导—听从”同往往表现为的结构。由于彼此都掌握了相同或大致相同的信息，诱导的实现对诱导
者的解释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诱导对象也不会丧失其判断力，即使听从了诱导者的建议，因而，诱导者虽然可以通过诱导而获取认同，却不一定能使这种认同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向，在更多的情况下，诱导者也必须作出一些妥协。与强制、欺骗和诱导相比，煽动需要建立在更高的技艺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煽动是一即使一个人掌握了种艺术。煽动不来源于强制力，
也不一定能够煽动起听众对于自至高无上的权力，
己的认同。同样，煽动也不来源于信息不对称，尽
管我们经常可以读到类似“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表述，但是，即使听众明白真相，甚至比煽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也同样可能为煽动者的魅力所折服，从而不自觉地对煽动者予以认同。实际上，魅力是煽动的必要条件，只要拥有足够的魅力，煽动者即使既不拥有任何强制力也不掌握任何独特信息，也能振臂一呼而应者如云。所以，煽动所导向的认同具有“煽动—响应”的结构。当然，由于魅力大小的不同，响应者的多少与反应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煽动者具有超强的魅力，他就可以使听众产生一种近似于信仰的崇拜行为，从而比在“欺骗—信赖”结构中更加完整地交出自己的意向，甚至可以对煽动者献身。如果煽动者只具有普通的魅力，他就只能引起听众无意识地趋附，在这种趋附中，听众虽然也认同煽动者，却随时可能激活不同的意向，从而在行动者之间产生出离心倾向。即使是魅力超强的煽动者，当他魅力下降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
“魅力”里的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而言，煽动者的魅力越大，他对于诱导、欺骗甚至强制等手段的运用也就越是娴熟，因而，在“煽动—响应”结构响应者具有尤其明显的无意识特征。中，84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获取认同，但其结果总是将某个或某些人的意向变成所有参与到某一共同
行动中去的人的共同意向。共识则不同，共识的达成经历过参与共同行动的人们之间相互承认、反复沟通与理性取舍的过程，所达成的共识可能是某个或某些行动者原有的意向，也可能是不同行动者意向的一种综合，还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意向。如前所在达成共识的理性取舍环节中可能会以认同的述，
方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认同了一方的意向。此时，在理性取舍环节中受认同一方拥有了对
“发明权”，共识的尽管这并没有导致共识异化为认同的后果，而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共同行动却必然会对行动者的心理造成微妙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他们在共同行动中的自我定位与相互定位。比如，们将会合理地推断，由受认同一方来主导共同行动将有助于实现共同行动的目标，而其他行动者就会被定位在辅助者的角色上。所以，基于这种共识的“主导—辅助”共同行动具有的结构。在这种类型的共同行动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虽不具有支配与却会倾向于层级化，并在共同行动展被支配特征，
在共同行动的过程开过程中造就出权威。因为，
中，主导者先定地扮演起了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他能有效地引导所有的参与行动者朝向共同目标前
进的话，就形成了权威，并会不断地增强其权威。如果在共识形成的理性取舍环节中没有发生认同的问题，那么共识就可能是行动者原有多种意向的综合，也可能是由所有行动者共同建构出的全新的意向。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共识都具有包容行动者各自意向的性质，尽管相对于每一个行动者其包容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却必然是处在每一个行动者所能够接受的限度内的。当然，在一项共同行动之中，不同的行动者对共同行动的贡献显然会不同，虽然造成贡献不同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作为行动基础的共识对每一个行动者的意向包容程度上的差异可以成为理解他们贡献度的一个基准条件。
三、危机中的共同行动
近代以来，在社会的常态运行中，由于社会的
组织化，特别是由于官僚制组织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结构化之后，人类的行动基本上都是以协作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往往发生在危机状态出现在社会变革的时期，比如革命运动的时候。当然，
第2期张康之，张乾友：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以及其他的自发性社会运动等，也是以共同行动的19世纪和20世纪形式出现的。20世纪后期以来，
前半期经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行
动都很少见到了，因而，共同行动更多地发生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官僚制组织框架下的协作行动已经无法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运行状态，致使许多矛盾被积累起来并以危机事件的形式爆发。比如，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都会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官僚制组织恰恰在应对这些危机事件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以至于人们必须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去应对这些危机事件。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们必须采取共同行也正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更加具有共同动，
行动的意向。危机的灾难性质决定了人们必须共同行动以渡过难关，中国古语中的“同舟共济”所指的就是面对灾难时采取共同行动的必然性。危机情势下的共同行动是基于认同作出的还是基于共识作出的？
显然，危机情境中包含着诸多不利于达成共识
共识的达成需要行动者之间拥有充的因素。比如，
足的时间去就彼此的意向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当人们处于危机爆发的紧急状态中时，是不可能有着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每一个行动者的意向的，更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即便是在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的地方，也不可能根据民主的程序让每一个行动者的意向都得以表达，如果人们在开展共同行动之前进行讨论的话，也往往是把集中行动者意向的过程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因而，显得极其仓促而不可能走完我们上述所说的形成共识的所有三个环节。既然在危机的情势下缺乏形成共识的条件，那么，应对危机事件的共同行动就很难看作是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了。
危机情势对于生成认同却是极为有利的。首先，无论来自于自然的还是发生在社会中的危机事件都是对秩序的挑战，势必会激发人们对于重建秩序的强烈渴求，从而为强制力的出场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心理支持。在危机情境中，强制力往往拥有空前巨大的活动空间，强制行为也比在常态情境中更能得到人们的容忍。其次，危机情势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最为严重的状况，而且，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会像在常态情境中那样表现为信息的缺失；另一方面，还会表现为信息的过剩甚至泛滥，以至于普通行动者即使掌握了所需的信息也无法分辨
从而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欺骗。其真实性与有效性，
此外，危机所造成的各种混乱也会对行动者的判断力形成巨大的干扰，从而使他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诱导与煽动。在某种意义上，危机情势的出现，也为诱导者或煽动者的出场提供了最好的舞台。总之，危机情势不利于共识的形成，反而有利于认同的出现。因而，危机情境中的共同行动更容易以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
一般说来，危机情境中的共同行动所具有的是合作的性质，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这种行动都不可能被纳入到协作行动的范畴中去，无法按照官僚制组织的原则去开展行动。但是，就合作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性质的合作：其一，是感性
这是一种互助意义上的合作；其二，是以协的合作，
作的形式出现的合作，一般是在官僚制组织的框架
下所进行的协作，属于理性的范畴；其三，是一种超越了协作的更高形态的合作，这种形态的合作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不多见，它作为合作的最为理想的形态是我们所希望加以建构的共同行动类
其共同行型。从现实中应对危机事件的实践来看，是基于认同的动主要是以感性合作的形式出现的，
共同行动，在人类社会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建构之后，特别是在人类的协作行动已经实现了对互助行动的扬弃和超越之后，感性意义上的合作显然是一种让学者们感到无法推荐的共同行动形式。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较为困难的境地：感性意义上的合作是我们不希望采用的合作形式，而以理性化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协作行动又在危机事件的应对中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应对危机事件的共同行动往往成为学者们不愿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衷情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学者们，往往把这一问题视为畏途，因为，任何一项深入的研究都将对理性主义信仰提出挑战。
由于危机情势下的共同行动与理性主义立场之间存在着冲突，当代学者更多地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协作行动的理性建构之上，以至于这种共同行动是缺乏理论指导的。所以，我们在危机情势下所看到的共同行动往往无法以持续合作的形式出现。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条件下，人们意识到需要通过合作来应对危机，而且在美国的倡议下撇开了联合国而建立起一个所谓G20的临时性组织，在G20的框架下，又有所谓G2的机制。这是美国诱导其他国家与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的典型事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我们的确看到了全世界合
85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
作应对危机的共同行动。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势稍稍缓解的情况下，合作行动就开始变得困难，特别是在全球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开始了破坏合作的行动，演变到2010年，美国就完全放弃了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做法，采取了以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标志的单边主义行动，试图通过牺牲他人利益而使
假设在现自身尽快摆脱危机。这证实了“经济人”实中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是如何围绕着
美国的利益旋转的。可是，人类已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自我的利益去诱导合作行动，又同样为了自我的利益而破坏合作，这将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显
探讨然会呈现给我们一个极其危险的结局。所以，合作行动赖以发生的基础就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
题。
感性的合作行动更多地表现为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比如，当日本和韩国表现出游离合作的状况时，美国就采取诱导、欺骗和煽动的方式迫使日
或者本和韩国重回与美国合作行动的体系中来，美国通过制造一些“事件”和利用一些偶发事说，
件而把日本和韩国重新拉回到对它的认同之中来。再比如，联合国这个国际机构是在美国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国际机构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理性化协作行动的方向了，美国对这个国际机构的控制力呈现出越来越弱的状况，因而，从阿富汗战争开始，美国在采取行动时总是把联合国弃置于一旁，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去寻求认同并开展共同行动。然而，这些做法其实是一种对早期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模式的复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这种经常性地在认同的基础上去结盟和制造敌对目标的做法，通过共同行动而对敌对目标发动攻击的做法，不仅会把全球引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而且对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言，也是有害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由于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对合作行动提出了迫切要求。面对危机的合作行动既不应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的，也不应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的。因为，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共同行动往往流于一种感性的合作，同样，在危机情势下，又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达成共识的，无法为共同行动提供作为其基础的共识支持。但是，作为合作行动之前提的危机事件却包含着激发出一致意向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一致
也可以是共识，其实，还有另一种意向可以是认同，86可能性，那就是人们间的默契。也就是说，面对危
机事件，人们可能会处在一个彼此默会的境地，如果有了对默会过程的自觉，就可以达成开展共同行动的默契，从而使合作不再流于感性互助的层级，而是达致超理性（非理性）的层级。默契在形式上与认同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形成默契的默会过程包含着认同的成分，但是，默契是高于认同
实质上，它与认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虽的，
然默契与认同都是非理性的，但我们更倾向于把默契看作是一种超理性的意向一致形态。默契也是一种共识，但是，它与经历了相互承认、反复沟通与理性取舍三个环节而形成的共识又是不同的。如果说经历了这样三个环节而形成的共识因其过程
那么，默契则由的理性特征而成为理性共识的话，
于没有经历由这三个环节所构成的理性过程而不
属于理性共识，而是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超理性的共识。这种超理性的共识同样可以成为共同行动的基础。
综观人类社会中的共同行动，实际上是有着三
是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其二，是种类型的：其一，
是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其三，
动。第三种类型的共同行动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而理论研究却没有关注到这一点，以至于应对危机事件的共同行动往往没有在行动者的默会过程方面进行自觉建构，因而无法实现人们之间持续的充分合作，往往在实现了短暂的合作之后就陷入了合作解体的困境之中。或者说，由于缺乏对默会过程的认识和建构，往往使共同行动要么流于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要么异化为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现在看来，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自觉地认识和建构默会过程，从而找到达成默契的科学路径。这样的话，人类的共同行动就可以表现为真正的合作行动了。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超理性的默契也是亘古就有的，而且，任何默契的形成也都需要经历一个默会的过程，只是默会过程处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层并以一种较为隐蔽的行为互动方式出现，才使对默会的认识和自觉建构停留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外。其实，默会过程有着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其“熟习”一，是的路径；其二，是“领会”的路径。这两种路径都可通向默契的达成。人们究竟选择哪一条路径，则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农业社会，共同行动更多地表现为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但是，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也不鲜见。在这一历史
第2期张康之，张乾友：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条件下达成默契的路径基本上是“熟习”的过程。
因为，农业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间的交往就是一个反复熟习的过程，通过熟习而达致默契。到了工业社会，人们被投进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交往上的一次性决定了反复熟习的过程无法展开，因而，作为默会的熟习路径也就对那些准备开展共同行动的人们封闭了。但在应对危机事件的
而这共同行动中却不难发现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领会”种默契的达成则是在的路径中实现的。这
是因为，面对危机事件，共同行动的目标是清楚的，那就是走出危机状态，或者消除危机状态。虽然开展共同行动的人们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也没有可以让他们反复熟习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对共同行动目标的领会而达成默契。熟习和领会都是达成默契的路径，但是，与熟习相比，领会对行动者的认知理性与认识能力要求更高。这是因为，熟人的交往具有重复性，在既定空间中，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反复熟习和相互熟悉，并达成默契。在陌生人社会中，共同行动往往
面对时间上的压力，行动者要充分具有突发特征，
领会共同行动的目标必然会对其认知理性与认识
能力提出较高要求，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事件的共同行动中，危机的紧迫性不容许行动者进行审慎的理性权衡，而是需要一下就把握住共同行动目标的实质，并投身于共同行动之中去。所以，如果没有相
应的认知理性和认识能力的话，人们就无法迅速而
准确地领会共同行动的目标，就不可能在共同行动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样，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凸显了共同行动的道德属性。我们已经指出，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是一种超理性的合作行动，在这种合作行动中，如果行动者在自我利益权衡的条件下参与共同行动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投机者，甚至会在参与到共同行动中去的时候破坏合作。事实上，在崇尚理性的工业社会中，任何一个危机事件的爆发，都可能为投机分子提供一次难求的机遇。“经济人”所以，默契超越了理性的利益权衡，要求行动者以相应的道德知觉和道德能力去支持行动者领会共同行动的目标。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也正是行动者的道德知觉和道德能的共通的价值，
力，能够保证默会的过程顺利无碍地进行，从而达成稳定的默契并在默契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行动。参考文献：
［1］［．田禾，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南京：译林
2000：31．出版社，
［2］［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
M］．曹卫东，2004：274．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浩）
OntheBasisofCommonActions
ZHANGKang-zhi1，ZHANGQian-you2
（1．SchoolofGovernment，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2．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People's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Abstract：Intheexplorationonthehumanbehaviors，therearetwodifferentparadigms：rationalismandbehav-iorism．Rationalistsdiscoveredthecommoninterestsastheobjectivebasisforcommonactions，whilebehavioristsfoundouttheunityofwillsasthesubjectivemechanismforcommonactions．Duetothelimitationonthehumanrationalism，behaviorismdisplaysastrongerinterpretivepowerandthepropositionofcommonactionsoutofuni-fiedwillsservesasastartingpointforresearchingthecommonactions．Commonwillsaredividedintotwotypes：identificationandconsensus．Infact，inthecommonactionsofthemankind，wecanperceivethetwotypesofcommonactions：basedonidentificationandbasedonconsensus．Sincethe20thcentury，thefrequentoccur-renceofcrisesremindsusofthetacitunderstandingignoredbyscholarsbutservingasanotherbasisforcommonactions．Inotherwords，commonactionsexistwhicharebasedontacitunderstanding．Differentfromtheforma-tionofidentityandconsensus，tacitunderstandingisgeneratedintheprocessoftacitagreementandthecommonactionsbasedontacitunderstandingarecharacterizedbymorality．
Keywords：CommonActions；Identification；Consensus；TacitUnderstanding；TacitAgreement
87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