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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古文师承与文化场域的交往实践

2021-08-17 来源:星星旅游
文艺新论 杭藉霪大州师范大学雏 继Ⅱ学报一社会科学版一__ ’J一z0工三 Lc j0o— nU0i lr_ti 工计0口= 口o]  N了o∽0c nz曼o1∽刍n_口e 一nco n∽i<一 m tv 章学诚的古文师承与文化场域的交往实践 张春田,孔健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香港999077) 摘要:章学诚在古文方面少年时即蒙庭训,后亲炙朱筠门下,奠定了古文写作上的基础。通过讨论章的师承,我们可以分析 1789年之前章学诚古文世界的渊源,以及在以朱筠和周震荣为中心的两个知识社群中,章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往。在此基础 上,运用“场域”与“文化资本”的概念,可进一步思考其在清代中期文化场域中的位置。 关键词:章学诚;古文;师承;文化场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1)04—0018—06 章学诚(1739—1801,字实斋)在其早年生活 的回忆文字中常常提到家庭教育对自己学术与 对实斋的古文理念和写作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 而在章学诚的例子中,清代中期文化场域里的学 人交往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文章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古文趣味,更与少年时 的庭训有密切关系。在1790年的家书中,实斋对 自己的古文师承有这样的追溯: 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 家学与念鲁先生 实斋家族祖辈居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受当 地学风影响,继承了浙东重史学的传统。他的祖 父和父亲的文学品位都很高。祖父名如璋,字君 信,“淳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 邵扫,终岁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 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 益有味乎其言”。[2](P.46)实斋的父亲章镳,字骧 衢,实斋在给父亲诗作准备的一篇序文草稿中写 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 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 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 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 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乡党,祖父独 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 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 根柢则出少时,亦庭训也。[1](P.819) 由于章实斋的父亲对于邵思复文章的欣赏, 邵文构成了章庭训之学的重要部分,“定所趋 道:“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镶刻峭削。 疾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 意节之,钞《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 向”,对他的古文有根本影响。而后来追随朱筠, 在学术与文章上受朱的影响,则属于“后起之 琐言》,凡数十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 [21(P.46) 特别指出父亲古文辞具有“缆刻俊俏”的特点与 “不喜芜漫”的文章趣味。由这些材料可知,实斋 功”。值得追问的是,“定所趋向”与“讨论修饰” 收稿日期:2010一l2—15 作者简介:张春田(1981一),男,安徽芜湖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明代以来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孔 健(1981一),女,江苏扬州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关于章学诚受其父亲的影响,参见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思想》,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23页。 家族至少从祖父辈起,读书趣味便不离史学。君 信先生的史学趣味在于以史学证“天道人事”,而 骧衢先生则善于改编史书叙述体例。据钱茂伟 在《姚江书院派研究》一书中考证,实斋的父亲是 熟悉邵廷采其人的:“邵廷采在当时会稽,尤其是 道墟这个小地方,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对于没 有到外面游历、开过眼界的章如璋来说,同县的 邵廷采是一个值得崇拜的文化名人。”[3]实斋生 长于这种环境,在祖父和父亲的家学影响之下, “性情已近史学”,[2](P.50)很早便接触到了邵廷 采的《思复堂文集》。 邵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浙江余姚人。清 代《国史・儒林传》概述其学行渊源日: 余姚自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弟 子甚众。江西、泰州、龙溪并述其学案, 颇异师说;而余姚传其学者有徐爱、闻 人诠、胡翰、钱德洪。德洪传沈国模,国 模传韩孔当、邵曾可,曾可传其子贞显。 贞显生廷采。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 从孔当受业,又问学于黄宗羲。初读 《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 日:“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蠡县李垛 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兼问所学。廷 采答日:“致良知主诚意,阳明而后,愿 学蕺山。”孝感熊赐履以辟王学为己任, 廷采日:“是不足辩,顾在力行耳。”又私 念师友渊源及身而绝,思托著述以自 见。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 蕺山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 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 传》;金铉、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等能 确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 明遗民所知传》《姚江书院传》、倪文正、 施忠愍诸传,凡数十篇。『4] 《儒林传》重在表彰邵廷采承继阳明学的贡献, 而邵廷采一生最大的事业确实是在以史学传阳明 学。但《儒林传》未曾提到的是,青年时代的邵廷采 颇有以事功经世之志,因终无所遇,“私念师友渊源 及身而绝”,才托诸著述。[3](第六章)所以邵廷采的 史传古文,首先是在经世一线上对事功的延续。 近人姚名达因作章实斋年谱而再作《邵念鲁 年谱》。②在这部1930年出版的年谱中,姚名达 专设“附录”,讨论邵念鲁对章实斋的影响。姚列 出了七点有关邵章之关系论断:一、实斋受其父 的直接影响而定史学趋向;二、实斋服膺念鲁“文 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之 训,思有所得即撰述,且力主“言公”之说;三、实 斋景仰念鲁之文融文、史、哲为一体,而实斋所著 《文史通义》亦有此特点;四、念鲁宗蕺山,除程朱 陆王之门户,中年又得李爆之切磋,实斋之“史学 所以经世”与“道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见解即 出于念鲁与李蜷;五、念鲁言“文贵谨严雄健”,其 文集亦确极谨严雄健之致,实斋守其律,发为“文 贵清真”之说;六、念鲁所作传记文极变化之能 事,实斋谨守其度;七、念鲁创文化史学术史之体 例,实斋禀其遗意,创造新体例。[5]此七点,除第 一点与第三点容易理解外,其他五点非深得实斋 与念鲁之心者难下评断。 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关注姚氏本身的细密分析 外,还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不妨先结 合姚名达整理的史料,排比实斋对念鲁的看法: 乾隆三十年(1765),章学诚与先生 族孙晋涵同客京师,辄问先生后嗣,形 ’诸太息;时抱先生之文号于众日:“百余 年无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学者乎! 不能舍先生而他求矣!”(邵晋涵《族祖邵先 生廷采行状》) 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邵晋涵见 章学诚于太平使院。学诚又盛推先生文 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谦挹,学诚正 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 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 镳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垒州界之分,谈 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 史之问,五百年来谁能辨此?”因告晋涵: “朱先生(筠)语及《思复堂文集》,欲为表 章。”晋涵因就所记忆者作先生《行状》, 请朱筠作《墓表》。翌年二月朔,朱筠作 《墓表》成。(据朱筠所作先生《墓表》及 其《笥河文抄》原文后自注年月目,又据 《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之跋) ②姚名达说:“近人渐有治章实斋之学者,此史学界之好消息也。然以 吾浅陋,未闻有知实斋之学出于邵念鲁者,故发愤而为念鲁做年 谱。”参见《邵念鲁年谱》“附录”,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67页。 荡 墅擘 墓差 占善 兽2 莹 言 詈 五 l 三 ; 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章学诚访 邵晋涵于余姚。晋涵谓曰:“近忆子言, 杭籍錾大州师范大学雏携捱囫学报一社会科学版一—■ Lz一0工与.c ]3ooL一 Un0i J一ti巾工们0o一 0一o 丁 N了∽o0c n莹z0 13n_0e 一cm ni(一 堂文集》)此乃合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 家言,而胸中别具造化者也。”[1](P.704)所谓“合 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家言”,各有所偏 重,前者(班、马、韩、欧)更多着眼于文章,后者 (程、朱、陆、王)更多着眼于理学。先文后学的顺 序,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实斋之于邵廷采,首先是 出于文章(古文)上的倾慕。而“程、朱、陆、王”并 举,实是表彰邵氏不存门户之见,这也符合章学 诚本人的学术观。 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 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至 今未经第二人道过。即道及亦无人信 也。先念鲁得此身后桓谭,无憾于九原 矣。”因嘱学诚校定《思复堂信》,将重刻 以行世,以原刻未尽善也。时全祖望 《鲒琦亭集》渐传于世,于《思复堂集》颇 有排抵。学诚因言:“全祖望通籍馆阁, 这样的理解,与姚名达的解释并无矛盾,只是并 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闻见自宜有 进;然其为文,虽号大家,但与《思复堂 集》不可同日语也。全氏修辞饰句,芜 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 其泛滥驰骤,不免蔓衍冗长,不如《思复 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 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 所共之事,复见迭出,至于再四。不如 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 在一集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 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 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 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 道里计矣。至于闻见有所出入,要于大 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王弁州之雄才 博学,实过震川,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 服于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 过弁州,而《思复堂集》高过震川数等, 岂可轻相非诋?是全氏之过也?”晋涵 深契其论。(《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 之跋) 章学诚称赞邵廷采是“治古文而成学者”。 在将邵廷采与全祖望的对比中,章批评全祖望文 词冗蔓、复沓,“不解文章互相详略之法”;而夸奖 邵文的“辞洁气清…‘雄健谨严,语无枝剩”;又认 为邵文“高过震川数等”,这些评价都是从具体的 文章做法和风格着眼的。而章还进一步认为,邵 的文章“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间”。 这就把文章与“闻道”结合起来了。应该说,从乾 隆三十年至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对邵廷采的 看法大体是一致的。这就是他在嘉庆元年《与胡 雒君论校(胡樨威集)二简》中所说的:“(《思复 不坐实。因为我们需要注意到,实斋对邵廷采的接 受是一个不断与自己的学问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实 斋在少年时代接触到了邵廷采文章,但其后并没有 直接模仿、照搬其路数。实斋的学问进境,其根本建 立在他的校雠学之上;他对古文的认识,必然要随着 学问的进境而有所推进,不忘结合自家的兴趣和关 怀。邵廷采的古文意在传阳明道德直觉之学,而实 斋的古文则不离“史文”本身,也就是历史撰述的追 求。所以,实斋1790年家书中说到“实景仰邵氏而 未能及者也”,“未能及者”,是因为实斋着眼于另一 个面向。对于实斋而言,邵廷采的古文可能更多在 于启蒙的意义。 二朱筠的“后起之功” 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 河,1754年中进士第,1757年起任武英殿编修。 据胡适《章实斋年谱》载: 乾隆三十年(1765),(实斋)始学文 章于朱筠。朱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语 及时文,则云“足下与此无缘,不能学,然 亦不足学也”。先生日:“家贫,亲老,不 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曰:“科举何难?科 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 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 咎也。”先生信其说(《与汪龙庄简》《湖北 按察使冯君家传》)。[2](P.57) 此后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朱筠逝世,实斋一 直从学于朱筠,为其门生;实斋的生活职事和数 次游学经历,也多得朱筠之助;而实斋的友人圈, 亦多与朱筠有关。 如好友王昶在为朱筠作的墓志铭中所说,朱 筠的学术途径取径甚宽:“君少英敏,博闻宏览, 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孑L而兼参宋元诸儒之 说。论史宗涑水而历代诸史亦皆考究贯穿,证其 异同。古文肖法班史,诗歌出入韩苏。取精用 宏,海寒山负。”[6](P.102)而颇重小学训诂:“先生 论学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 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 之弊绝。”③取径宽则有贪多求大之嫌。朱筠生 前,实斋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与钱献之的书信 中对此表示过批评: 昔扬子云以奏赋知名,而草《玄》则 见讥覆瓮;刘子玄以文艺见重,而述史 则取笑时流。然扬、刘之业,至今赫如 目月江河,则士之有志乎古,必拂乎今, 要以期之久远,为何如耳!戴东原氏之 训诂,朱竹君氏之文章,皆无今古于胸 中者也。其病则戴氏好胜而强所不知, 朱氏贪多而不守统要。然而与风气为 趋避,则无之矣。[1](P 794) 实斋认为朱筠的文章才真正是不趋避风气而自得 于心的,而于他的考据之学则并不看重。实斋对朱 筠的古文评价很高。同写于1778年的《朱先生 (筠)五十初度屏风题辞》述朱氏论文之旨:“先生 独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 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称, 其余事也。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 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着。”[7](卷23)为文首先不 是形式上的学习,而是源自一种整体性“闻道”的 需要。这一点对于章学诚影响深远。乾隆五十六 年(1791)作《朱先生别传》,谓:“推论其所为文辞, 以为有宋欧阳修以还,未有如是才,盖有所折衷为 之品口。”[7](卷18,P.176)而朱筠亦尤赏实斋。朱筠 弟子李威所作《从游记》有云:“及门章学诚议论如 的古文师承与文化场域的交往实践一Nhon张春田,涌泉,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 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8]师弟之 间相得如此。那么,实斋从朱筠学文章的情况又是 如何呢?在《与史余村论文》中,实斋谓: 为文不可不知师承,无师承者,不 能成家学也。仆尝学古文辞于朱先生, 彼时识力,颇有参朱先生所未及者;然 遣词造句,侔色揣称,盖不啻其一步一 趋,不敢稍越,纵使左、马复生,不以易 吾范也。如是有年,乃悟行文之道,纵 横驰骤,惟吾意之所之。今足下视吾 文,岂与朱先生相似哉?亦足以发明吾 道而已。[1](P.688) 章学诚承认自己经过一个在遣词造句上步 趋朱师的阶段。而具体的学习方式,则是同题作 文,相互比较参照。《章实斋年谱》记载: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 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 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文尚 有存者,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 有,题曰《书景烈妇事》。[2](P.63) 比较这两篇同题文章,实斋所作之文,叙事一 贯,从头至尾一气浑然,是史家笔法;朱筠所作,先交 代事情大节纲目,次补充生平和其他细节,类似文人 行状、书事的一般写法。但是,在叙事大体一致的情 况下,朱筠喜用短句,叙述更为精炼、耐读,在文法上 比实斋更为古朴。这就在于“遣词造句”“侔色揣 称”的功夫。如写之泰这一段,实斋文自“之泰字鲁 瞻”至“往来绝音耗”,共计265字;而朱文表达同样 的意思只用了217字。如写景妇自缢这段,章文较 为平实,而朱文则能曲折变换,注意多提供细节。另 一方面,朱筠的描写更符合日常情理,如写景妇劝夫 不必科举,朱筠写之泰的反应是“哭谢之”,而实斋写 的是“之泰释然一笑而罢”;又如写景妇临死前遗言, 朱筠写“景叹曰”,实斋写“景慷慨言日”。相较之下, 还是朱筠的更为可信。朱文因笔法高古,而自有一 种美的节奏,容易使人感受到古文本身具有的历史 积蕴感,古文长河中的历史情境所具有的悠悠道德、 文化意味,也随然而现。而技法层面的表现,才有可 能上升到“文心”的层面,长久以来古文家追求笔法 的立意也在此。这正是实斋所谓“讨论修饰”的学 习。朱筠对实斋在古文方面的影响,就是通过这种 细微之处慢慢渗透的。.章学诚■N工》z。n Un 实斋后来回忆道:“从大兴朱先生学古文辞,互 g×cmn了m o]In9 ∞》Kozo  n1 JPTio n.o ond∽Acodej_0cc I 是CoI z∞tew ∽∽0_0f CU手昌lF 。一  每见投事状而乞为文者,先生披其事状,辄掷不 顾,必召其人再三诘问,然后为文,初甚疑之。及 见所为之文,则可观矣;徐取事状较之,则所具全 非所用。文之与状,殆风马牛之不相及,然后恍 然其故。因叹昔日所谓‘忠孝节义,不死于刀锯 鼎镬,而死于文人之笔’,诚有味乎其言之也!”此 ③罗继祖编《清朱笥河先生筠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 第12页;又:“先生校士以识字通经诲士。岁余,士多通六书及 注疏家言。先生为刊旧藏宋椠许氏说文,广布学宫,语诸生日: ‘古学权舆,专在是矣。’每试竣,给赏,传呼一生至前,必敦诲再 三,视其意有入,然后遣去。手挟经义一编,质疑论难,先生欣 然辄为讲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罢。”(第8页) 孔健.曼 后数十年,章氏“于应请之文,每用朱先生之法, 朱筠有发起之功;其二,朱筠学术途径甚宽,与当 杭籍装大州师范大学雏 学报一社会科学版一一圜 _zl一o工c L1]jo一 nu0I lti0工 0_o 3 oDN了0c nz互0 1 n一_口e一3nc巾 ni<一 1 一ty 辄有可观大抵即事状以究鲒情文,颇类据讼牒以 平反疑狱;狱情既得,视讼牒所陈,固有全失其事 理者”。[1](P.744)可见实斋在“据事直书”方面受 朱筠影响很大。 三文化场域的交往 在章学诚早年的古文观形成与发展中,除了 家学与朱筠的具体影响,章学诚与以朱筠为中心 的学人社群的互动,不可忽视。因为,这不仅在 经济和文化上给章学诚创造了很多实际的条件, 更是他前期古文的生长“场域”。 “场域”(field)是法国哲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中发展出的重要 概念,以分析“流动的社会”。他提出:“一个场域 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 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 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 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 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 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 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 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 关系等等)。”[9]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 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运作规则。 但是场域与其说是一个静态的空间,毋宁说是各 种力量关系的协商和争夺,也是无休止的变革发 生的地方。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 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④“场域”的概念启发我们 重新思考知识人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与他们自身 所处的体制的、专业的和话语实践的种种关系和 规则之间的关系。 具体到章学诚,他的师长同时也是资助人朱 筠,在当时学术圈中是一个很突出的组织者。王 昶所作的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朱筠在奖掖后进、影 响学风方面的工作:“……《四库全书》成……分 地藏弁,嘉惠后学。于是人文炳耀,远迈唐宋,而 其始实自君发之。……天下承学之士,趋风附 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为归依。……好宏 奖后进,有一技之长,誉之唯恐不及,掖之唯恐不 至。如大理乡陆君锡熊,吏部主事程君晋芳,礼 部郎中任君大椿,君所收录。而黄君景仁,洪君 亮吉辈,皆北面称弟子。”[6](PP.102—103)以上主要 表彰了朱的三方面成绩:其一,《四库全书》之成, 时的学术大环境相合;其三,朱筠奖掖后进,不遗 余力。对于章学诚而言,这三方面,或者启发了 他辨章学术的宏愿,或者引导了他史学变革的动 机,或者影响了他的交往网络以及在场域内的文 化资本的获得,都非常重要。 章学诚曾经因为没有时文天赋、担心科举挫 折而焦虑。但朱筠则安慰他,“科举何尝必要时 文”,即使科举不第,“亦非不学时文之咎”。 [7](卷29)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章学诚的钟情古 文,而又忧虑科举的思想负担。而且,乾隆三十 八年(1773)以前,实斋主要都在朱筠身边学习和 讨论,朱也常常把章学诚介绍给学界人物。据胡 适《章实斋年谱》,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乾隆三 十二年(1767),实斋寄居朱筠家;乾隆三十二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 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乾隆 三十六年,“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 八日,与先生(实斋)及邵晋涵、张凤祥、徐瀚、莫 与俦等,连车十二乘,离京。……十一月二十八 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 矶,朱筠有记”。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五 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夏,先生 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朱筠友,至少在乾隆 三十一年即与实斋相识——引者注)于宁波道 署。……是冬,朱筠试士徽州,黄景仁、邵晋涵与 先生皆相从校文”。乾隆三十八年,“旅客宁、绍、 台道署。……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 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 志》。……九月,朱筠失官,左迁,在《四库全书》 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乾隆三十九 年(1774),“撰《和州志》四十二篇。……上其书 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仅详州 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 废”。乾隆四十一年(1776),因朱筠、朱菜元、张 方理之介绍,访梁梦善于蠡县、周震荣于曲阳, “时震荣以清苑县城,属曲阳县事,始与先生深 交”。[2](PP.57—72)自乾隆三十八年,实斋始正式 外出谋事。但除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至乾隆四十 年(1775)秋,实斋在宁波与会稽谋事外;直至乾 ④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以及 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隆五十三年(1788)投毕沅主讲河南归德书院,实 斋都在北京附近的定州、永清、肥乡、永平、保定 等地书院讲学或编修地方志。朱筠逝世之后,实 斋的学友还是基本从朱筠那里生发出来的。所 以在实斋投奔毕沅之前,实斋的交往网络几乎都 在朱筠的影响之下。 ……(乾隆四十年)四库馆已开,人才多集于北京。 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 诸人时相往还。”E2](P.57,70)实斋与他们讨论的问 题,范围比较广泛,就《章实斋年谱》中的记载和 《章氏遗书》中收录的书信来看,经史子集均有涉 及,但以史部、课蒙、为学这几方面为多。 不过在实斋看来,当时的学人对自己的学问 几乎都不能了解。在乾隆三十七年先后写给钱 大昕和曹慕堂的信中,实斋感叹道:“学诚兀兀无 以自主,尝持固陋之说,质于朋辈,莫不哑然引 朱筠围聚起来的这个圈子规模很大,徐书受 《程鱼门先生墓表》记日:“先生(朱筠)平常执友 与及门著录,知名之士,常数百人。”⑤[6](P.IO0)朱 筠的执友和及门著录虽多,但核心人物并不多,⑥ 大致以邵晋涵、程晋芳、史文量、黄仲则、洪亮吉、 章学诚等为核心成员。这个圈子的主要活动,便 是规模或大或小的雅集聚会,踏青游玩。乾隆三 十八年,即离京谋事之前,实斋应当经常参与此 类活动,即使离京以后,因其谋事之地在京师附 近,且家亦在京,故而不时回京,得见朱筠。不过 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因与朱筠介绍认识的永清县知事周震荣深交并 编写《永清县志》,实斋的交友圈主要已经在以周 震荣为核心的学人群那里了。实斋的《庚辛之间 亡友列传》,便是缅怀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 四年间(1779)在永清结识的一班朋友。周震荣 的学人圈,在京的有邵晋涵、任大椿、周永年、刘 台拱、王念孙、顾九苞、史致光(实斋门生)、章廷 枫(实斋族侄),京师以外的有罗有高、张维祺、曾 慎、钱诏、周綮、凌世御等人。[2](PP.62—73) 在以朱筠和周永清为中心的这两个学人圈中, 实斋所结交的学者在学术取径上并非完全一致。 但自乾隆三十年实斋始学文章于朱筠时,学术风气 已经走上了以实学、考据学为重的方向。乾隆三十 一年,实斋得以闻见戴震“今之学者不曾识字”的 的古文师承 议论;乾隆三十二年,实斋“依朱先生居,佗傺无聊 瓣 一甚。然由是得见当时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 所谓“当时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即是指朱 筠的友生,包括当时的知名之士,多从事考据学。 后起的周震荣圈子,也多考据学之才。所以实斋在 当时确实是处于考据学的包围之中,而他的好友中 也不乏考据学家或者对考据学有兴味者,如任大 椿、周震荣、胡士震、任朝等。实斋与他们之间的交 往,看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实斋自述云:“(乾隆 三十一年)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 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娘, 冯大理廷丞,及君(蒋秦树,雍植)为燕谈之会。燕 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 去。唯竹君师颇允其说,邵君与桐独有惬于《通 义》一书,其所著述往往采其凡例,意乡人不免阿 所好欤?”[1](P.649)“裒辑所著《文史通义》……是 皆流俗所嗤笑为迂远而无当者,唯长者知其疏阔, 而相赏于寂寞之乡,辙敢觎缕及此,想见之抚掌 也。”[1](P.660)即便像周震荣这样的挚友,也不能理 解实斋的心意,周震荣还曾与章学诚就《诗教》篇 “三代之声未有著述文字”一论相争论。唯朱筠与 邵晋涵肯定实斋的学问,邵晋涵并且还援其义例人 己之书。不过,从《庚辛之间亡友列传》来看,实斋 在永清的一帮朋友对自己的古文还是很认可的,实 斋在古文方面的名声已经开始被传扬;尤其是地方 志的编纂,受到很高的赞誉。当《永清志》编成, “先生(实斋)访周震荣于顺义役次。震荣置酒高 会,出《永清志》示坐客。张维祺、周檠争聘先生修 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书”。[2](PP.81—82)章学诚 已经在古文写作上崭露头角了。 章学诚在学理上如何以校雠学的方法思考 古文的写作问题,从而在史学书写上实现范式转 化,需要另文详细讨论。本文只想指出,章学诚  一在与朱筠和周震荣周围的学人群体的交往中,一 方面积累了进入这一场域所需要的文化资本,另  ~圆~ .雏一 (下转第110页) ⑤据姚名达考证,梁上国、陆锡熊、程晋芳、洪亮吉、汪中、任大椿、 孙星衍、江藩、黄景仁、钱坫为其门生,戴震、邵晋涵、王念孙为 朱筠幕下友生(“而戴征君震,邵学士晋涵,王观察念孙诸人,深 于经术训诂之学。未遇时,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于时,盖 自先生发之”)。王昶、袁枚、桂馥、翁方纲、朱士瑗、姚鼐、孔继 涵为相交数十年的重要学侣。从另一方面来说,朱筠门下著录 弟子数百也有讹滥之嫌,王昶就曾讥其为“太邱道广”。见江藩 纂、漆永祥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笺释》卷四之《王兰泉先生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⑥徐书受《程鱼门先生墓表》:“(筠死)殆送丧执绋,寥寥无几。 唯程晋芳临穴大恸不已,见者怆然感之。”见姚名达《朱筠年 谱》,第100页。  詈 五Contending frOm Multiple to Integrated Facilit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MoraI Structure Research ZHAO Zhi—yi ,LIU Jie—xuan ,ZHAO Yi ,LI Hong—liang (1.Library,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 10036,China; 2.Library,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3.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 1 0093,China; 4.Nanjing No.1 High School,Nanjing 210097,China) 杭精 大州师范大 学学报一社会科雏皿学版一田 J一z0工三 -c]弓o0一J nU0li 一’i巾工 0o  o 0oN了0cn zIa0一1∽jn一Q∞—nCc巾主 <一 五ty Abstract:With regard to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moral structure research can be di— vided into four stages.In the first stage of 1979—1989 when the dominant role of proletarian politics role in Chinese was trans— formed to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the aim for moral education was changed from pursuing“lofty ideal’’to looking for “universal value”.and moral structure research turned from the factor theory of“moral knowing line”to the structure theory of “third space”.In the second stage of 1989—1999 when China followed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with market regulation as auxiliary measure to a market economy.the value pursuit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was switched from“collectivism’’to“rational egoism”.and the“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ory”of various kinds represents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In the third stage of 1 999—2009 when Chin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as developed and multiple social cultural values coexisted,The academic field,turning from criticism on intellectual moral education to life moral education,put forward the argument of“moral education as life”.with less emphasis on moral structure research and in a process of looking for the physical“form”of its operation mecha— nism,In the fourth stage after 2009,under the guidance of“people-oriented”scientiic develfopment concept,as the academic cir— cle has begun to reflect on and doubt“life moral education theory”and put forward practical and rational standpoints,moral struc— ture research is returning to the metaphysical“form”of personality noumenon,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moral structure;historical periodization;universal value;intellectual moral education;life moral education;practi— cal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山宁) (上接第23页) 一方面却也不满足于经学考证的主流学风笼罩, [2]胡适,章实斋年谱[M].姚名达修订.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38. 其高才博学以及对古文的趣味,为他在学问上异 于时风,追求卓然自立创造了基础。综合来看, 章学诚前期在古文上的追求与风格的形成,既受 到家学影响和对邵廷采的追慕;同时也是清代中 期文化场域中的互动所促成的。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仓修良编.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05. [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M].杭州:浙江占籍出版社, l984.544. [5]姚名达.邵念鲁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67. [6]姚名达.朱筠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8]朱筠.笥河文集:卷首[G].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七海占籍出 版社,2002. [9][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恩——反思社会学导引 [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Academic Succession of Zhang Xuecheng’s Ancient Prose and Social Network in CulturaI Field ZHANG Chun—tian,KONG Jia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ongKong 999077,China) Abstract:Zhang Xuecheng accepted good home education in his childhood and then learned from his patron and friend,Zhu Yun.which laid good foundation for his knowledge of ancient prose(guwe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ademic succession of Zhang Xuecheng’s ancient prose,and depicts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between Zhang and other scholars in the tWO intellectual circles with Zhu Yun and Zhou Zhenrong as respective leaders.By using Bourdieu’s concepts of“field”and“cultural capital”. it rethinks the origins of ancient prose world of Zhang Xuecheng and the rules of cultural field in the middle Qing period. Key words:Zhang Xuecheng;ancient prose;academic succession;cultural field (责任编辑:山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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