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述论

宋代历史述论

周生春

摘　要：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变迁之契机，运用比较的方法，超越特定时空对人的思想的限制，来审视宋代的历史。就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言，宋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承、创新与重塑的关键时期，其所取得的成就许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宋代社会为其所认知的天下创立、提供了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其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宋代思想与精神实力的先进和强大超乎今人的想象。其文化在思想、心态、制度与氛围均呈现包容宽松的特点，同时，又极其注重对自由的内在自我约束，和无所不在的礼法等外在规范的制约。宋代文化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而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当时最繁荣发达的文明，因缺乏天下最强大武力的保护而亡国亡天下，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与时机。

关键词：宋代历史；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世界文明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3-0059-13对一般人而言，历史就是人们对过往有选择的叙述与诠释。不过，因生活的时代、地域即时空及人的价值观、立场、胸怀、境界、视角和学识的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见解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往往会自觉地认识到人的这种局限，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上述影响，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追求历史真谛。诚如司马迁所说，其撰著《史记》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从全球而不是某些国家或地区，从历史的整体全貌而非某些部分与领域，从非功利的多元价值的视角、立场，以同情的理解的心态，从历史的全过程而非某些时段出发，注重新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运用整体、动态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历史。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通过宋与中国历朝历代以及宋与10—13世纪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社会各领域的比较，来认识和

反思宋代的历史。

之所以选择宋代，一方面是因为宋代经济上的繁荣与自由，政治上的宽松开明与优待士人，思想上的融汇、创新与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与创新，科技上的先进发达，军事上的内敛与不够强大，社会的包容与凝聚内敛，无一不吸引了当代中国人的注意，引发了人们对宋代历史的兴趣与深思。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融汇、创新、成就斐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就中国历史而言，如果说先秦是开荒、播种、耕耘和成长的季节，两汉是开花结果收获的秋季，那么汉至隋唐就是又一个开拓、耕种与成长的季节，宋代则是第二个收获累累硕果的秋季。

以下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与社会等方面分别概括宋代的成就。所论如有不当，尚祈诸位方家不吝赐正。

　　作者简介： 周生春，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责任教授。从事宋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历史文献、中国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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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一、宋代的政治

秦代确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在秦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影响深远。在这一制度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宋代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值得今人深思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②

，那么宋代的政治便是建立在尊崇“祖宗之法”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以文驭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注重公议，“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收敛藩镇，权归于上”，通过分权与制衡，防范宗室、外戚、宦官、武将与地方势力，目的在于保证政局与赵宋皇朝统治的稳定③

。

具体而言。在“祖宗之法”的基础之上，宋代的政治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从而开创了以文驭武之先河，最终结束了出将入相的历史传统。

宋太祖为以文驭武，选拔人才而开科取士，其目的即在于“得贤以共治天下”④

。多年的选贤共治养成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钱穆《国史大纲》第558页）。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之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之句，均体现了此种精神。这种自觉在北宋中期即成为共治的思想基础、动力与君臣上下的共识。当文彦博反对神宗“更张法制”，强调君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时，神宗即表示完全认同，并强调士大夫“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⑤

。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二是注重公议。公议即公众依天理评议，也是制约皇权的利器。按陈亮记载，仁宗云其施政“若自朕出，——不若付之公议”⑥。尤袤曾以“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为由，反对光宗公权私用⑦

。按密歇根大学包华石教授的研究，直至18世纪早期，英国尚无共议的概念，因而不能正确翻译这一词。

注重公议与强调共治，尊崇祖宗之法等共识的形成，是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史官群体选择、叙述与诠释的结果。宋重馆阁，史官清要，掌著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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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影响很大。尊重史官一方面促成宋代公私史学

的盛行，另一方面则使其成为公议的重要主体，参与创建了上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三是从公议、共治出发，强调天下治理的公共性，即“天下道理最大”⑧。真德秀指出，“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也”“公议即天道也” ⑨。道理即天道、天理。天理在人心，公议即天道。人心包括君心与民心。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点，人心以民心为主，顺民心即顺天理。所以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⑩，指出正君心以顺民心，方合天理。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得民心者得天下。于私而言，为长保祖宗基业，皇帝亦须正己私心以顺民心与天理。公议即天道，公议的主导者是士大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唯有顺从公议，方合乎天道。

天下道理最大即是公议、民心最大，这是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共识与思想基础。天下道理最大之说其实是将民心、公议置于君心之上，强调天下为公，公权大于君主之私权，并将其视为天下治道的核心与君臣上下的共同价值。

综上所述，祖宗之法、共治与公议均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天理、天道的体现，如果说祖宗之法犹如宪法，共治与公议则为权力的架构与运作方式，三者共同构成了宋代政治的核心与重要特色。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四是是推广科举，并使进士科成为科举制的主流，进士从此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自宋以降，科举出身、进士为主的士人代替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和连接上自庙堂，下至江湖，国家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宋代政治与社会的上层与基层的共识与凝聚力因之大大增强。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五是开明宽松，仁厚包容。吴渊云宋太祖“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自祖宗以来，多尚宽仁”。楼钥云“皇朝以忠厚为家法”（《攻媿集》卷56《清芬堂记》）。时人多以为宋“以忠厚仁慈治天下”“务宽厚”，真德秀因而称 “三代以下，治体纯粹莫如我朝，德泽深厚亦莫如我朝，——社稷长远赖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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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朝是被民众起义推翻的，占有中原、江淮百年以上的朝代无一例外。唯有北宋、南宋不在此列。国运久长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精英与统治阶层空前绝后的团结一致，以及治理上的包容宽厚与德泽深厚。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六是削地方之权，将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军事诸权都收归中央。诚如朱熹所言，“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其结果是既终结了以往地方长期割据的历史，又开创了地方无力抵御外敌的格局。

宋代政治的特点之七是任法用吏，互相制衡。宋尊崇祖宗之法，废人而用法。郑性之认为“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纪纲立国”。仁意是纪纲之本，“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以仁意执法，德治、法治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

宋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使官与官、官与吏互相牵制。法之所在，上之人亦不能进退下之人。其弊在于法极繁，人不能变通。君子拘于法而不得为其事，小人为徇私敢越于法而不之顾。所以朱熹强调正心诚意，主张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⑩。

就体制而言。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上，宋代的相权虽受君主的裁抑，但与废除宰相的明清时期相比，仍可牵制君主，维持权力和制度的制衡。这是宋代开明宽松的政治氛围形成的制度保障。

二、宋代的经济

（一）农业

与前后历代相比，宋代堪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南方的深度开发，种植与复种面积的扩大，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垦，肥料的大量使用，单产的提高，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棉花、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与进一步发展。伊懋可因此将其称作宋代的农业革命。

就全球而言，宋代农业所取得的成就远高于当时其他地区。

（二）手工业

宋代雕版印刷业发达，生产规模与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铜版印刷术已发明并得到广泛

的应用。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技术也发明于宋代。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无远不至”，内蒙西部黑水城遗址即出土过建本书籍。

宋代的造船业与航海业亦有很大的进步。宋人在世界上首先发明采用了海船水密舱装置，率先使用指南针导航，宋船比阿拉伯等地的船只更加坚固可靠。

宋代已广泛运用火药。政府的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广备攻城作”即设有“火药作”。宋人发明的突火枪，是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现代枪炮的鼻祖。随后不久，即出现了铜制火铳。

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获得长足的进展，染色技术有很大进步。

棉纺织业逐步成为产棉区农村的主要副业，和日趋重要的经济部门。

（三）矿冶业

钢铁冶炼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举足轻重的核心经济部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列当时天下大豪富榜中，位居前4位的即均系用铁冶致富者。

在宋代，煤矿、铁矿已被大量开采，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徐州东北的冶铁中心利国监，即有用煤炭冶铁的作坊36冶，各百余人，雇工人数4000人以上。宋代铁的冶铸技术有较大进步，铁器与农具的质量亦随之有很大改进。

此外，铜矿、铅矿的规模也极其可观。如洪迈指出，仅信州铅山一地，矿工人数即达10余万，得铜铅数千万斤。

（四）商业与城市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与城市亦开始发展繁荣。宋代出现不少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平江府北宋宣和年间户43万（按户5口计，人口多达200多万），市区达50多万。南宋末临安附廓2县民户18.6万余户（即90多万口），城内外百十万口。城市中分隔商业区与居民区的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夜市随之出现并日趋繁荣。农村地区出现了众多市镇与定期的集市。

十三世纪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十四世纪时，伦敦人口才4万，巴黎6万。宋代城市与市镇的发展水平不仅远高于以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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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而且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军力的削弱，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从以陆路为主向以海路为主的转折时期。其原因即在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北方陆路的不安全。如大食使者入贡原走陆路，但有钞略之患，天圣元年仁宗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

宋代是海上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北宋时，政府即很重视海上商贸。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市舶政策和管理制度。

宋代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当时宋船已抵达波斯湾和亚丁一带，外商来华贸易，多愿乘中国船转送致之（伊德里西《地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一类有关航海与海外知识的著作亦随之涌现。

宋代进出口物品的结构也体现了其外贸与商业发展的水平。当时国内的进口以域外特产、原料、矿产为主，出口以附加值高的手工业制成品为主。与以往不同，随着外贸从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瓷器、铁器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到宋代，瓷器在外贸商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印度、波斯湾沿岸、埃及、索马里都有宋瓷、宋钱出土。2007 年12月22日，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船体残长22.15米，最大船体残宽9.9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船内出水文物近10万件，以瓷器、铁器为主，其中瓷器约6万件，钱币亦有相当数量。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1号宋代沉船、西沙华光礁1号宋代沉船（船长 22.14米，宽8.1米，载重约120吨，出水文物1800余件）所载大部分也是日用瓷器。

（五）货币与金融

在人类历史上，纸币发明并最早使用于北宋，欧洲最早的纸币则发行于1661年。1694年，英格兰银行始正式使用纸币。

宋代的纸币交子初行于四川，会子初行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纸币之外，宋代东南岁铸钱约290万贯。宋孝宗乾道时（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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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纸币即已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宁宗庆元时（1195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贯为额。嘉定时（1209年），11界会子除已收换尚有1360万余贯，12界4700万余贯，13界5500万余贯。理宗绍定时（1232年）。两界会子已及22900余万（贯）。纸币发行量和市场货币流通量之大反映了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达。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纸币发行和流通的金融管理理论称提之术，亦最早出现于宋代。

（六）区域经济

如果说宋以前北方地区是全国经济的重心，那么随着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宋代的经济重心最终转移到了南方。在南方，随着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垦，土地开发的完成和商业、手工业与城市的发展繁荣，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随之成为南方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奠定的这一格局一直延续了近千年，可谓影响深远。

（七）能源与生产工具󰀁

在宋代，煤炭已被广泛使用于取暖、冶铁。南宋开始使用焦煤炼铁，冶铸技术亦随之改进，铁器与农具的质量亦有很大改进。而欧洲直至十八世纪时才发明了焦煤炼铁,。

从宋元时期的农书来看，宋人使用的农具与其他生产工具基本沿用到近现代，可谓影响深远。

（八）人口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口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人口的增减与治乱密切相关。在结束了五代乱局之后，宋代的人口从太宗时（997年）户413.2576万，增至徽宗时（1107年）时的户2088万，口1亿以上。其人口远超汉唐极盛时5—6千万的水平，这一领先记录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才被刷新。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认为宋代经济出现加速增长，人口增加了1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130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达到公元元年至1952年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高于欧洲的576美元（1990年美元），是世界经济中领先的国家。

按科林麦克伊韦迪《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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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公元1100年、1200年—1300年世界总人口分别为3.2亿和3.6亿。公元1100年宋朝拥有1亿多人口，约占世界总人数的1/3，人均GDP位于世界前列。按此推断，其GDP应占世界总量的1/3以上，高于1820年的32.9％，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九）产权、工商政策

与秦汉以来历代均着力限制土地兼并，抑制工商不同，宋代不抑兼并，不抑制工商业，默许官田的私有化与土地买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宋元祐时天台县令郑至道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观念。就目前所知，郑至道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工商皆本观点的第一人。

当然，国家对私有产权并非无限放任，而是有所节制。如抛荒的田地政府可收回，在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亦曾强制性地回买公田，即购买私田归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仍拥有终极产权。

三、宋代的思想、文化与宗教

（一）宋学的兴起󰀁

宋代思想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宋学的兴起上。宋学是与汉代形成的汉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包括宋代的儒学（理学、道学等）、中国化的佛学、新道教的思想，即宋代的儒释道乃至更多。宋学的影响及于宋统治区之外的辽、西夏、金、蒙元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地。

汉学重训诂章句，宋学侧重义理。就思想与信仰而言，宋学（尤其是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是为了回应从西方传入中国，以佛教、佛学为主的外来思想的挑战，同时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先秦儒学与诸子百家学术的回归与创新，标志着汉代以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消化已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就政治与天下普世价值而言，宋学的兴起又是为了回应辽、金与蒙元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为了因应宋人所知之天下（宋、辽、金、西夏、蒙元与朝鲜、越南、日本等地）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对于维系内部秩序的焦虑，以满足其生存、发展需求之产物。

从列国并立与竞争来说。与秦汉与隋唐相比，宋代武力与国力相对贫弱，辽、金与蒙元在军事、政治上均对两宋形成了重大威胁。在严重的外部威胁面前，尤其是在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努力收效不著之后，思想文化之软实力的竞争与领先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在上述历史与地域共同体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观念十分流行。中华天子乃天下共主，天命所归。孰为中华，天命在谁，孰为正统，就看王道何在。王道所在，即为中华。华夷之别，主要在文教。谁能明道以尊王，兴文教以攘夷，谁就具有正统与合法的地位，在强国竞争中具有政治与法理上的优势。宋学的兴起实乃宋代士大夫为应对周边列强环伺，以提升强化己身实力，处理好宋与天下，宋与周边各政权关系需求的产物。

又就整体而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存在必定有得到所有成员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这是在其发展与延续过程中形成的。对当时人而言，共同体的这种广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在其眼中，这是先贤创立，今人应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遍及天地，惠及天下生民，以天下太平为目标的思想、价值理念与信仰，即天理与天道。诚如张载所言，宋学是当时学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实现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负的产物。其思想境界上极天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着重于经典义理的充实、阐明与发挥，又极为注重经世致用，因而具有全天下即普世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不仅成为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主导影响了元明清三代。其所达到的高度不仅远超隋唐，也是以后历代所不可企及的。

（二）史学、文学与绘画

宋代是史学发展繁荣的时期。出现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金石学等新的体裁与新的领域，地方志开始大量涌现，进入方志编撰的繁荣时期。

就文学而言，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远超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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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词发展的高峰。《全宋词》收录了流传至今的宋词1330多家近20000首。可见宋词的兴盛与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宋朝始设书画院，集中书画家和鉴赏名家，专事创作与研究。宋代出现了瘦金体新书体，山水画、花鸟画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书法逐渐从民间工艺中脱离出来，出现了文人画和文人书法。

（三）教育

宋代学校大兴。宋代始置武学、画学。徽宗崇宁三年，全国诸路三舍天下教养人为士21万余员，为屋9万余楹，费钱340万缗，米55万余石。

科举制度完备于宋，每次取士人数超过隋唐与元明清各朝。

在学校与科举前所未有的发达，诗书传家风气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印刷业空前繁荣的同时，宋代的公私藏书也急剧增加。宋代私家藏书盛行，乌程叶梦得与贺氏，藏书皆超过10万卷，明清时期最大的藏书家也难以与之匹敌。

在上者的重文崇儒，科举的盛行，对教育的倡导，雕版印刷的繁荣，各类学校特别是乡塾村校的普及，使教育扩大到整个平民阶层，举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四民生计与众多行业之首。赵宋一代，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风气，中国社会亦因之形成极其注重文教的传统。

（四）宗教

在宋代，佛教最终融入中国社会，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北魏、北周、唐和后周时经历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的劫难。自宋代开始，佛教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劫难。其命运的转折意味着佛教已彻底融入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不再与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共同体的维系者朝廷发生冲突，政府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相当有效并取得了成功，三教合一的思想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达到了其预定的目标。

在宽松的环境中，宋代的佛教与道教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佛教的藏经始刊于宋代，宋元时前后所刊共有七、八种。道藏亦始刊于宋代。

与宋治下各宗教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没有爆发重大冲突和宗教战争不同，9—13世纪世界其他地区往往因宗教的极端排他性和政教合一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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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宗教间的冲突不断，战争此起彼伏。例如在伊比利亚半岛有基督教国家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收复失地运动，在中东有十字军东征，在中亚有伊斯兰教针对佛教国家的圣战。

即使在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也是势不两立。如1209—1229教皇诺森三世为铲除异端阿尔比派，对法国南部发动十字军讨伐。伊斯兰教内部则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立与冲突。

宗教上的包容与排他、不宽容，构成了宋与上述地区的重大区别。

四、宋代的军事、科技与赋税

（一）军事

宋孝宗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唯用兵一事未及”“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宋代军事上不如汉唐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社会、经济与赋役制度的改变，导致国家掌握的人力财力减少，主观或人为的原因则是为严防武人跋扈，发动兵变，以文抑武太过。

从制度来看。为防范武人，使皇帝与朝廷能牢牢控制军队，宋代创建了一套堪称成熟完备的军事制度，并为后人所沿袭，影响及于今日。这一套制约、压抑武人的制度一方面固然造成宋人用兵不及汉唐的结果，另一方面则结束了以往经常发生的武人擅权乱国的历史，中国从此再未发生军队废立皇帝或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

就军人而言。宋军职业化、专业化的水平甚高，远超以往各朝。宋军人数众多，少则数十万，多则达120多万，绝非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所可比拟。

试以海军为例。宋代拥有强大的海上武力。临安陷落后，不愿降元的宋臣民奉幼帝依忠于宋室的海军南下，辗转海上。崖山之役，宋军有巨舰1000余艘，兵败后浮尸出于海者10余万人，海上武力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不降的宋海军如此，降元的海军规模也不小。为消耗、削弱降军，元帝曾用降元的前宋海军东征日本，南征爪哇。

如1281年，南宋灭亡后，元军即出动海船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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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艘，东征日本，用兵达十万。从庆元出发的江南军，其主体即由前宋水军组成。

1292年，元政府出动战舰千艘，军数万，从庆元、泉州出发，远征爪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次由前宋水军为主组成的征伐堪称明以前古代最大规模的跨海长途远征。

值得一提的是，宋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实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顽强抵抗了蒙元的进攻达45年之久。这也是当时遭到蒙古军主力进攻的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

（二）科技

宋代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其前后各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诚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就世界历史而言，宋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不仅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而且对全球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上。

宋代已广泛运用火药。宋人发明的突火枪，是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现代枪炮的鼻祖。随后不久，即出现了铜制火铳。

指南针发明于宋代，最早的记载见于1044年成书的《塋原总录》。最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

宋代的雕版印刷十分发达，铜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技术已发明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宋代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培根《新工具》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在航行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得上这三种机械发明。”马克思《机械、自然力和科学应用》的评价则更高：“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

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医学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三）赋税󰀁󰀁󰀁󰀁

宋代是中国赋税制度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唐代前期实行租（田）庸（力）调（户）制，赋役征收与历代相同，均从人户、田产入手。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朝廷改行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按丁、产、户等征税。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沿用两税法，但身丁钱陆续被蠲除，户等逐渐弱化，赋役征收的对象开始从人户逐渐转向田产。这种转变虽经明代的一条鞭法，一直到清代的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方最终完成，但发端肇始于宋代。

这种转变颇具两面性。一方面便于赋役的征收，有利于无田、少田的贫苦人民。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对人口控制的削弱，和力役资源的流失。

上述赋税制度的演变还表现在宋代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如景德、皇祐间田赋岁入在4900万左右，景德、皇祐间茶之岁入在320万至500万之间，商税、酒课、盐课岁入4400万缗，和买绢岁入300万匹，不计其他专卖收入，仅以上5项岁入即超过田赋。

除上述影响之外，宋代的赋税收制度亦多为后人所沿用。宋代的分税制即是一例。

就赋税绝对数量而言。在古代中国，史籍记载的数据不多，统计方法亦和今天不同。今人在研究历史时，又往往只有依据这些有限的，在今人眼中原本就不精确的数据，运用各种推算乃至推断的方法，才能得出今人所需的数据。基于上述认知，可知以下笔者引用和由推断而得到的数字并不精确，不过结论大致可信，仍可供读者参考。

唐天宝以来，天下岁入之物：租钱200余万缗，粟1980余万斛，庸调绢740万疋，绵180余万屯（2屯=1疋），布1035万余端（2端=1疋），总入2528万贯石疋（各单位价值大致相当）。

宋天禧末，天下总入150850100贯石疋两等（内田赋中含芻草茭薪炭等3530万围束等）。皇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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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年，入126251964贯石疋两等。治平二年，内外入116138405贯石疋两等。

从货币收入来看。宋立国之初，天下岁入缗钱1600余万，两倍唐室。天禧末，所入增至2650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3680余万缗。熙丰间，所入乃至6000余万。淳熙末，（东南岁入）遂增6530余万焉，其中仅200万缗上供钱为祖宗正赋，其余6330余万缗则系南宋所增赋。熙丰间，天下垦田4616556余顷，田赋税额52011029贯石疋两等。内以后隶属南宋之地（京西按1/3，淮南按4/5计）垦田约300万顷，占总数一半多，田赋税额24059666贯石疋两等，占总数一半不到。按此推算，其岁入亦应占总数一半不到。皇祐、治平间天下岁入1.1亿至1.2亿，一半不到即为5千万。如岁额5千万不变，加上南宋所增赋6530余万（东南以外四川等地所增赋尚不包括在内），淳熙末总岁入应与皇祐、熙丰间相当。

明洪武26年夏税米麦4717000余石，钱钞39000余锭，绢288000余疋，秋粮米24729000余石，钱钞5000余锭。弘治时，夏税米麦4625000余石，钱钞56300余锭，绢202000余疋，秋粮米22166000余石，钞21900余锭。岁入总额不过3千万石匹。明末每年正赋外，三饷加派1630万两Q。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天下岁入银4千万两左右，道光22年岁入银共3714余万两R。

以粮米为准， 按1宋石约为2/3明清石，米1石值银1两或1两以上计算，宋代的岁入是唐至清鸦片战争前最高的。

又就岁入在GDP总量中所占比例而言。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一推算了公元960年之后中国的GDP，按其推算方法推断，唐天宝年间人口近6千万时，其GDP应为360亿元（1990年国际货币单位，即G—K），岁入2千多万。宋、明人口1亿时，GDP应为600亿元G—K，岁入分别为1亿多与4千多万。清人口4亿时， GDP应为2400亿元G—K，岁入为4千多万。按1宋石约为2/3明清石，米1石值银1两或1两以上计算，宋代岁入在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亦远高于唐中叶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前。宋代国家掌握的财力远超唐代与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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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相比，2017 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 亿元，占全国 GDP总量827121.94656亿元的20.9%。2003年财政收入20466.1亿元，占 GDP总量117252亿元的17.5%。安格斯·麦迪森说1990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14267.34亿元，即1990年国际货币单位G—K 21238.52元，按此推算，1元G—K约为1990年0.67元人民币。宋代GDP 600亿元G—K约为402元人民币。按宋代岁入1亿贯石疋两（各单位价值大致相当），1990年1市斤米四川省均价不低于0.6元人民币，1市斤米0.6元人民币，1宋石米120市斤计，宋代岁入1亿贯石疋两折合72亿元人民币，占GDP 402亿人民币的17.9%。岁入、GDP占比已与2003年的中国相当，远高于唐代与明清。财力是国力的重要体现，宋之国力远比今人所认为的要强大得多。

五、宋代的社会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宋代社会即是其中一次大变迁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贵族社会转变为平民社会，这一重大的社会变迁深刻影响了以后2千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其结果是中国从士族社会转变为世俗的庶民社会，并深刻影响了其后1千年的历史。按日本学者宋代近世说的观点，宋代是近代的开端，元明清时代的一切现象均可追溯至宋代。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宋代社会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

就历史的传承而言，宋代是尧舜三代以来的一个朝代。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均为多元一体的地域共同体。多元是指其族群、语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包括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均呈现多元多样性。

一体则是指上述多元多样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或共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彼此不可或缺、有无互补、长期沿袭不变的贸易，饮食上都使用筷子，政治上均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与尊王意识，在文化上表现为使用汉字，均尊

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崇天地、山川、鬼神，在精神上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将和而不同、中和包容，天地间秩序井然，人与万物均能生育繁衍视为整个共同体即天下的核心价值。

宋代及其周边国家构成的这种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看似松散，实质颇具弹性，因包容而得到极大的认同，因注重生存、延续与变通，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追求秩序与和谐而始终能走向繁荣，虽屡次频临灭绝的境地，却总是能再度复兴，保持着地理、人口和文化上的统一，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宋代社会通过传承与创新，完成了前人开始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同时，北宋定都开封，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从关东转移至关西，最终结束了历时长久的东部与西部的对立乃至对抗，东西差异因之弱化乃至消失。南宋定都位于连接中国南北之命脉即大运河南端的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开创了南北差异凸显，超过东西差异的全新格局。

就共同体的历史而言。如果说宋以前中原地区是维系上述共同体之一体、决定其命运的主导力量，那么，随着辽、金、元和清的兴起，共同体的主导力量前所未有地从中原转移至东北方，首都也因之固定于靠近东北方，位于连接中国南北之命脉即大运河北端的北京。

为适合新时代天下主导力量的变化，宋代社会为天下创立、提供了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处理彼此关系，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其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

宋代社会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其所创立的以宋学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成为自身的主导价值观，而且第一次为周边各国所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全共同体的主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社会具有与历代不同的一些重要特点，即包容宽松与凝聚内敛。这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宋代政治包容宽松，君主与官僚士大夫共天下，君权、相权、军权相互平衡。经济政策上因势利导，不抑兼并。自上而下各方面的包容宽松与随

着来的相对自由，使宋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军事、科技、商业与城市因之发展繁荣，均取得超越前后各代的显著成就。

自由包容的同时，宋代社会又强调内在的自我约束，以及无所不在的礼主导下的法制等外在规范的制约，而不至于走向完全的放纵。

宋代被认为是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精英阶层注重自我约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正君心是天下之大本。宋末朝廷能回买公田，明末朝廷不能从士大夫获得资助，不能说与精英阶层是否具有此种意识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乡绅是宋代首次出现的一重要社会阶层。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控制社会基层的势力先秦时当属贵族。秦汉至隋唐，政府先是与豪强，继而与世家大族争夺对地方和社会基层的控制。士族消亡后，随着科举的普及与文教的迅速发展，乡绅开始形成，并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乡绅在价值观和整体利益上与士大夫阶层息息相关，宛若一体。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因乡绅阶层的出现而大大加强。乡绅阶层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年，一直到现代才因土地改革而彻底消亡。

两宋尤精于内治，其所缔造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认同感，使宋朝之后中华民族“大一统” 的思想深入人心，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精忠报国，推崇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得到从上层到下层的普遍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与前后各朝代相比，宋代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未达到极端化的程度，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占有中原、江淮百年以上的朝代，唯有两宋不是被民众起义所推翻的。

六、宋代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宋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承、创新与重塑的关键时期，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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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开创性、总结性的成就，在传承、创新与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北宋大臣李清臣夸耀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S。”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经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T。

严复在《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中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俱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而中国文化未来之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U。

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V。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 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史林》杂志第25卷第4号、第26卷第1号《东方的文艺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田清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

邓广铭先生则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X。”可见宋代对中国社会及其传统的形成影响之巨。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宋人所创立的价值观及其意义体系首次为周边各国所接受，从而成为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并被用以处理彼此关系，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这一共同体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

又按上文所述，宋代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

宫崎市定指出：“中国的炼铁法在宋初就比欧洲先进约六百年。也并非炼铁法这一件事例外地进步，如果我们把印刷、造纸、罗盘针、火药、美术、政治思想等多方面的进步一起考虑在内，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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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一个结论：宋代文化水平从总的方面看来是高过当时欧洲水平的。”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Y。”

邓广铭先生认为，“ 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载《国际宋史研讨论文选集》）。

宋代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按上文所述，培根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马克思则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两者均予其以极高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欧美、日本和中国学者对宋代的评价不同，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宋代大多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多年来，人们可以对汉唐元明清津津乐道，却对宋朝抱有极深的成见，大肆批评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人们一言及宋代，便会联想到岁币、割地、战败、称臣，杀忠臣栋梁和朝廷的腐败无能。

对宋朝的看法，改革开放前大致没有比“积贫积弱”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的了。钱氏《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 贫弱的新中央”，其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

这种批判可以上溯至南宋末。黄震已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Z。”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这是南宋灭亡前末日景象的写照。

这种情况一直到近年才有所转变。对宋代的主流评价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其原因即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的人们，往往很难摆脱其所在时空的影响。如南宋

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亡国之际，黄震、文天祥很自然地会对呈现末日迹象的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屡屡割地赔款，国弱民贫，人们又对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持批判与否定态度，面临亡国亡种危机的国人在极度不满和批评时局之余，很自然地会对相似的宋代产生共鸣，用批判与否定的眼光看待宋代。而在中国呈现勃勃生机，进入高速发展，百废俱兴的复兴时期之后，人们对时局与传统文化的态度因之发生重大变化，国人对宋代的观感也就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毋庸置疑，前人对宋代的批评与肯定均有其依据和道理，但若仅囿于历史片段和部分史实，只看到中国和宋代，而不具有全球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不能从历史的整体全貌出发，比较分析相关的史料与论断，便很容易得出整体否定宋代的观点。反之，亦极易得出全盘肯定，过高评价宋代的结论。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要避免上述认知上的局限，我们就应超越自己的专业、所在时代与地域，不受功利目的的限制，从全球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系统、整体看待问题。但知易行难，笔者也不例外。

七、结语

宋代历史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其一，就天下与文化的复兴而言，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创新与重塑是极其重要的。

宋代思想与精神实力的先进和超乎今人想象的强大，士大夫对气节的注重，全社会具有自上而下强大的凝聚力，应是宋代能存续300余年，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

其二，宋代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在思想、心态、制度与氛围均呈现包容宽松的特点，在今天仍具有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继承与发扬光大的重要价值。

在宋与其周边国家构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中，多元是客观的存在，一体是多元存续的关键。

一体主要体现于文化。经宋代继承、创新与重

塑的中华文化，首次使其核心价值获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成为传统时代天下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

一体在思想上表现为道统，政治上表现为法统，即一个中国。

其三，在自由、包容的同时，宋人又注重对自由的制约与内在的自我约束，以及无所不在的礼主导下的法等外在规范对个人、利益集团、权力的制约。司马迁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仆，万则役，物之理也。不抑兼并将加快社会的两极分化，权力的高度集中将导致专制独裁。宋人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诚意正心，尊崇祖宗之法，提倡共治、公议，任法用吏，其所作所为虽不能将政治、经济权力关到笼子里，但至少能予其以一定的制约。这种做法及其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

其四，两宋的灭亡告诉我们，在综合国力中，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与权力的内核，堪称终极实力。唯有拥有天下最强大的武力，才能保护自身，使宋代繁荣发达的文明得以生存、延续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其五，人们的观念因时空的限制而显得短视，生命短暂的个人如何超越时空的限制，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就主观而言，超越的途径在于拓展视野，开阔心胸，提高个人素养，通过内在的反省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就客观来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变迁势必造成既有存在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并使人得以据此重新审视基础业已动摇的旧观念。社会的大变迁为人们提供了超越的契机。其结果将使人们有机会突破以往旧存在的限制，并因意识到这一限制，进而自觉突破新的存在对自己的限制。

其六，宋代的历史告诉人们，我们属于拥有辉煌的过去和伟大传统的中华民族，我们来自历史，并终将回归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中国的复兴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履行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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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注释

①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②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

③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0《始议二》。参见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第85—100页；邓小南《祖宗之法》，2006年三联书店，第9—10页。

④陈亮《陈亮集》增订本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⑥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2。⑦脱脱等《宋史》卷389《尤袤传》。⑧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十一》。

⑨真德秀《西山集》卷2《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二》。⑩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8《论治道》。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序》。

黎

靖德《《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盗贼》》、李焘《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楼钥《攻媿集》卷56《清芬堂记》。马永卿《元城语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元祐四年五月丙戌条。真德秀《西山集》卷3《直前奏札一》。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序》。吕中《宋大事记讲义》《治体论》。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8《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苏轼《东坡全集》卷52《上皇帝书》。《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范成大《吴郡志》卷1。

徐 大焯《烬余录》云南宋初金军攻破平江城，城中居民达50万。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8《户口》。吴自牧《梦粱录》卷16《米铺》。脱脱等《宋史》卷490《大食》。脱脱等《宋史》卷180《食货下二》。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下三》。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一》。

安

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表1.3《中国及欧洲人均GDP水平》。

70

科 林麦克伊韦迪《世界人口历史图集》图6.2《世界总人口》。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

黄

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4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条下注。

《中兴两朝圣政》卷50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条。林駧《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9《齐家》。脱脱等《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宋

濂等《元史》卷11《世祖八》、柯劭忞《新元史》卷250《日本传》。

宋濂等《元史》卷210《爪哇传》。

李

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朱

彧《萍州可谈》卷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

脱

脱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卷183《食货下五》、卷184《食货下六》，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

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脱

脱等《宋史》卷173《食货下一》、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张廷玉等《明史》卷82《食货六》。Q张廷玉等《明史》卷78《食货二》。R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S吕祖谦《皇朝文鉴》卷135李清臣《欧阳文忠谥议》。T郝 经《陵川集》卷39《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

U陈 寅恪《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第245页。

V刘

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

《

东亚史论丛》中《中国史序说》，第30页。X邓

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Y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卷下《宋代的煤与铁》。Z脱脱等《宋史》卷438《黄震传》。[文天祥《文山集》卷3《御试策》。

周生春：宋代历史述论

O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Zhou Shengchun

Abstract: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social vicissitudes, this article tends to use a comparative method to have a thorough scan over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which overcomes the constraint of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the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Song Dynasty is a key stage for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remaking of core values in Chinese culture, witnessing lots of achievements with uniqueness. Song Dynasty created and provided core values which received popularity among all states to maintain the inner order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mmunity, enabling it to survive and develop for more than thousand of years. The thoughts and spirits of Song Dynasty were blessed with extraordinary advancement and strength. Its culture bor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and easiness in regard to thought, mentality, system and atmosphere and meanwhile the emphasis on internal self-discipline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with omnipresent rite and law towards freedom. Not onl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at the time, the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global civilization. What worth reflecting is that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advanced culture suffered from foreign subjugation and miss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for lack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rongest army.

Key words: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Chinese Culture; World Civilization Qin Kuai; Han Shizong; “Mo Xu You”; Yuefei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