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之死 卡拉瓦乔作品赏析
《圣母之死》完成于1605-1606年,是卡拉瓦乔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圣母玛利亚升天是一个传统题材,不少大师都曾以画笔做出过出色的诠释。在卡拉瓦乔的这幅画中,我们既看不到天使回翔、诸神赞颂的雍容氛围,也看不到环佩珠玑、锦衣使徒的高华气象,这完完全全是一幅人间的图景,一切都那么平凡可近、真实可感,:破陋的农家茅舍里,死去的玛丽亚躺在床上,头上的光环模糊不清,几近不见,像一个死于贫困和饥寒的普通农家女子。她头发蓬乱,面色苍白,脸部略显浮肿,仿佛留有忧愁生活的影子;身上穿的应该是当时农家的衣衫,而周围一群貌似乡野村夫的使徒在哭泣。
如果仔细观察,圣母的形象从容,双手十分优雅,而脸部自然流露的悲苦,正是一般平民沉重的表情,令人观之哀婉。画家将她安置在一张很短的小床上,赤裸的双脚悬空,隐隐诉说着深入观者心灵的哀痛。画面下方一位女子垂首啜泣,面前摆放着一个铜盆。“房屋内的陈设品是居住者的自画像”,这个铜盆虽然是画面上唯一的静物,但这一简单的物体却为画面褪去了伟大的荣光,平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使人联想起圣母生前生活之清贫。确切地说,作品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可以称得上是欧洲17世纪现实主义艺术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之一,在卡拉瓦乔之前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极其贴近生活而又生动且真实的形象。
《圣母之死》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深厚的同情心,也反映了他那朴素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这幅画的明暗对比不如前期绘画那样强烈,人物和背景却笼罩在柔和的自然光中,更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革新精神,此画比其他作品遭到了更大的攻击和诋毁,甚至订货主拒绝接收。鲁本斯却极力推崇此画,劝曼都阿公爵把此画买下来,使此伟大之作得以保存下来。人们未在尸身周围。在这个房间里,他们一定觉得很热。画面中有太多红色。他们厚重宽大的外衣
密集地落在地上,一些光线从上面打在他们头上。他们的脸远不如身体语言重要:站立的方式透露出的信息,超出他们的表情,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悲伤让他们的身份失去意义。他们都是谁,包括面前躺着的女人,什么都无法改变。名字可以等等再说。赏画者马上就能认出画中的场景,就算还不知道画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在哀悼谁。这场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无论那人是谁。而且,这些人不怕被看到,也不关心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穿戴。他们紧握双手,捂着眼睛,痛苦让他们低下了头。他们就在那里站着,几乎一动不动。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卡拉瓦乔没有描绘生命最后时刻的强烈情感,或是紧接而来那排山倒海的哀恸,他画出的,是此后的事情:惊愕、空虚,还有与死亡相关的仪式开始之前那些手势,它们的徒劳无功令人幻灭,而活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后面的一些人物已经开始说话,表现出所剩无几的愤怒。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陷入悲痛。我们可以听见他们不出声的抽泣。
画中一个年轻女子坐得离我们很近,低头哭泣,脸埋在手里面。然而,尽管她的痛苦十分真切,但最先打动赏画者的,却是她明亮的脖颈、褐色的头发,还有她琥珀色衣服发出的光辉。在所有的悲哀中,她的美丽似乎有些不协调,有点不合时宜。我们的眼睛停留在她身上,找到一些慰藉。我们允许自己忘记,但是不能太久。大铜盆召回这乏味的现实。它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几乎要把我们绊倒。沉思的时刻结束了。尸身需要摆放整齐。前面这个年轻女子知道应该做什么。
画中人像其他世人一样哀悼死者。尽管画的标题确定无疑,我们还是要凑近努力观察,才能看到那个光晕,一圈细细的金线,漂浮于横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女性头后面。《圣经》一字未提圣母玛利亚之死,但在传说中,门徒们奇迹般地被传送到她面前。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他们,赤着脚,疲惫不堪。其中站在右边这位,手撑着头,在忧愁中沉思。这是圣约翰,根据惯例,在耶稣死后,他来照顾圣母玛利亚。笼罩他全身的黑色布料,强调出他的决心。黑衣也说明他在哀悼,把他身体的一部分隐藏起来,但他仍是最警惕、最正直的,他与身边站着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背景中,一道斜线将墙分开,反映出落在人们头上的阴影的重量。和卡拉瓦乔其他画作一样,他用背景表现画中人物之间、或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关系和张力。在某种意义上,背景可称作是这些张力的抽象实现,简化成光影的几何关系,反映出它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幕幕戏剧。
圣母玛利亚躺在桌子上,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皱纹。衣裙掀起来一部分,露出脚踝。一条毯子匆忙搭在她身上。赏画者由此看出:这是某种事故的场景,她并非安详死去。似乎哀悼者们必须临时想办法,把尸身安顿好,因为不能让她躺在地下。这个场景如此真实,实际上太过真实。在1607年,神职人员们甚至不敢看这幅画:这些门徒的惊愕从何而来?那受胎告知的天使的善良何在?圣母玛利亚死前的默念和祈祷呢?那些把门徒带到圣母玛利亚面前、而且要把圣母玛利亚送上天堂的云彩哪里去了?卡拉瓦乔本该将这个时刻诠释为向天堂的过渡,充满喜乐,而不是生命终结本身。但他没有展示给我们这些,他也没有画出基督。按照惯例,在这类画中,基督本该手里抱着以儿童面目出现的东西,实际上那是他母亲的灵魂,不久后,这灵魂就会受到天国的欢迎。
这幅画中,圣母玛利亚的图像不仅令人惊讶,而且让人不安,几乎是对神明的亵渎。她那永恒的青春和贞洁,本是上帝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但这幅画中,丝毫没有表现出上帝赋予的庄严和荣耀;圣母玛利亚毫无生气的表情,一点也看不出将要发生的喜悦情景。
既便如此,画中却不缺少类似作品应有的设定:巨大的红色幕帘主导了整个场景,在所描绘的现实中,这幕帘带来一种奇怪的戏剧风格。几个世纪来,这已经是已成惯例的附属品,提升整个场景的气氛,说明其属于某种更高贵的现实,即使那现实只不过是某一幅仪式用肖像中必须表现出的威望。然而,在其戏剧化含义背后,它还令人回想起教堂圣殿中的帐幔,用来庇护教堂内殿免受世俗异教之亵渎。
今天,画中场景的设置会慢慢令人感到稍稍不安,因为它让人想起某种诡计,对其中现实产生怀疑。赏画者之前可能还对画中人物产生同情,但现在可能会想:那只不过就是一次作秀。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点,再次观看,此时就会发现:一切都恰如其分。圣母玛利亚的脸,光打在上面,是我们唯一能完全看清的脸,而其他人的脸以不同方式被阴影遮挡,告诉我们:他们还是这尘世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她的衣服,掉落在桌子边缘,在华丽的幕帘下方。行将遗弃的破烂衣服与它上面的华贵幕布,二者之间的对比,象征穷困与庄严,死亡与变容。幕布,这剧场中不起眼的道具,现在突然承担了异常重要的责任,因为在它和圣母玛利亚的身体之间,卡拉瓦乔建立起一种权威性的平行关系。
画家打破了所有既定规则,人物现实的情感将他带到另一个世界,远远超越空洞传统的世界。如果卡拉瓦乔在尘世和天国之间建立对话,这也是用他自己的言语。如果那巨大的幕帘是衣服的反映,也是因为它提供了对来世的承诺。布料仅靠自己没有意义,它只是标明超越的可能性。圣母玛利亚和她廉价、破烂的衣服承担现实的残酷,但是幕帘让它们改观。画作产生的这个时期还诞生了歌剧,它是对音乐和戏剧的全新组合。当时的绘画作品,同样随之呈现戏剧化的空间,回响着更深的含义。幕布升起,如歌高昂,升向天国,意味着一种比当下更高尚的生活,一种自由的生活,像咏叹调一般纯洁、有力。也许,这还不是这出戏剧的最后一幕。
杰克逊·卡拉瓦乔
意大利画家(1571年9月29日—1610年7月18日,天秤座),1593年到1610年间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马耳他和西西里。他通常被认为属于巴洛克画派,对巴洛克画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虽然卡拉瓦乔在世时声名显赫,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却被人们完全遗忘了,只是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尽管他影响了风格主义衰亡后几乎所有的艺术风格,但对新兴的巴洛克艺术才是真正影响深远的。安德烈·贝恩-若夫鲁瓦(保罗·瓦乐希的秘书)评论道:“坦率地说,卡拉瓦乔的工作标志着现代绘画的开始。”
卡拉瓦乔是个天生的叛逆,他放浪形骸。他的一生如风飘荡,他曾经在争吵时用刀戳死一个人,随后就放逐出罗马,在马耳他避难多年。他的宿敌紧追不舍,穷追猛打,致使他死于罗马以北的一个海滩
上,年仅三十七岁。他没有像卡拉奇那样创立学派,也没有像后来的伯尔尼尼那样把自己的思想传授给众多的助手。然而他的画本身却有广大的影响,尤其在意大利以外更是这样。
卡拉瓦桥拒绝古典的规范,比如在画基督生活场面时就特别顾及,普通人民,那些渔夫和收税人,这些人才是基督所真正交往的。他把这些人收入画面,努力使他们对当代人显得真实。其次,为加强现实感,他把人物放在画面前部,用强光照射,从而使注意力集中在发生的事件上,次要部分则隐没在阴暗中。他甚至把一些人画得好像走出画布,走向观众,或者把手伸出向观众打手势。这基本上是伯尔尼尼的相同手法,要把观众拉入行动——虽说卡拉瓦乔是首先运用这种手法的,而且用于绘画,而不是大理石。
卡拉瓦桥的同时代人对他的画反应激烈,那些对富音章节苦思冥想又希望有新方法能立杆见影的天主教徒们,在菲利普·内里这些教士的领导下,欢迎卡拉瓦乔的艺术真实性。他的画激烈着他们的信仰。另一些人的虔诚虽然并不亚于他们,却感到这些画面粗鄙卑俗。就人们熟悉的故事作画总是会碰到类似的问题,画家必须精确地描绘一切细节,而这又必然要引起不同意见(当莎士比亚的剧本用现代服装表演时就发生同样的情况)。卡拉瓦乔的祭坛画把圣人画成普通人,甚至邋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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