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中国文学史》教材特点的比较研究

三部《中国文学史》教材特点的比较研究

作者：苏思涵 陶佳妮 黄铭娴 王菊艳 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10期

摘 要： 游国恩、袁行霈与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是我国高校中文专业使用的三部重要教材，不同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教材的总体特征：游著文学发展线索清晰，逻辑性强；作家作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袁著知识容量丰富，分析全面深刻；吸收多家观点，学术性与包容性强。章著人文精神浓郁，注重以情动人；关注审美价值，具有灵动之美。其次，研究方法：游著为社会政治学；袁著是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野；章著是文学、社会学与人性论相结合。再次，章节安排：游著结构严谨，衔接自然；袁著富于创新，安排独特；章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最后，语言特色：游著平实简洁，质朴理性；袁著生动典雅，富有个性；章著主观随性，注重抒情。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 教材 游国恩 袁行霈 章培恒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一直以来，这门课的教材种类繁多，有代表性的是游国恩、袁行霈和章培恒三位教授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三部教材每一部都有修改版，本文以修改版为研究对象。这些教材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配套使用，给高校教学带来了很大便利。下面，我们主要从这些教材的总体特征、研究方法、章节安排和语言特色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为便于叙述，我们把游国恩、袁行霈和章培恒教授的教材，分别简称为游著、袁章和章著） 一、三部教材的总体特征

多年以来，三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曾经被许多高校使用，尤其是游著和袁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们的总体特征。

（一）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游著1963年7月为第一版，2002年7月为第二版，后者内容稍有改动。游著的第一版是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编写的，教材系统客观地分析了文学现象，以朝代更替划分文学史阶段，自出现以来影响很大，具体而言有两个特点： 1.文学发展线索清晰，逻辑性强。

游著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描述清晰，教材分四册，从内容安排看，时间线索清楚，文字逻辑性强。从先秦文学到近代文学，段落清楚，简洁明了。举例来看，游国恩教授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五章谈“屈原和楚辞”时，先系统介绍了“楚辞”的名称和来源，再简介了屈原的生平及作品，又重点分出一节，详细介绍了他的浪漫主义代表作《离骚》，对其他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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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九歌》，游著也挑选了其中著名几篇进行赏析，最后说明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教材既研究作品本身，又关注作品来源和影响，表现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2.作家作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游著注重每一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对所有作家不平均安排文字，使写作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便于学习。如《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三编对于魏晋文学的介绍，以建安和正始文学为主，共编写16页；以西晋文学为辅，共编写6页；对东晋文学的介绍，重点介绍陶渊明，共写了12页；关于南北朝文学，没有详写的作家，只略写了谢灵运、鲍照、谢朓，三位诗人各用了一节，共计9页。这样的内容安排显然比较合理，文学常识交代清晰。 （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袁教授出生于1936年，原籍江苏武进，现任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史》全书共4卷9编，第一版是1999年8月，第二版是2005年7月。该教材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多年以后出现的，是因游著观点稍显保守，需一部新教材加以改进而编撰的。袁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近年来在高校影响很大。 1.知识容量丰富，分析全面深刻。

袁著四卷书约有160万字，比游著多了约80万字，足见其内容充实扩大，文学史知识十分丰富，教材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诸多学术成果，将对问题观点的不同说法加以介绍，使高校师生阅读时对问题有全面深刻地理解。如教材在第三卷写苏轼这一章时，叙述了以下内容：人生观和创作道路；古文和辞赋、四六；苏轼的诗；苏轼的词；意义与影响，共写了18页，而游著写苏轼用了10页，章著仅用了6页多，相比之下，袁著信息量很大。对一些不便在正文里写出的有争议的文学内容均放在注释中，因此每一章之后的注释都非常详细，对拓宽课程知识视野十分有利。 2.吸收多家观点，学术性与包容性强。

袁著在篇幅上是三部文学史中最长的，他在介绍文学常识的同时，吸纳不同学者提出的新观点，做到熔铸众家之长，富有学术性与包容性。如袁著介绍曹雪芹的生卒年时，在“注释”中这样写道：“卒年主要有壬戌、癸未两说”、“周汝昌认为曹雪芹生年是1724年，胡适认为是1719年。现多数强者倾向定于1715年”，此外还介绍了戴不凡的观点，探讨关于小说作者的争论问题，又交代了以下内容：敦敏敦城的资料；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第四卷，第316页）通常来说，袁著对某一问题总会举出多种不同说法，但编者不下定论，体现严谨宽和的治学态度。

（三）章培恒所著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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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1934-2011），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出版了专著《洪昇研究》，1996年他与骆玉明主编的教材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07年，教材的修改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共有上、中、下三卷。 1.人文精神浓郁，注重以情动人。

章著注重文学史研究的人文性，认为文学是人类创造自身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主张“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4]。章教授认为应从人性角度研究文学内容的发展变化，另外，不能只注重思想内容研究，还要关注艺术特色问题。举例来看，章著在分析陆游诗歌《临安春雨初霁》时写道：“壮志尚未泯灭的老诗人，在孤寂的都市客舍中彻夜未眠，听着那潇潇春雨的滴落声，第二天又听着那从长长巷子里传来的叫卖杏花声，他怎能没有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呢？”（中卷，第285页）语言表述感情饱满，很能打动人心。袁著在表达上富于个性，而游著文辞理性质朴，三部文学史各有特点。 2.关注审美价值，具有灵动之美。

除了教化与认识功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审美，审美活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些写景抒情的优美诗词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章教授在书中致力于美的创造，阅读时一个突出感受就是文字美丽灵动。如分析李清照的词《如梦令》之二时写道：“„绿肥红瘦‟四字尤见匠心，因为它将本欲表现的绿叶与红花的数量对比，从一种线性状态转换成具有质感的立体状态。”（中卷，第262页）章著分析诗词时，不仅看重作品的内容，还注重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从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游著由于时代原因，书中政治色彩浓重，忽视文学审美价值，相较之下章著做得更好。 二、三部教材的研究方法

除了总体特征上区别较大外，教材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游著采用社会政治学研究方法，袁著注意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结合，章著采用文学与社会学、人性论融合的方法，从中可看出编者的思维方式区别较大。 （一）游著研究的两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相对繁荣，出现了众多优秀作品与学术成果，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其中之一，但在研究方法上，游著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足。 1.采用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方法，主张文学反映现实。

因为受六十年代我国政治风气的影响，游著分析文学现象时注重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认为优秀诗文都应当反映社会现实，描写人生疾苦，反之，则认为存在较大的思想局限。注重作品的人民性并无不妥，但过于强调则显得片面。教材虽然经过了第二版的改动，但主要观点变化不大，仍然留有文学附庸于政治的痕迹。例如，教材在分析唐诗时，认为杜甫的“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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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别”“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兵役下遭受的痛楚”。（第二册，第101页）“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第二册，第97页）游著对杜甫有极高的评价，称赞他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语气未免绝对。总的来说，游著主张“文以载道”，显然秉承的是《诗经》与《论语》等表现出的传统文艺观。 2.忽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弱于作品艺术性的分析。

游著由于编写时间较早，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编者强调和肯定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及忧患意识。对于那些政治意识薄弱，爱好写闲适诗、山水田园诗的诗人，游著评价不高。对于那些抒写内心世界与自然风景的诗歌，也看做形式主义创作，忽视审美价值评价。如分析王维：“他的一些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能掩饰思想上的严重缺点。”批评他对社会现实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第二册，第48页）而且从文字分布看，教材对思想内容的分析较多，艺术特色相对较少，这些都是游著较为明显的不足。 （二）袁著研究方法的两个特征。

袁著的第一版出现在世纪之交，此时是我国改革开放成果集中显露的时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相比游著，袁著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1.立足于文学本位与史学思维。

袁行霈在总绪论中谈道：“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两翼。”（第一卷，第5页）因此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突出属于文学本身的视角，把它当成反映人类真实情感的艺术样式来研究。袁著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语言表达独特，同时看重作品的审美功能。教材在谈《儒林外史》时写道：“吴敬梓能真实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现实背后隐藏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双重审美感受。”（第四卷，第296页）这种分析显然比游著来得深刻，是视小说为真正文学作品而言的。

史学思维是袁著编写的一大特色，总绪论中有言：“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是以资料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第一卷，第7页）文学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考古学为确定作家生卒年、籍贯等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文学史研究需要大量历史与考古资料的支撑，才能使研究更为深入。史学思维的渗透，为袁著带来了新颖的研究视角。 2.具有宏阔的文化学研究视野。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文化精神的鲜明显现，文化学概念包容很广，广义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狭义文化只指精神层面。在宏阔文化学视野中思考文学现象，会使结论更令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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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正如袁教授自己所言：“我们不但不排斥反而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文化学角度考察文学。”（第一卷，第6页）另外，中国文学史发展与宗教密切相关，道教与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很多作家都有影响，如李白和王维分别被人称做“诗仙”和“诗佛”，就表明了这一点。另外哲学、民俗学、心理学、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史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关注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有更多收获。 （三）章著研究的两个特点。

章著第一版出现以后，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肯定，修改版解决了第一版中对作品艺术特色分析薄弱的问题，注重文学形式演变过程，加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总体来看，章著研究方法有以下两个特点：

1.强调文学与社会学、人性论相结合。

社会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宗教、社会分层等。章著没有仅关注文学本身发展，而是将文学与社会学、哲学中人性论的观点紧密结合，对不同时代作家作品认真分析，主张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文学内容与形式演进同步。这种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以元杂剧为例，章教授认为，《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写“长亭送别”时，崔莺莺之所以十分痛苦，是因为她“感受到的已不只是她与张生分别的痛苦，她体会到一切深深相互挚爱着的人分离时经受着怎样难忍的折磨。”（中卷，第391页）这是从人性角度分析女主人公爱情中的感受，表现编者的同情与悲悯之心。 2.关注不同时代的文学传承与作品比较。

章著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历程传承与比较，注意文学现象的前后联系。在对《儒林外史》和《镜花缘》进行赏析时，多次提及《红楼梦》一书，阐述此书对两部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红楼梦》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像《镜花缘》中的“薄命言”、“红颜洞”、“泣红亭”，明显受到了曹雪芹的影响。章教授将不同作家作品联系起来分析，不仅会全面客观地评价，而且能在比较中提出新见解，让读者温故而知新，收获良多。 三、三部教材的章节安排

无论是游著、袁著还是章著，在这方面都表现出不同文学史的编排思路，游著、袁著以朝代更替划分文学史阶段，条理分明；章著采用文学史与作品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编写，即分析文学现象时大量引用作品，将文学史与作品加以对照。比较而言，游著和袁著引用作品较少。 （一）游著结构严谨，衔接自然。

游著在内容安排上每编起首为“概说”：主要阐述该编所写朝代的时代背景、新兴文学形式的起源论述，以及对原有文学形态的批判与继承。游著按朝代顺序分“编”，各种文体发展分“章”，对作家和作品的具体论述分“节”，文字前后衔接自然，具有简明性和实用性，不仅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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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到典型而丰富的文学知识，而且可以把握各个时代文学发展概貌及规律[5]。比如，汉初文学发展，游著先介绍了文人贾谊，他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之后一节介绍枚乘，其代表作《七发》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随即介绍司马相如，是汉武帝辞赋兴盛时期的代表作家；在“司马相如”这一小节中还穿插介绍了东方朔、刘安、扬雄等人，充分体现了武帝时代辞赋的发展脉络。这样的章节安排显得环环相扣、思路严谨、线索清晰。 （二）袁著富于创新，安排独特。

游著以朝代更替编写文学史，编写方法比较传统。而袁著将中国文学史发展分为“三古七段”，这种分法虽然不是作者首先提出的，但他是第一位将“三古七段”写入文学史的人。确切地说，“三古七段”是文学视角的划分，此外，从朝代分期划分，体现出“双视角”的特点，是创新之处。“三古”指上古、中古和近古，“七段”是具体划分文学史的分期，与传统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等差别较大。具体而言，从袁著四卷《中国文学史》看，每编前有绪论，每卷之后附有文学史年表和研修书目，“编”下面有“章”，“章”下面有“节”，“节”下面有“目”，“目”是用若干小标题联结而成的，像关键词一样具有提示作用，有创新意识[6]。以秦汉文学第六章“《汉书》与东汉散文”为例，第一节《汉书》的小标题非常具体：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家族兴衰史的展示；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精密的笔法；对起始事件的交代；篇末的逸闻轶事。（第一卷，第214页）几个关键词使章节内容简洁明了，也使内容繁多的教材纲目清晰、结构独特、重点突出。 （三）章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

从游著、袁著的篇幅文字来看，章著字数最少。章著将每一编设置为若干“章”，“章”下面设“节”，“节”下面不似袁著有小标题，只有“节”的内容，清晰明了。从三部文学史的清代文学部分来看，游著用了10章32节，袁著用了8章38节，章著用了8章27节，相较之下，章著内容不够细腻丰富。章著第七编第二章写“汤显祖与戏曲创作的繁荣”这一节时，分为以下部分：作为汤显祖前驱的高濂及其他；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沈璟与吴江派。袁著还写了汤显祖对剧作家和社会的影响，介绍得更详细。章著在内容上较游著和袁著单薄，与内容编排不太重视对文学史整体演变的概述，而选取大量作品进行分析有关。 四、三部教材的语言特色

通常来说，一部教材的语言风格体现该教材编写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编者研究方法和写作功底有关。游著编写较早，语言质朴理性，注重客观陈述，带有文学与政治现实结合的特点。袁著语言较抒情，富有个人见解，体现世纪之交人们思想解放的时代特征。章著成书于2007年，语言以情感人，人情味较浓。 （一）游著平实简洁，质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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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著语言比较质朴，表现力强，言简意赅，以冷静客观见长，全书语言风格比较统一，在这一方面，袁著和章著相对欠缺。以游国恩教授分析《红楼梦》为例，无论是小说作者、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和影响，教材语言均质朴理性。在分析“黛玉焚稿”这一情节时编者写道：“她一面吐血，一面焚稿，以死向这个黑暗社会表示最后反抗。在黛玉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新型妇女思想意识萌芽。”（第四册，第282页）可见，语言比较平实质朴，以客观描述为主，分析时态度冷静。相同的情节，袁著却如此表达：“她既热烈追求爱情自由，但封建礼教的束缚又使她不断受到内心煎熬，使她的爱情特别深沉而扭曲。”（第四卷，第302页）我们可以从这两处对比中体会出两部教材语言特点的差异。 （二）袁著生动典雅，富有个性。

三部教材之中，袁著出现时间更晚，教材语言更接近现代人生活，除了平实朴素的叙述语言之外，不少内容分析富有个人见解，有一定抒情色彩，语言生动典雅，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袁著写《史记》时这样说道：“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做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称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第一卷，第173页）可见袁著的语言感情丰盈，彰显编者的个性。但袁著因篇幅较长，导致部分语言系统性较差，条理欠明确，如《西厢记》这部分内容，语言风格不尽统一，是其不足。

（三）章著主观随性，抒情浓郁。

章著与游著和袁著一样，不少语言也是理性客观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教材有的语言主观随性，抒情性强，编者不拘泥于客套之语，表现出个性化特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节中，评价英雄死亡场面时这样说道：“他们或渴望延长生命，要求进一步发挥生命力，或因壮志难酬而遗恨万千，他们的临终悲叹本身就是其不断奋斗、永不满足的生命力的显现。”（中卷，第458页）但书中有些话过于随性，经常出现“再没有”这样体现编者较强个性的词语，对《史记》某些分析、说法未免绝对，缺乏理性，不如游著逻辑性强。

综上所述，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的三部《中国文学史》教材在以上四方面各有特点，本文通过具体解读、分析和指正，并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这三部文学史的优点与缺陷，得出的结论是：游著系统性与逻辑性较好，但学术包容性不强，文学评论政治色彩浓厚；袁著文学史意识鲜明，内容丰富充实，学术气息浓郁，但部分内容条理不够清晰，逻辑性较差；章著关注人的发展与人性问题，注重文学与美学价值评价，但对某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够具体全面。总体来看，这三部《中国文学史》仍是适合当代大学生研读的重要教材，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与高校课堂教学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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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 [4]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J].复旦学报，1996（3）.

[5]李道英.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J].中国高等教育，1989（10）.

[6]孙逊.关注学术前沿熔铸众家之长——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J].文学遗产，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