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燕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10期
导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文学界有个术语的使用频率陡然增升，且热度至今不减，不论在创作领域还是批评领域，吸引着作家、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这就是“生态文学”。蒙古族生态文学像所有文学一样，其发展不只是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任何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拥有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因此，把本土作家作品置于更广阔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之下予以审视和考察，不但要描述其已然状貌，还要探询其何以为然，毫无疑问是文学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比较研究首先要基于“可比较性”，没有“可比较性”，一切无从谈起。但要让现存的“可能”变为读者认可、接受的事实，让假说变成论断，却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求证、研究过程。影响未必是一对一、一站式发生的，事实上影响往往是一个曲折、间接、潜移默化的过程，所谓事实关联，也不一定就一目了然，更可能是一种迷离彷徨、若隐若现的存在。影响对于任何成功的作家而言，必定是经过借鉴转化，杂糅并蓄之后最终变为“自己的”，其作品必定是个性印迹清晰可见而影响遗痕却被淡化了的。丁燕运用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以事实关联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系统地比较研究蒙古族现当代诗人对西方作家作品的写作风格、思想内涵、文学意象、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文学要素的借鉴、吸收和转化过程。以下论文是丁燕的国家社科基金阶段性成果，其不但凸显了蒙古族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也为开拓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一次鲜活的实践经验，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
包斯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二级研究员）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英国诗人济慈和蒙古族诗人齐·莫尔根以蝈蝈为题材的两首诗歌，旨在探索两位诗人的创作动机及潜在的生态意识，并进一步论证齐·莫尔根曾得到中外文坛巨著的滋润与陶冶。
关键词：《蝈蝈和蟋蟀》 《蝈蝈之声》 创作动机 生态意识 滋润与陶冶
蒙古族诗人齐·莫尔根，亦名吴泽华，曾先后荣获当代中华诗神、中华先锋诗人、当代诗坛楷模等荣誉称号。齐·莫尔根以蝈蝈为诗歌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蝈蝈之声》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诗歌一等奖（1984）和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诗歌一等奖（1985）。在创作过程中，齐·莫尔根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例如《秋日的蝈蝈》有悲秋的意境，其与吴潜的《水调歌头》、宋玉的《九辨》等古典诗词中的蟋蟀（蛐蛐）一样都是“凄清、忧伤的吟唱者”，都与时光流逝、孤寂凄清的思想内涵有关；不仅如此，与杜甫的《促织》、白居易的《虫鸣》等作品中乡愁的化身一样，齐·莫尔根还借蝈蝈之声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值得一提的是，齐·莫尔根的重要作品《蝈蝈之声》中的蝈蝈与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使命不尽相同，却与英国诗人济慈的《蝈蝈和蟋蟀》有神似之处。本文通过对比两首诗歌的异同，旨在探索两位诗人的创作动机及潜在的生态意识，并进一步论证齐·莫尔根曾“得到中外文坛巨著的滋润与陶冶，得到了向缥缈而无垠的诗的王国探索的机遇”{1}。
《蝈蝈和蟋蟀》这首以自然之物为象征本体的浪漫主义诗歌被视作济慈早期十四行诗的巅峰之作。整首诗沿袭了意大利十四行诗的结构，由前八行和后六行组成，分别以夏天大自然的
蝈蝈与冬天炉火旁的蟋蟀为诗歌意象，两幅画面相互重叠形成回环之美。济慈以“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和“呵，大地的诗歌从不间断”分别作为前八行和后六行的首行。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在写作结构方面不仅首尾呼应，“闷热的夏夜/没有睡意/没有诗情”和“没有睡意/也没有诗情/这一夜呀，这一夜……”而且每部分都以相似的诗节作为开端，“蝈蝈在阳台上/一声声聒噪/一声声长吟/心儿哟在灵台上/一阵阵烦乱/一阵阵翻腾”。上述诗行不仅有标记诗篇结构的作用，而且集中体现了济慈和齐·莫尔根的美学思想及世界观。
两首诗歌的创作背景都是深夜，一个是寒冬的夜晚，一个是酷暑的夜晚。《蝈蝈和蟋蟀》创作于1816年12月30日，正值隆冬寒霜时节，其中“死亡”和“停止”两词暗示着诗人的忧郁和恐惧，如此沉重的氛围在后六行的“孤独”“冬天”“寂静”等词语的使用中再次得到加强。然而，济慈并没有从严冬和炉边的蟋蟀写起，而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回到盛夏。《蝈蝈和蟋蟀》是一首充满了想象的诗歌，美国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强调济慈的创作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桎梏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想象。{2}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并注重个人主观感受和经验的特殊性等。齐·莫尔根也同样在散而有章、长短不一的诗行中释放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齐·莫尔根以蝈蝈之声为全诗的线索，从闷热的都市夏夜写起，“聒噪”“长吟”“烦乱”和“翻腾”等词的使用无不表明诗人思绪万千、心潮起伏。齐·莫尔根在蝈蝈声中回想起自己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充满坎坷的青年，然而诗人并非只是在客观地描写生活实感，而是在具体生活情景中渗透着诗人的象征理念，从而加重诗作意蕴的密度与重量。
济慈和齐·莫尔根两位诗人都应用绝妙的想象力把蝈蝈和蟋蟀变成一只快乐的虫儿，其鸣唱也被赋予象征意义。济慈的想象力在蝈蝈声中自由驰骋：“当鸟儿疲于炎热的太阳/在树荫里沉默，在草地上/就另有种声音从篱笆飘过；/那是蝈蝈的歌声，它急于/享受夏日的盛宴的喜悦，/唱个不停。”{3}盛夏骄阳似火，就连清晨鸣唱不已的鸟儿也停止了歌唱，躲进绿林荫下纳凉歇息，“夏日的沉寂是否意味着大地之歌已经消亡？”一个声音从诗人内心发出质疑和担忧。就在此时，诗人听到从草地周围的篱笆处飘来蝈蝈的鸣唱，蝈蝈欢悦且富有活力的歌声与“百鸟其暗”和“酷热难当”形成鲜明的对比，欢快的歌声犹如夏日里凉爽的清风和甘甜的露水为大地增添了诗意，带来了生机，诗人由此发出感叹：“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齐·莫尔根也在诗歌的谋篇布局上采用对比的手法。《蝈蝈之声》的开篇写道“闷热的夏夜”蝈蝈在阳台发出的聒噪之声令“我”心烦意乱，“没有睡意/没有诗情”，随着诗人昏昏欲睡，这聒噪之声也渐渐变成娇弱而纤细的歌声，奇异而美妙的乐音把诗人带回到童年，“这娇弱而纤细的歌声/惊扰了我的睡梦/这奇异而美妙的乐音/勾起了我联想种种/虫声把我带回那/天真烂漫的童年/使我想起沐浴在浪花里的欢欣”{4}。相似的表达也出现在《蝈蝈和蟋蟀》的后六行：“炉边就响起了/蟋蟀的歌声，而室中的温暖/使人昏昏欲睡，我们就会感觉/仿佛是蝈蝈在山坡上鸣叫。”原诗中的“好像”“睡意”“消失”等词语的使用暗示济慈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恍惚状态。济慈和齐·莫尔根都是在恍惚间从现实世界进入想象的世界——夏日和童年。
济慈和齐·莫尔根应用丰富的想象力，以虫声鸣唱为主线，在时空的腾挪和延展中歌颂自然生灵的生命和力量。济慈从严冬的夜晚跨越到酷暑的正午，在第三行和第四行，第四行和第五行，第五行和第六行，第六行和第七行，第七行和第八行之间使用诗句的跨行连续，以此模仿蝈蝈连续跳跃的动作。随着跨行连续的推进，蝈蝈连续完成三次跳跃，最后隐匿在草丛之中，“那是蝈蝈的歌声”[跳跃1]——“它急于/享受夏日的盛宴”[跳跃2]——“不懈地歌吟/无边的欢欣”[跳跃3]——“而等它需要停歇，/就在青草丛里稍稍憩息。”树、篱笆、新刈的草场，舒适的草丛等地点的设置错落有致，由高至低，构成一个紧凑的三维场景，生动地呈现出一幅蝈蝈自由自在跳跃的立体画面。如此独具匠心的空间想象不仅生动形象地应和了蝈蝈跳跃的轨迹，而且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时断时续的虫鸣声。同样，齐·莫尔根笔下的蝈蝈也在诗人丰富的想象中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从闷热夏夜的“阳台”到风和日丽的“岸
边”“草丛”，再到秋日乡野的“牧棚”四周，随后蜷伏在草丛深处避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蝈蝈的鸣叫声应和着诗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从阳台的“聒噪”和“长吟”到岸边的“合
奏”和“和鸣”，再到“牧棚”四周“嘹亮地歌吟”，最后停歇在草丛深处。齐·莫尔根也像济慈一样在时空的变化中歌颂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赞美自然生灵永不停歇的鸣唱。所不同的是，齐·莫尔根的蝈蝈在不同的时空分别对应诗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从忧郁彷徨的中年（都市阳台）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岸边、草丛）再到历经风雨的青年（牧棚四周、草丛深处）。
不仅如此，齐·莫尔根和济慈都使用了诗行或诗节的重复。《蝈蝈和蟋蟀》整首诗分为前八行和后六行，每部分的起始句是简单变化后的诗句重叠，“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呵，大地的诗歌从不间断”。诗句的重叠不仅有加强音韵节奏和对称之美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增强诗歌的主题。济慈在前八行中用夏日蝈蝈的歌声反驳“大地之歌会因盛夏的寂静而消亡”，然而盛夏的狂欢必然被寒冬的肃杀替代，“大地之歌会因万籁无声的冬季而中断”，如此顾虑会随着不可抗拒的四季更替而复现。相比酷夏正午鸟儿短暂的沉默而言，冬日夜晚的寂静似乎更加漫长，后六行中的跨行连续愈发使得寒冬的沉寂无边无际：“在孤寂的冬夜，当冰霜冻结，/四周静悄悄，炉边就响起了/蟋蟀的歌声”，相比前八行，后六行的措辞更加简洁，更加有力，冬夜的冷寂在“漫长”“冬日”“夜晚”“寒霜”“沉寂”等词序的排列中逐次增强直至最低点。突然之间，壁炉边蟋蟀奏起欢快的曲调，冲破冻结的寒夜和蛰伏的生命，冬日蟋蟀的清脆鸣叫令人回想起青葱夏日里蝈蝈的高歌，带给孤独者宽慰和喜悦。《蝈蝈和蟋蟀》中诗行的重复使用和看似“山穷水尽”却“柳暗花明”的对比反衬手法也相应地出现在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诗歌第一节“闷热的夏夜/没有睡意/没有诗情”和最后一节“没有睡意/也没有诗情/这一夜呀，这一夜……”首尾遥相呼应，腾挪翻转意味深长，构成全诗回环之美。不仅如此，第二诗节“蝈蝈儿在阳台上/一声声聒噪/一声声长吟/心儿哟在灵台上/一阵阵烦乱/一阵阵翻腾”，在整首诗中以不同的句式在第十二节“蝈蝈儿/在我的阳台上/不晓得烦恼/一个劲儿地长鸣/心儿哟/在我的灵台上/不晓得停歇/一个劲儿地翻腾”和第二十五节“蝈蝈儿在我的阳台上/唱着舒心的歌儿/弹着心爱的小琴/心儿哟在灵台上/默念着家乡/不停地翻腾”反复了两次。句式的转换和词语的替换是为了避其单调，“蝈蝈儿在我的阳台上”和“心儿哟在灵台上”穿插于各节之中，好像乐曲的旋律，萦绕往复，回味无穷。三次不同程度的反复构成了全诗能量曲折往复的运行路线，同时也构成了其内在的结构张力。齐·莫尔根以蝈蝈之声为线索从“闷热的夏夜”到“灼热的夏日”再到风雨前后的秋日，从心烦意乱到乐以忘忧，从心有余悸到心旷神怡，诗人在忧郁困惑的中年、天真烂漫的童年、命运多舛的青年等不同人生阶段的追忆中穿插了自己对人生、对历史的思考。
《蝈蝈之声》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诗人开篇将本应该“栖息在芨芨叶簇上/嘹亮地吟唱”的蝈蝈放置在“阳台”——80年代北方城市的标志。1979年齐·莫尔根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调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加之80年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内蒙古先后涌现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诗人在此将自己的中年生活比作一只城里的蝈蝈：“可怜的蝈蝈儿/你这旷野的生灵/你是不堪忍受那都市的酷热而鸣/还是无处觅寻那宿夜的草丛而苦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在都市的生存环境中失去心灵的平静，陷入了自身与社会的冲突之中。当代蒙古族诗人及诗歌评论家海日寒认为齐·莫尔根和阿尔泰等当代诗人的部分作品呈现出对城市的复杂心情，在现代化进程之中难以割舍对游牧乡村的眷恋，在反映都市生活的诗歌中表达了诗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批判城市文明和歌颂渐渐逝去的游牧文化。{5}齐·莫尔根从阳台传来的蝈蝈声中回忆起儿时的故乡与《蝈蝈和蟋蟀》中夏日蝈蝈的欢唱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诗人却并未一味地沉浸在对昔日美好童年时光的追忆中，其诗歌的精神内涵在第三部分继续升华。第三部分有关草原气候的骤然变化并不以表现草原自身的景色显现为目的，而是用来暗示突如其来的历史转折和生活不幸。诗人使用拟人修辞手法，象征突如其来的灾难和不幸，乌云“像万头猛兽奔突”，“响雷的雨箭/疯狂而无情地/暴虐而胡乱地/扫射不停的时候”，可怜的蝈蝈“早就蜷伏在草丛深处”。诗人的视角由上至下，由远及近，把历史和人生中的风浪与曲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突然，彩虹出现在天空，“蝈蝈儿复有弹琴/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我”也在雨后的绿草腹地骑马向远方趱行，崇高纯净的人生境界出现在风雨之后。
济慈和齐·莫尔根都从美好的夏日景色转向寒冬的夜晚或深秋的暴雨，并在蟋蟀或蝈蝈的鸣唱声中回到风和日丽的旷野。《蝈蝈和蟋蟀》创作于19世纪初，正值工业革命浪潮席卷英国之际。工业革命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人们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当作生活目标，忽略了丰富和强烈的内心情感世界，远离了人类与自然的原初亲密关系。包括济慈在内的浪漫主义诗人借助想象的翅膀提倡回归淳朴的自然，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和慰藉。相比济慈，齐·莫尔根对大自然也有一分割舍不断的感情，他歌唱自然，赞美自然，甚至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齐·莫尔根还在诗歌第三部分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动荡和变迁都是通往理想境界的必经阶段。诗人在诗歌的结尾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展望以及为构建理想社会而奉献自己的心愿。
济慈的《蝈蝈和蟋蟀》与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虽然创作于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但在诗歌结构、修辞手法，以及生态哲思的表达上均有相似之处。两位诗人都将蝈蝈与蟋蟀放置在不同的时空并以蝈蝈和蟋蟀的歌声为载体，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表达了对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时代背景下重返自然的必要性。所不同的是，齐·莫尔根的诗作相比济慈的《蝈蝈和蟋蟀》而言，更侧重社会人事的兴衰感慨。齐·莫尔根在赞美蝈蝈的顽强生命力之余还将“蝈蝈”作为心声代言人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对现代化的复杂心情、对故乡草原的无尽思念，以及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望。
齐·莫尔根的同时代作家阿尔泰以及对齐·莫尔根产生重要影响的老一辈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尽管齐·莫尔根并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所创作的《蝈蝈之声》受到《蝈蝈和蟋蟀》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依据两部作品的跨时空写作结构、重复的修辞手法，以及对生态哲思的表述，济慈对齐·莫尔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毋庸置疑的。
{1}托娅、彩娜：《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2}Bloom, H.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hn Keats.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1-8.
{3}〔英〕济慈：《穆旦译文集》，穆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4}齐·莫尔根：《蝈蝈之声》，郭永明译，《民族文学》1986年第6期，第42—45页。
{5}海日寒：《蒙古族当代诗歌概述》，《民族文学》2004年第2期，第119—124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3CWW014），学术骨干培养专项（2015QNGG06），内蒙古高等教育学会专项（WY2016005-A），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改项目（JY2016018），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NJSY17178）阶段性成果
作 者：丁燕，文学硕士，内蒙古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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