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舆情的概念、类别及其影响因素
作者:李艳 万丽丽
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3年第05期
【摘要】本文阐述了舆情的概念及舆情主体的类别,分析了影响舆情的因素。指出在当前,浮躁的心态、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群体分化都对舆情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注重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对引导舆情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舆情;概念;类别;影响因素
随着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与发展,社会信息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也迅速普及,舆情赖以生存的传播渠道急剧扩张,人们迎来了一个人人皆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西安市民间舆情近年来表现得更为活跃,在载体方面,华商报、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的相关民生栏目在反映民意、舆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架起了市委、市政府与企业、社会百姓沟通的桥梁,为普通百姓参政议政构建了沟通的平台。2008年9月,市政府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向全市发布了开展“问计于民”活动的消息,听取市民对政府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舆情已逐渐成为健全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方面。本文对舆情的概念、类别及影响因素作一粗浅探讨。 一、舆情的概念
舆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舆”出现于春秋时期,意为“众人”,“舆情”最早出现于唐昭宗时期,指民众的情绪。“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1]近几年来,学者对于舆情的研究又有复兴之势,但对其内涵,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辞源中,把舆情解释为“民众的意愿”。有的学者认为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
舆情与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于舆论的解释,学术界主要有以下集中观点: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王来华认为:舆情反映的是民众的声音,而舆论既包含各类公众的声音,也包含国家或政府的声音。[2]卢梭将主体的意见划分为三个层次:“公意”、“众意”和“私意”。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众意则是个别意见的总和,而私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3]根据王来华的观点,舆情则更侧重于公意。从内容上看,舆情强调的是多数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也包括少数的个别的情绪和想法。丁柏铨认为,“舆情重在情”,而舆论则重在“可见”,对舆情的监管和控制往往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意义更深远。 二、舆情主体的类别
1、根据在舆情传播中起作用的大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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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流观念的发布者:发布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拥护和认可。处于舆情主体的核心地位。
第二,主流观点的拥护者:对已发布的主流观点持认可、支持态度的人。舆情主体中大部分人属于此类。
第三,个别意见发布者。其发布的意见往往与少数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其支持者较少。 第四,沉默者:这类处于旁观的姿态,对热点问题不发布任何看法。 2、从舆情主体的需求关系进行分类
第一种,自我满足型,这类主体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得到社会大多民众的认可,满足自身的成就感。
第二种,获取信息型,一些主体通过对民众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以获取社会的真实状态,从而加深其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种:恶意攻击型,有人通过网络各种手段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嘲讽,调侃攻击他人或社会的目的。
以上分类都道出了一些事实和道理,但也存在一些瑕疵,也展示了其中的歧路,我们认为,只有正确分析构成和影响其因素,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三、影响舆情的因素 1、浮躁的心态对舆情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们从长期封闭的平均主义中走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丰富的外部世界,经济的高度迥异使人们急切地想冲破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追求更新更好的经济生活方式,以满足其急不可待的攀比心理。然而,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更多受到物质利益的吸引,精神的需求似乎被遗忘。因此,人们心理常常会出现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态——浮躁。公众产生浮躁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心理失衡以及人生价值准则的变化,诚信缺失等对道德正义感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前,平均主义的生活使人们形成了高依赖,低风险的思维定式。改革开放之后,压抑了多年的物欲转变为改变生活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往往与现实之间发生错位,期望的落空必然会带来焦虑、失望等对社会现象进行负面评价的心态。追求利益的高风险性一旦不能满足其所追求的利益和精神生活,就会造成心理结构失衡、对社会产生不满。而网络等媒介手段自然成为这些公众排解其不满舆论的载体。同时由于网络的即时性,必然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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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舆情的影响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东中西部、南方和北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据调查显示,生活在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的公众,更易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改变传统的观念,形成更积极进取的人生;而生活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公众,则更倾向于保守、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组,按照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对青年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舆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域差异。在法治与人际关系的观念方面,经济发达地区青年的亲缘关系淡化的很快。越是亲缘关系纠纷越要找法院仲裁,而其他地区则以“忍受”为主。经济发达地区非亲缘的纠纷选择找人调解的多于找法院,其他地区则找法院或向上级反映的比例很高。可见,发达地区更注重法治的舆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注重亲缘关系的舆论压力。此外,生活在经济发展不同区域的公众对媒介的接触程度也有所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公众接触媒介越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接触越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北京城乡青少年的一次调查中,在回答“现在最想购买什么东西”的问题中,市区孩子最想购买电脑的比例最大,而农村孩子想买书的比例最大。可见,信息接触量的不同,也带来地域的舆情差距。
3、社会群体的分化对舆情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分化成十大阶层: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由于职位、行业的利益差别,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昔日上下“一致”的舆论表达也在各个利益阶层之间呈现出相对分散的状态,这无疑加大了对我国舆情分析、研究和导向的难度。上世纪末,在武汉、兰州、深圳的社会心理调查,就改革意识、经济改革观念、政治观念、文化价值观各自设计了十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分为七个演绎阶梯,调查显示,对于改革的意见主要因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如国企干部与个体户、农民和大学生。可见,舆论的分歧往往因利益格局的不同而带有群体性的差异。在每一个利益群体或行业群体中,公众往往因为共同的生活背景、生活境遇而对当前的社会现象产生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容易因为心理落差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这种群体性的言论容易在社会中产生消极后果。 【参考文献】
[1]刘旬.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王来华.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2008(4).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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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1983-)女,新疆阿克苏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万丽丽(1981-)女,黑龙江大庆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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