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战略战术刍议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战略战术刍议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博大精深，本文结合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具体战例，从避实击虚，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方面，就这一时期毛泽东战略战术进行分析研究。

一、避实击虚

长征中，中央红军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人员数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弱小得多。再加上远离根据地，缺乏后勤给养的补充，且随时处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红军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实力，争取主动，实现战略转移。因此毛泽东当时采取的战略战术就是“避实击虚”。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此时，数十万敌军已在通道以北布下天罗地网，湘军刘建绪的的第1兵团7个师8万多人，一部于城步、绥宁构筑工事，阻挡红军去湘西之路；一部围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中央军薛岳的第2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驻黔阳、芷江，主力则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蒋、湘两敌还以新宁县城为中心建立了四道碉堡封锁线，深沟坚垒，以逸待劳。南面桂军夏威第15军、廖磊第7军出龙胜、古宜，防护柳江上游，断红军南下之路。而西面黔军王家烈的主力被红2、红6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一线，无法脱身，仅有周芳仁第4旅两个团在黎平、锦屏一线布防，加上地方民团也只有3000多人，且装备较差，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按原定计划从通道北上和红2、红6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

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他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清楚吗？……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黔省防御力量弱，王家烈惊慌失措，野战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李德发言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年轻的博古憋不住了，还没等讨论展开他就以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都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主张。会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当日19时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中央红军火速向贵州进军。

根据亲历者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

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灭。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红军开始向黔北挺进。12月底，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避实击虚、调动敌人为我所用的又一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为达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又施大手笔，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他将中央红军分为三路：一路为红军主力红1、红3、红5军团直趋息烽、扎佐，威逼贵阳，作出非拿下贵阳不可的态势；一路为红1军团下属的1个团虚张声势、快速东进，造成直取瓮安、贵定，向湖南方向会合红2、红6军团的态势；一路为红9军团继续向西北佯动，在桐梓一带牵制南下之敌，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从宜宾北渡长江。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贵阳督战。他既不知红军真实意图，也不知红军兵力虚实，再加上听到红军已到贵阳近郊的报告，未免心慌意乱。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并且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此时，贵阳守军只有郭思演所辖4个团的兵力，城内包括宪兵在内，不超过7000人，蒋介石慌了，调黔西的陈金城团赶到贵阳警卫，又急调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东进贵阳，“匪大部已由沙土、后山向息烽渡河，其企图必将由息烽、修文经镇西卫方向西窜。……望兄速

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万勿延误。盼立复”。

孙渡接到蒋介石十万火急的命令，从毕节一线赶赴贵阳，经过3天400里急行军，4月7日如期抵达贵阳，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

不料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穿出包围圈，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南下西进，连克惠水、长顺、紫云等县城，向西疾进直入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直逼昆明，云南全境震动。但红军在昆明附近仅虚晃一枪，便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

土城战斗是毛泽东“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具体战例。遵义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革军委放弃了原来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心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红

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取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1月27日，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遭遇。红军最初了解到土城仅有川军4个团，约有六七千人，且误将郭勋祺部当成了廖泽部。“川敌廖部约四个团，今27日继续向我五军团攻击前进。……敌另约一个团，由风村坝向顶新坝追击我三十九团部队，与我四师一个团对峙。命令要求三、五军团及干部团明拂晓前迂回包围川敌廖部并全部消灭之”。实际上，川军是3个旅9个团1万3千余人，而且火力很强。

在交战中，红军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川军又不断增援，态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对于这场战斗，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进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部队曾经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损失不小。”

1月28日晚，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立即撤出战斗的决定。按照军委“部队迅速摆脱恋战状态，作战部队和中央纵队一律轻装，从土城镇浑溪口等渡口西渡赤水河”的要求，红军大部在29日拂晓渡过赤水河，脱离了敌人，从而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消耗战，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鲁班场战斗是毛泽东“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又一个具体战例。鲁班场距茅台渡口仅20公里，敌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目的在于拖住红军，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一起合围歼灭中央红军。1935年3月14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

进攻鲁班场之敌，具体战斗除预备队外由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

3月15日，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林彪、聂荣臻电令各进攻部队，向鲁班场守敌发起进攻，“１.周纵队现分据守冠英场、鲁班场、三元洞，其主力在鲁班场。２.野战军决于本15日坚决消灭该敌，第一军团及干部团本日拟首先消灭冠英场之敌，然后协同三、五、九军团会攻鲁班场（十时攻击）。３.第十三团、第十团应于本日十时向三元洞之敌突击，得手后继续向鲁班场突击。４.第五军团在三元洞附近之一个营及侦察连，有吸引敌人于三元洞方面之任务，应以各种手段伪装主力，并于本日晨七时开始佯攻三元洞之敌。５.第五军团主力应于本日晨十时以前到达鲁班场附近，以小部向敌进行战斗侦察，选择攻击点，并妨碍敌筑工事，如敌向冠英场移动则极力抑留之，待一军团及九军团到达鲁班场附近后，则协同一、九军团及十一、十二团猛攻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的敌人在山上修筑起坚固的碉堡，居高临下封锁着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从下向上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整个战斗一直打到傍晚，鲁班场仍强攻不克。此时，战场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尾追红军的敌吴奇伟部已逼近枫香坝一带；川敌郭勋祺部经松林、观音寺向仁怀坛厂前进，不久可到坛厂，其中潘（佐）旅之1团已开抵枫香坝；黔敌约两个团由岩孔尾追红3军团第10团、第13团至永安寺附近。

综合各方面因素，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紧急商议后，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转兵西进。3月16日至17日，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又一次跳出了敌军的合围圈。

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

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长征中，由于敌人战略上采取包围和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给红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遵义战役就是一次典型的歼灭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抓住川军和黔军主力远在赤水河两岸，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孤军冒进于遵义忠庄铺一带的战机，及时向中革军委建议，集中红1、红3、红5、红9军团优势兵力，歼灭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中央红军遂于1935年2月24日攻占桐梓，击溃守城黔敌两个连。25日攻占娄山关，击溃守关黔敌两个团。接着，红军二占遵义城，击溃守城黔敌6个团,并控制了城西的红花岗、老鸦山高地。

此时，正向遵义增援的敌军吴奇伟纵队第93师已经进入忠庄铺，一部已到遵义城南的枫落桥；敌第59师也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前进，企图反攻遵义。中央红军抓住战机，红1军团主力从水师坝攻入黔军阵地后，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这一出其不意打击，使吴奇伟仓促率残部1个团向懒板凳方向逃亡。

2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甲、薛敌今二十八日晚决向懒板凳、新站转移，并令周、万等部转向仁怀集中筑工事。乙、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站地域与敌决战。我主力须用在西北面迂回和截击其归路而消灭之，另以一个整齐的团带电台飞速由东向刀靶水、老君关地域破坏浮桥，切断电话，断其归路。丙、五、九军团主力、干部团明日跟进。丁、军委直属队、上干队明拂晓入城任城防。戊、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己、执行情形，彭、杨立电复。”

3月1日，中革军委又下一道命令：“前令迂回刀靶水、老君关一带截击敌人的别动团，关系战役甚大，应由一军团选出。……注意两侧包围，压迫其走乌江而消灭之，以竞全功。”

据吴奇伟身边的作战参谋魏鉴贤对遵义战役的回忆：“晚七时许，吴奇伟率卫士数十人退到刀靶水（离乌江渡口约十五里），衔尾追击的红军已追上补充团，在背后打响了。……吴奇伟感到来自上下的压力和失败的责任，就混身瘫软下来。我和姚大年听到枪声越来越近，情势紧迫，就招呼他的卫士挟着他向乌江渡口走。至乌江渡口北岸，已是入夜时分。守浮桥的工兵连长问吴，是否拆桥，何时拆桥？吴答待武装部队过后拆桥。说毕，他率领着数十名官兵首先渡过乌江。他过桥之后，聚集在渡口北岸附近的辎重队伍，看见军长渡江了，一拥而过，桥头的秩序顿时大乱，使守桥部队无法维持。我随吴过桥后刚上半山，背后枪声大作，红军已占领了渡口北岸山顶，打枪下来。吴部的败兵则麇集在山脚河谷，拥挤抢渡。我们坐在半山，只听浮桥‘咔嚓’一声，接着桥上官兵大叫起来。大家回头一望，知道浮桥已经压断了，有很多人跌入江中急流，不知其生死如何。吴摇摇头，以双手掩眼，不敢观看。其时，渡口北岸尚有千多人留在河边，慌作一团。……清点人马，四个团出去，剩下的不过半数归来。”

遵义战役红军斩获颇丰，3月2日，野战军总司令部在给各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央军区发出《野战军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电文：“此役计共俘人在两千以上，枪一千以上，子弹约十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俘敌团长一名，伤敌旅长、团长两名。”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飞渡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上过关斩将，用兵如神，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