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美贸易平均关税率的决定因素

关税试图打压中国经济这一举措显然无法仅通过短期政策意图进行解释,其是否存在更加深远的影响及政策效应我 们不得而知。而合理应对美方的关税政策，并在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积极的政策则需要我们对关税的调整路径进行详 细的探究。为进一步探究此次关税政策调整的深度原因，本文构建了美国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平均税率模型，

并基于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政策高度依赖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之差，并

与汇率存在显著相关性。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税；最小二乘法；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图分类号:F752. 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3157（2020）05-0029-03一、前言与文献综述在2018年时，美国开始陆陆续续地向中国出口美国的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影响两方面。 从长期来看，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涉及到全球化下的利益分 配问题（张二震等,2019；蔡昉,2018）。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

商品加收巨额关税，这导致了中国和美国贸易的不畅，同时

也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逐渐拉开了帷幕。中美贸

展，分工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张二震,2018）,直接导致 了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美国对利益分配产生了警惕且激进 的态度。朱珠等（2019）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内生性和长

易争端主要出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贸 易顺差;二是中国近几年经济在国际上日益发展扩大，但却

没有技术方面过硬的创新自主优势。2018年9月24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期性,而本次贸易摩擦分别将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出

口缩减、通胀风险等方面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摩 擦是否存在短期或其他的影响因素？美国税收政策是否存 在有迹可循的历史路径？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

场》白皮书。中国正面的回应了美国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行 动，并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美之间之所以会有贸易摩

擦,原因有以下几点：美国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的传统;美国国民经济去虚向实的需要（失业率的增加）；遏

更加深入了解当下的中美困境。本文的论述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与文献综 述;第二部分为理论探究;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

制中国制造发展的需要;配合美元加息，加速美元回流;迎合 美国国内民粹情绪，兑现竞选时许诺；贸易摩擦的运用得心

政策与建议。应手。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长期 以来的贸易逆差。同样，一些学者指出，汇率调节机制的失 效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之谜”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持续的

二、理论探究众所周知，关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调整各国国际收支平 衡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保护本国幼稚产业时或出现经济萧

贸易逆差,会对本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外汇储备大量 条期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理念尤为凸显。国外已有大量

流失;外汇短缺，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跌，资本外逃，货 币危机;影响进口产品相关的生产领域；引发债务危机，外币

研究探讨决定贸易政策的诸多因素，而这一因素的探究往往 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各国内部经济的结构变化而发 生变化。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力巨大，而其关税政策的调 整仍然有迹可循,本节将分别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

升值，外汇减少。所以基于这些考虑，特朗普上台后决定扭 转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

并且在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想要仅仅通过调整关税来扭转 逆差是不现实的。面探究本次贸易摩擦中关税调整的具体原因，并基于此分析 该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政策。全国流通经济29国际贸易首先,一国关税调整的直接原因往往在于其在国际贸易 中处于长期逆差,美国自1992年以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如 图),2008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而后，由于美国陷入了金融

危机后的萧条期，贸易逆差再次逐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例居高不下，而中国

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5年底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美国经济进入了 2016年及2017年的复苏期，而特朗普对于 贸易政策的态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强势，因此对华加大关税政

策的打压力度并不意外。其次，由于贸易净额等于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国内总产

值的变化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美国 自2008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后近十年以来GDP增长率不超

过3%,且多个年份的GDP增长率处于零附近，而中国经济 自2008年以来都保持5%以上的增长率，因此两国之间经济

增长的差别同样有可能造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仅对中国，对全球都存在长

期的贸易逆差，而造成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元的国 际地位所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成为全球 的核心货币，各国货币纷纷选择以盯住美元为基础的汇率政

策，因此各国通过国际贸易与外汇交易将美元作为储备货

币，美元便逐步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作为储备货币沉淀下来。 而美元作为中心货币，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保证汇率的稳

定，而随着美元的流出与沉淀，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外

汇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逐步加深，美联储很难再通过外汇交 易完成汇率的稳定，只能通过不断印发货币的方式来稳定汇 率，而这一行为必然造成贸易逆差。综合以上分析，由于贸

易逆差一方面是美元的特殊地位所致，贸易逆差并不必然带 来关税的调整，而关税是否会根据汇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本文将同时探究汇率的变动与关税之间 的关系。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更准确的探究中美贸易长期逆

差的原因，本文构建关税政策的理论模型,如下：30全国流通经济T = a + bi X In(CA) + b2 X ln( Ych - Yus) + 4 X e + +X CA (1)其中，T是中美贸易中的平均税率，由于国际贸易中涉

及不同产品，本文通过以产品交易额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中 美平均税率的变化。b］、b2、b3、b4分别是两国贸易净额、两国

经济增长率之差、人民币汇率、美国消费杠杆率的估计系数， £为误差项。由于本文所探讨的四个因素之间存在数量级的

巨大差异，因此本文用贸易净额的对数增长率作为表示两国

贸易逆差的变化。e是人民币的汇率，由于汇率的变化往往

反映了一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产量的结构变化，其包含的

宏观经济变量因素十分丰富，因此本文将汇率纳入控制变量 进行研究。由于贸易逆差的存在往往与一国的消费结构相 关,例如就中美两国而言，中国是储蓄大国，而美国的储蓄率

却较低，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较高，即对商品贸易的需求较高， 无疑会提升进口。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私人消费增长率 作为控制变量。C是美国私人消费的增长率。三、实证检验与分析表1

中美贸易与关税调整Tax回归I回归II回归III回归IV回归V回归VI-0. 002—0. 030. 01—0. 04一 0. 05—0. 12 * * *Lnca(-0. 06)(-1.24)(0. 29)(-1.41)(-0. 90)(-3. 70)0. 140. 970. 541. 20*yus(0. 21)(1.47)(0. 80)(2.16)—0. 47 * *—0.52 * *-0. 22—0. 31yc(-2. 35)(-2. 31)(-1. 12)(-1.64)—0. 48 * *-0. 52* *yc— yus(-0. 83)(—2. 33)—0・ 33-0. 29-o. 05—0. 68-0. 74-0. 99(—0. 83)(—0. 63)(-0. 07)(—0.96)(-1. 27)(-1.64)0. 861. 90 * * *0. 691. 92 * * *0. 891. 89 * * *(1. 65)(5.64)(1.09)(5.58)(1.25)(7. 19)5.40*4・ 47*d. e(2.48)(1.99)—5. 77 * * *—5. 50 * *D2. e(-3. 60)(—3. 21)6. 85 * *7・ 83 * *constant(2. 38)(2.21)R20. 420. 980. 430. 980. 790. 99注：1. Lnca代表中美两国贸易净值的对数增长率；yus, yc分表代表美国、中国经济增长率；c代表美国私人消费增长率；2. * * *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 *代表5%的显著性水

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我们基于200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对模型(1)进行

实证回归，得到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回归II的拟合优

度已经达到0. 98,说明该模型对于税率的解释力度较强，即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对中国贸易税率的调整，主要基于 两国贸易逆差、两国经济相对增长率、美国消费结构及汇率

四种因素。具体而言,在回归I与回归II中，皆具有统计意 义上的显著性的变量为两国经济相对增长率,该变量的估计

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数，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 增长率高于美国，因此该系数说明，税率提升往往发生在中

美两国经济增长率差距缩小的阶段。有趣的是，当我们分别 对两国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时(如回归III与回归IV所 示)，实证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并不会显著引致 关税的变化，而只有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才会引致关 税的上升。回顾美国自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间，量化宽松

政策自2014年逐步退出美国市场,2015年底实加息，2016 年〜2017年美国经济复苏，而中国经济自2017年下半年进

入承压阶段，至2018年底逐步进入下行阶段，中美贸易摩擦 的爆发恰巧发生在我国经济下行时期，而本文数据及实证结 果也进一步佐证了关税的上升往往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下行。 本文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5%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

经济增长率是关税的格兰杰因，而反之则不成立，这进一步 说明了，两者的负相关性是由于美国往往在中国经济承压时 期进行进一步打压或制裁，而非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源于关 税的调整。汇率作为包含宏观经济增长因素的综合变量，在

实证过程中皆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性，由于本文的汇率数据 是间接标价法，因此汇率值的上升意味着人民币的贬值，当

系数显著为正时,意味着人民币的贬值往往伴随着关税的增

加。私人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本文模型中并未体现显著的相

关性。表2 关税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原假设卡方统计量P值结论关税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因7. 472. 40%接受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是关税的格兰杰因1. 9338.10%拒绝原假设四、结论本文通过分析中美关税发生变动的可能影响因素，并根

据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构建实证研究模型，通过对2000年 〜2018年的中美贸易及宏观经济变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第一,美国对中国征税关税的调整与中美贸易逆差及美 国消费结构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即中美两国的长期

贸易逆差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近几年来对关税的调整方向。第二,关税的调整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之差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更准确的结论为，美国关税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 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关税的增加往往出现在中国经济

国际贸易增长率下滑时期，而于此同时，该关税的调整与美国经济增

长率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特朗普对关税的调整事实上是希望形成对中国经济的进一

步打压，我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增强本 国实力，推进经济增长，才能逐步摆脱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关税的调整与汇率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具体

而言，人民币发生贬值时，关税提升的概率较高。人民币贬 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但如果 关税同步上调，无疑将抵消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贸易优势。因此，如果说中美贸易争端起源于利益结构的摩擦，那 么我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与结构调整压力也使得这一争端

更加棘手。根据本文结论，中美贸易的行成是长期利益结构 存在摩擦过程，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则出现在短期我国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时期，那么如何通过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并相应

调整经济结构以进一步应对贸易争端或将是我们应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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