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对黑人事务的处理_王淑霞

2007年第2期齐鲁学刊　　　　　　　　　　　　　　　　　　No.2

QILU　JOURNAL总第197期GeneralNo.197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对黑人事务的处理

王淑霞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美国内战爆发后,是军队最先触及并对黑人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尝试。他们界定黑人身份,安置、教育黑人,建立处理自由民、难民事务的军事机构自由民局。军队对黑人事务的处理既是军队处理战时重建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后军队介入南方重建事务的前奏。

关键词:美国内战;军队;黑人事务

中图分类号:K7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2-0070-04

　　美国内战是南方奴隶主集团为永久保存奴隶制、谋求脱离联邦而发动的一场叛乱战争,也是自由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长期冲突的结果。战争爆发后,大量奴隶逃亡到联邦军队的战线内,这些人赶也赶不走,他们相信跟随联邦军队就是走向解放,杜波依斯曾把大规模的奴隶逃亡称之为“机动的、全面的大罢工”[1](P225)。这些奴隶的到来给军队行军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使军队面临着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界定逃亡奴隶的身份?如何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经过了联邦将领因时因地采取不同措施到联邦政府进行统一管理的过程,同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成为军队处理战时重建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军队将领界定黑人的身份

军队对奴隶身份的界定经过了把逃亡奴隶送还原奴隶主、承认他们的奴隶地位到林肯以总司令的名义颁布《解放宣言》、解放1863年1月1日前仍在进行叛乱的州的奴隶这一过程,林肯从军事角度解放奴隶,赋予他们自由人的身份,为在法律上彻底铲除奴隶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在废除奴隶制的条件下恢复联邦统一提供了前提。

战争伊始,林肯政府坚持在宪法的原则下进行战争,所以对逃亡到联邦军驻地上的奴隶坚持根据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将他们送还其原主人,这种方式事实上仍在维护奴隶制,遭到进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但与此同时一些将领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巴特勒将军把逃亡到他控制的阵地内的奴隶视为“战时违禁品”

收稿日期:2006-08-06

作者简介:王淑霞(1967—),女,山东德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德州学院历史系副教

授。

1861年7月30日,巴特勒在给陆军部的信中提出:“我们将为他们(逃亡奴隶)做些什么?”及“他们社会地位如何?”等问题,要求给予政策上的指导,并提出了将他们视为“战时违禁品”的想法,这一提法得到陆军部的赞同,林肯也没表示反对[2](P396-397)。这主要是因为“违禁品”一词对黑人地位界定的模糊性,它既没有明确指出逃亡奴隶是自由人,也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奴隶。在巴特勒看来用他们为军队劳动,既可以削弱敌人,又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不必把他们还给原主人。

“违禁品”一词因其含义较为中性而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1861年11月,爱德华·利利·皮尔斯发现“厌恶较为广泛和较为高尚的规则”及反对“奴隶被称为自由人”的许多人都不“反对称他们为违禁品”[3](P104)。黑人也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称呼,希望自己成为“违禁品”。有的将领开始仿效巴特勒利用黑人从事军事劳动该词在军队中较为流传。

巴特勒的这种处理方式虽没有赋予逃亡奴隶自由人的地位,但它促使国会于1861年8月制订了第一个《没收法案》。该法案虽对于以叛乱者的财产被没收的奴隶的身份没有明确界定,但实际执行起来,作为主张限制奴隶制扩张的林肯政府不可能在联邦战地上使用奴隶,所以这些被没收的奴隶成为事实上的自由人,林肯勉强签署了这一法案[4](P959)。

(二)弗里蒙特等将领在自己的辖区内“解放叛乱奴隶主的奴隶”,但遭反对

1861年8月30日,弗里蒙特宣布密苏里州内“凡拿起武器反对合众国或被直接证明在战场上参加敌人方面作战的

70一切人,其动产及不动产均宣布没收以充公用,而其奴隶,如果他们有奴隶的话,则宣布为自由人”[2](P398)。林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求其修改,但遭拒绝,林肯就撤销了该命令及弗里蒙特的职。弗里蒙特发布及林肯撤销此命令都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前者希望通过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打击叛乱分子的力量,后者则担心这种方式会使还没参加叛乱的边界诸奴隶州投入叛乱分子的怀抱,增强叛乱者的实力。在奴隶制问题上林肯表现得非常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向前迈进一步。如果从战场上的形势及宪政的角度看,林肯的态度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战争刚开始不久,联邦军队在战场上还没有表现出连连败绩,战争还没到非得解放奴隶才能取胜的地步;解放奴隶事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既是美国宪法的根基,也是美国人最为崇奉的价值观念,触动这一原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林肯不想在条件不适之际进行尝试。

虽然弗里蒙特将军的命令被撤销,但它代表了进步的要求,符合奴隶的切身利益,所以虽然是一项战时措施,也仅局限在密苏里州叛乱奴隶主的奴隶这一狭小的范围内,但它仍然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他是内战中“第一个以解放奴隶威胁奴隶主……的北方将领”[1](P231)。

(三)林肯以总司令的名义于1863年1月1日发表《解放宣言》,解放了仍在进行叛乱的州的奴隶

宣言规定:所有生活在那些仍继续与联邦军队对抗的南方各州的黑奴立即获得永久的自由,联邦军队将承认并保证黑人的自由[2](P421)。宣言没有涉及当时已经被联邦军队占领并且正处于战时重建中的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和弗吉尼亚两州的部分地区以及没有参加叛乱的边界州的奴隶制,所以该宣言也只是解放了部分地区的奴隶。其实,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也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其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干涉”南部各州现存的奴隶制转变为主张解放黑奴。造成这种巨变的最根本原因是战争形势的变化及军事、外交上的需要。1862年下半年联邦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利,战争残酷性的日益暴露及战争结束的遥遥无期使北方志愿兵的招募工作遇到困难,北方白人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积极参战。为了克敌制胜,扭转战局,扩大兵源;也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道义上的支持,林肯和国会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较激进的解放奴隶的政策。所以,作为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林肯正确把握了形势变化,顺应了时代潮流,在战局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把保存联邦与废除奴隶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突破了他原有的宪政思想,为原来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的战争充实了革命性内容。

林肯是以总司令而非总统的名义发表《解放宣言》的,这是因为:第一,该宣言触及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原则,虽然林肯在宣言中一再强调颁布宣言是“依据宪法授权”、“是宪法所认可的”,[2](P421)但奴隶是财产的观念在南方根深蒂固,如按正常程序解放奴隶,其阻力可想而知。第二,按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通过解放奴隶的法案必须经

过两院议员的辩论,以及两院各自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通过,再经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历经这一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很难确定,这种议事程序是不符合战时要求的。战争期间,战场上形势的瞬息万变要求领导者快速决策,不容长时间的辩论,所以战时需要军事指挥权的高度集中,林肯就是根据宪法赋予军队总司令的战争权,“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宣布解放奴隶的。

从战争开始军队将领把逃亡奴隶送还其原主人到林肯发表《解放宣言》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是军队将领基于军事上的需要最先触及黑奴地位、身份这一敏感的问题。宣言的发表虽然并不等于法律上的奴隶制被废除,但它为从法律上乃至宪法上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军队将领在战时对黑人身份问题的处理成为广大黑人争取自由人地位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二、军队安置、教育黑人

大量黑人来到联邦军队驻地,他们如何生活成为军队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除了采取向黑人发放救济品这种只解决一时之需的办法外,军队及其将领还采取了影响深远的措施,促使其适应自由劳动制度,尽力使他们自立,这既减轻了军队的供养负担,也有利于黑人在战后较快地融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一)军队雇佣黑人劳动或迫使他们与种植园主签订劳动合同,促使奴隶制向自由劳动制转变

联邦军队的将领或普通士兵大都来自北方,北方一直盛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制度,他们耳濡目染的是自由劳动,所以他们思想上对自由劳动的崇奉影响到他们对逃亡黑人及被弃土地的处理方式。

军队开始在自己管理的土地上实行雇佣劳动。如在新奥尔良,巴特勒将军指定专人管理被遗弃的土地,并允许黑人耕种,规定头等劳动力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工资10美元[5][P107]。通过雇佣黑人劳动或向黑人出租土地,培养他们靠劳动生存的思想意识,正是在军队的参与下,昔日的奴隶开始逐渐转变成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到1875年,南方白人已经认识到廉价的自由劳动力是赢利的农业制度的基础”[6](P307)。奴隶主开始向资产阶级种植园主转化。

军队还促使黑人与种植园主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班克斯体制”。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在占领路易斯安那州后宣布:前奴隶必须避免流浪和闲逛。军队“劝诱”他们与种植园主签订年度合同,他们将得到农作物收成的5%或每月3美元的工资,还有口粮、住所及医疗。他们一旦被雇佣,没有雇主的允许不得随意离开种植园[7](P55)。该体制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合同体制。其强制性表现在:黑人不能随意离开种植园,以防雇主受损。但该体制与奴隶制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以合同为基础,使签约双方都遵守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都受法律的保护和制裁。合同使从未侈谈过权利的奴隶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使缔结双方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隶制下的那种绝对

71控制与服从。该体制产生在战时的环境中,是军队为了安置大量的逃亡奴隶而设计的一种劳动体制。军队采取这种生产方式,主要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他们是从军事的角度处理黑人问题的,他们认为把逃亡奴隶留在联邦阵地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敌人利用奴隶作为战争潜在资源的机会,可使敌军的士气因后方缺乏生产人手而受挫;其次,军队也不想使庞大的逃亡难民成为自己的负担,所以希望通过合同劳动方式培养黑人的独立性,他们极力向黑人灌输美国经典的工作伦理即公平的劳动获得公平的工资,培养黑人的责任感,减轻黑人难民对军队的依赖。这种措施对于恢复种植园秩序,稳定劳工市场,使种植园主承认有偿劳动,终止肉体体罚,认识到合同至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班克斯所说:它开始了“奴隶制到自由劳动转变的第一步”[8](P55)。可以说该体制是从奴隶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的一种过渡体制,影响到战后军队及自由民局的劳工政策,并且成为内战后南方长期盛行的分成租佃制的起源。

(二)军队关注黑人教育,开始在观念上改造自由民,有利于尽快将他们融入资本主义自由社会

首先,军队成为黑人士兵的学校。黑人在获准参军后,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学会如何使用各种武器、加强黑人自身的纪律性,这是作为一名士兵所必备的,在这方面军官进行了一定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军队将领发现了黑人对学习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受教育的渴求。由陆军上校詹姆斯·C·比彻指挥的第一支北卡罗来纳州有色人志愿军在弗罗里达州某要塞驻扎期间,该上校的妻子与其丈夫一样关心黑人士兵文盲,她为丈夫的士兵组织学校,利用周日上午教他们读和写,结果当1866年该团士兵复员时,“每人都能自豪地、字迹清晰地在工资清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9](P374)。其次,军官也关注逃到联邦阵地的普通黑人的教育,为他们建学校、请教师,向他们灌输基督教文明。军队在占领了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海岸的海岛后,谢尔曼于1862年2月发布了第9号将军令:“在武力占领的广阔地区,黑人的无助状态需要非常幸运的、慈善的人们立刻行动起来……成群的、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无知的、贫穷的黑人被他们宪法上的保护人抛弃,他们这种可怜无知和精神麻木的状况不仅有助于增加未来无政府状态及贫穷的机会,也阻碍他们建立自治政府和自谋生计的所有可能性……为了解除他们将来可能成为政府难以承担的负担,一种文化教育的体制必须与为他们提供物质需求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黑人将接受教师的教育,教师的主要责任是教给黑人(无论老少)初步的文明和基督教。”[10](P5-6)人们对这一命令积极响应,波士顿教育协会即后来的新英格兰自由民救助协会等社会团体很快成立起来,到1863年3月,该地已建起30多所学校,有40多名教师,上课的黑人有2千名,登记者有1千多人,学习的内容包括地理、数学和写作等初步知识。虽然军队为黑人传授的教育内容非常简单,但却是开启黑人蒙昧,使他们步入求知之路的开端,这对他们提高自身素质,为将来取得公民身份打下一定的基础。军

队在战时为黑人教育采取的措施在战后被自由民局继承并发展。

上述内容说明,联邦政府对如何处理因战争大量逃亡的黑人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赢得战争、恢复联邦统一,无暇顾及逃亡的或被主人抛弃的黑人;另外,在传统的联邦体制下,奴隶问题一直是地方政府管辖的领域,联邦政府一般不予干预。

三、建立处理黑人问题的军事机构自由民局

自由民局是1865年3月3日内战即将结束时建立的处理与自由民有关的一切问题的军事机构,其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被遗弃土地管理局”[11](P1),隶属于陆军部。它的建立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辩论过程,内战爆发后有几种因素推动了该局的成立。

联邦将领的临时性措施不能满足自由民的需要。《解放宣言》的颁布并没有解决逃亡奴隶问题,而是使该问题转化为自由民问题,宣言的发表引起了黑人的又一次大逃亡。当时的《芝加哥评论》报道:黑人的“大逃亡”正在使弗吉尼亚北部狭窄地区的人口迅速剧减,“这第二次从埃及到希望之乡的迁移充斥了道路和森林,被解放的奴隶径直朝我们的战线内走来”[12](P16)。所以,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自由民。军队的临时性措施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自由民的需求,如何安置他们成为林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自由民救助协会”等类似的民间团体、慈善组织在推动自由民局建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第38届国会第1次会议正在准备召开时,波士顿、纽约等地的自由民救助协会共同向林肯写了一封信,他们强烈要求林肯向国会提出“立刻创立解放局”,他们认为对自由民的照顾已经完全超出私人机构所能承受的能力,只有国家能够“提供最好的能力”,私人机构虽然非常忠诚地热衷于此事,但他们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自由民群体的衣、食、住、受教育等各方面的需要[12](P30)。这封信从民间团体的角度说明了建立统一的处理自由民问题机构的必要性。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些民间团体成员的主张并不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这些人中有的是铁厂的厂长,有的是纺织厂的经营者,属于北方的资产阶级,他们看到了自由民作为自由劳动力的潜在价值,也看到南方在为北方工厂供应棉花等生产资料时的重要地位,所以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自由民局的建立。

陆军部也积极推动自由民局的建立。1863年3月16日陆军部组织了由三人组成的“美国自由民调查委员会”,并授权他们“调查由国会法案和总统1863年1月1日宣言解放的有色人的生活状况,提出什么样的措施能最好地保护和改善他们的状况,以便他们能自我保护和自立;另外,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他们如何能最有效地被用来为政府服务”[13]

(P273)。三人委员会共向陆军部提出两份报告,

建议建立“解

放局”或“自由民局”,关心自由民的教育,征召、训练黑人士兵,尤其是三人注意到当时存在的种族偏见,报告中有“北方人对无害难民的每一个侵犯、每一个不公正的行为,基于种族偏见(因为是非洲人后裔)对有色人的每一个侮辱,不仅违

72背了人性,也是对文明的进攻,更是对敌人的帮助和安慰”。报告直接触及到种族关系问题,把种族歧视与对敌人的态度联系起来[13](P451)。为了根除政府几个部门同时管理自由民事务引起的混乱,委员会支持陆军部管理该局直到国会在此问题上立法。在最后的报告中更是涉及到黑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重建。如赋予黑人公民权及政治权利,经济上要求在被弃的土地上安置黑人,强调了土地对黑人的重要性,报告指出“首要的是保护他们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恢复奴隶制,然后让他们自立”[13](P16)。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善自由民生活的方法,反映了激进派的思想,不仅对战时处理自由民问题有利,而且对战后重建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可见,陆军部在处理自由民问题及自由民局的建立方面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由民局是内战即将结束时建立的战时政府机构,按法案的规定它只存在到战争结束一年后(后来被延长到1872年)。该局的成立是为了把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融入美国社会而进行的有益尝试,正如杜波依斯所说:自由民局是“伟大的国家同巨大的种族及社会问题作斗争的非凡的、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14](P13)。

自由民局的建立是黑人争取自由、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它仅仅是战时处理自由民问题的机构,但它的目标与美国宪政制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尤其是在该局存在期限被延长、权力被进一步扩展之后,它在改善自由民的生活、维护自由民的权力、使自由民尽快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的建立使军队在战时采取的一系列处理黑人问题的措施延续到战后,所以它在军队介入南方重建事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该局的建立是战时军队处理黑人事务的顶点,黑人事务由战争初期各将领根据自己的观念、意愿处理发展到由隶属陆军部的自由民局统一处理,所以其建立也表明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地管理黑人的安置、教育事业,其权力开始延伸到传统上属于州政府管辖的领域,这虽为战时现象,但预示着联邦体制下权力布局将被改变的趋势。

总括全文可以看出,内战期间是军队最先触及黑人问题,他们在界定黑人身份,安置、教育黑人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并最终建立了处理黑人问题的军事机构自由民局。军队

在战时对黑人事务的处理是其处理重建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战后军队再次介入重建事务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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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春梅

OnDealingWiththeBlackmen'sAffairsbyArmyduringAmerica'sCivilWar

WangShu-xia

(SchoolofHistoricalCultureandSocialDevelopment,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14)

Abstract:AfterAmerica'scivilwarbrokeout,itwasarmythattouchedanddealtwiththeproblemofblackmen.Theydefinedblackmen'sidentity,settledandeducatedblackmenandsetuptheFreedmen'sBureauthatdealtwiththemattersoffreedmenandrefugees.Ondealingwiththeblackmen'saffairsbyarmywasanimportantpartofhandlingreconstructiveproblemsbyarmyduringtheCivilWar,anditwasalsoapreludewhichthearmyintervenewiththereconstructiveaffairsintheSouthaftertheCivilWar.

Keywords:America'sCivilWar;Army;Blackmen's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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