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执意要把《边城》写成“纯粹的诗”，主要是出于“怀旧”的主观抒情并要把它凝结成“诗”。正如他所说：“这一年，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作者这股内衷隐秘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所以，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使故事本身成为对“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追觅与幻想。为此，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
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如，翠翠只爱傩送，因此明确地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的求亲;傩送月夜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在睡梦中身体随着歌声漂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美好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
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
如，作者特意在故事中间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再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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