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开卷有益”，这是纸质媒介流行年代读者眼中最好的的宣传语。读者们在这样论调的影响下开始硬着头皮阅读某些大部头著作，把这种行为视做是进身的砝码。“修身齐家平天下”是读书的宗旨。“学而优则仕”是读书的目的。所以“头悬梁，锥刺骨”是激励读书人刻苦攻读的最佳理由。更何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连皇帝老儿都这样说了，那儒生们自会寒窗苦读去博取功名了。科举制度搜罗天下文人士子的做法让封建统治者既找到了治理天下的人才，也把一些对贵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人们罗进书籍的典堂而无瑕他顾。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读书总归是一种政治化，制度化的产物。
其实，仓颉造字的时候可没想到书写会呈现这样一种历史状态。结束结绳记事阶段的人类应该用文字书写属于人民的辉煌历史。“文字出，泣鬼神”的文字是隶属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石，许慎的《说文解字》只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汉字进行了形象而深入地解说，至于这些汉字在哲人手中排列组合将出现怎样的哲理，对世人百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完全是百家争鸣，百口置喙的事情。笔墨官司皮里春秋是造字者和说字者无法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书写什么书稿，引导读书人走向的是凌驾于文字之上的思想家。
掌握书写技能的读书人，开始关注周围人群的生活，在反思社会人群的种种作为之后，通过自己独到的触角记录和评判这些现象，前后相袭，形成书稿文章，以至于文化，教化天下。在经历进化和淘汰的自然机制作用后，部分优秀的书写者脱颖而出，成为思想大家，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流传后世，泽被全国甚至全球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事实。而大部分书写者只能步他人后尘或者另辟蹊径，以另类的身份自居。文章是统治者所管辖的，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章。需要什么样的文风，那都是最高统治者的一句话。
在这样的态势下，读书人的视野开始狭窄化，专业化。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取仕，经历朝政干预的读书人自然会成为朝廷的服务者，成为官吏的候选人。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首选。在这种选拔制度下，一些社会的蠹虫应运而生。他们把科举制度作为人生的跳板作为博取功名和富贵的桥梁。于是，读书人开始戴上镣铐起舞，成为刀尖上的小丑。历代文人刀吏都是这样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为奴隶地生存并沾沾自喜于主子的点滴恩赐。这点，在蒲松龄《聊斋志异》诙谐幽默的故事里以及鲁迅杂文犀利有力的评议中世人已经了解的非常透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种读书法，苦了一代代汲汲于富贵的读书人。也养肥了一代代的这样的读书人。
与此不同的是还有部分人读书人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们读书的方式也是决然不同的。
有一部分读书人的性灵未被僵硬的封建礼教或“理学”规矩所拘泥，他们是结合自己心性去读书和写作的。许多文章写作者的本意不是要在金銮殿里得到功名，也不是要应时应世应景而作，而是完全从自然的、人伦的、情感的真实角度出发，去阅读和书写契合自己性灵，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或那段历史。这样的读书人虽然是官场文化之外的零余人，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发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建安七子的狂疏与放达，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读书，李白的游览名山大川之读书，明代性灵派公安派文学流派的兴起都是这种读书方式的沿袭与继承。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读书方式，许多知识不走出书斋是无法获取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非躬行”就是告诫读书者不要盲从于书上的结论，应该结合自然、社会去读书，把僵硬的知识转化为有用的技能，应用于人群，服务于国家。徐霞客是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著作就是在野外考察中著述的。
“实践出真知”脱离了自然规律和社会生产实际的知识并非真知灼见。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知识才能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实践中，指导社会生活。这种读书方式是最为实效有用的读书方式，毛泽东同志就是运用这种读书方式而成就了千秋伟业。在马背上读书，在长征征途上读书，在指挥军事斗争的间歇里读书，在治理国家的空当中读书，在读书中融进自己的智慧，结合实践，写出指导中国人民前进方向的理论巨著。书生本色是读书，书外人生非书蠹。这是读活书，活读书的典型。
在纷繁复杂的世象背后，是洞察世事的明眸，慧眼识珠者能从浩秩卷佚中读出适合自己发展的知识，读出促进国家民族发展的智慧，读出科技文化前进的航标，读出引导大众走向幸福的妙音……斯为读书人，不枉读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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