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个学问的体制要重新做个澄清，我们今天强调大脑的这种学问体制是建立在西方思维强调逻辑客观、强调科学论证的体系下的产物，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回事，中国学问要先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修行其实很具体，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他的修行法，譬如说“孝”，孝顺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孝首先是先感通父母亲的心意，你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亲的状态要能够随时感觉得到。
中国人对父母亲的感通，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就会牵扯到祭祖的问题。《论语》除了礼、乐，最强调祭祀，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为祭祀时早晚拿三柱香是一件很愚蠢、很愚昧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不知修行为何物。今天我祭的是祖先，我拿三柱香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念着、感通着祖先。今天如果我祭祀的对象是天地，我就是在感通着天地。能感通到甚么程度，是一回事，可最少在那一刹那，整个人是在一种虔诚的、平静的状态，这就是中国人的修身。
中国人透过祭祀，透过礼乐，透过种种的人伦关系，慢慢培养自己“感而遂通”的能力，这既是修行，也是大学问。因此《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准确地说，这种“感而遂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当你的感通能力越强，眼力越够，你跟事情就越不会隔阂。当我们对事物没有隔阂，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最核心，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致知。
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础上，把所格的物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你可以说出所以然之后，你的感悟就可长可久，不容易迷失，也不容易异化。当有了格物的基础，有了修行的基础，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知道这么一个所以然，你就会做的心安理得，正正堂堂，这样的学问就可以让你越走越稳。所以，真正的学问是养人的。真正的学问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有朝气，不会让你越来越有暮气。当你觉得暮气沉沉，那是你的学问的体质已经出问题了。
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有个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住在北京鼓楼附近，二环内，房子很小，小到连一个写书法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卫生间。但他十年来搬来搬去，却始终是住在二环内，这是因为住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特别养人，那地方特别有生活气息。在那个地方走，你会感觉到历史底蕴;在那个地方，你跟旁人的互动状态可能跟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北京人的状态没有太大改变。可你如果住到四环、五环，或者更外面，只见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一点点人的温暖。那种地方是没办法养人的，那种地方你待久了，会觉得无趣得很。
这就好比我去广州的一些新区，马路很宽，人行道也铺得很好，但我总觉得没有情味，无聊死了。可一到老广州，虽然许多人行道忽宽忽窄，破破烂烂，走着走着还窟窿一个，可我觉得老广州太有意思了，随便走走，那种南国繁茂的气息，充满了情味，这种地方是可以养人的。事实上，我们的衣食住行，跟人来往，包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读的书，做的学问，追根究底，不就是为了要养人吗?
如果读书读到后来，不仅养不了人，反而伤人，那么，除了是工作所需，确实万不得已之外，否则，真是不读也罢。学问这事，本来就充满了误区。当我们明白了这些误区，知道要跨越过去，时时刻刻拉回到学问的原点，那么，我们的生命状态，才会因为你的学问而越来越饱满。
【现场问答】
问：孔子主张我们积极入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公安大学的学生，属于行政类的学校，我们应该如何将他生命的学问融合到行政中来呢?
薛仁明：首先我要提一下，大家讲孔子时，不要太过强调他的积极入世，最少，不要把他想成只是“积极入世”。事实上，孔子更接近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形。所谓原形，是指庄子《天下》篇讲“道术为天下裂”之前、还没有出现诸子百家之前，中国文明还在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浑沌的状态，孔子其实是比较接近这种状态的。换言之，你固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后来儒家的特质，但你也可以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读到很多跟道家相通的地方。对他而言，入世当然重要，但也并非那么地“积极”，那么地“非如此不可”，许多时候，他其实是在两可之间，若用他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
正因如此，孔子到了晚年，回返鲁国，决定不再参政，他一样可以活得很安然。我常讲，任何时代，尤其我们今天，只要你活得安然，其实就是一种“最积极的入世”了。今天这时代不缺乏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更不缺乏想要改造社会的人，却最缺乏一个个安稳的人。今天中国只要出现千千万万个自在安然的人，好好过日子，好好尽本分，好好把身旁的人也安顿好，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要回归到自身的修行，都要指向生命的安稳。这看似没太多作为，可这种没作为，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作为。恰恰相反的，当你一天到晚特别想做这做那时，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本末倒置、异化颠倒。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当大家讲到这个时，尤其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太容易忽略根本的「修身、齐家」，一下子，就跳到最后面的「治国平天下」去了。
事实上，单单修身这件事情，就得忙一辈子了。孔子讲来讲去，大家感觉他积极入世，可他与那些国君的对话，更多都还是谈个人修身的状态。最后说治国平天下，其实不过是把修身状态再延伸一点，把自己安然的状态很自然地延伸出来罢了。换句话说，当你能够感通到别人的不安在哪里，因此有办法也让别人心安，这就是最高级的政治了。
问：我是一名警察，上了五年班之后，又考回来，我想问您，我平时除了自己去看书，去跟一些有学问的人交流，怎么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更高层次的修养，让自己保持一种纯粹的身心?
薛仁明：我的想法是，身心不一定要纯粹，但是要平衡。太过纯粹，有时反而容易失衡。有了平衡，生命才容易安稳。
我的建议是，看书或者是与有学问的人交流，当然可以。但身心真要平衡、生命真要安稳，更直接的方法，则是直接和生活周遭那些身心平衡、生命安稳的人多多亲近、多多来往。他们书读得多不多、学问大不大，都不要紧。只要是平衡安稳，接近久了，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帮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这种身心平衡的人，其实民间挺多的。
我最近在(北京昌平)辛庄乡下待了七八天，现在有几位老先生、老太太，看到我，都会打个招呼。那一种温润感，不比我在中国台湾民间感觉的差。中国台湾民间非常养人，我每一本书都强调，我父亲工人，母亲工人，两人均未受学校教育，他们都没有读过书。我强调这点，是为了说明他们不识字、没读过经典，纯粹是民间长出来的人，但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到他们生命的安稳程度，其实是我许多满腹诗书的朋友望尘莫及的。
民间有民间修身的方式，民间的邻里关系就非常养人。我小儿子刚出生时，住在老家，每天早上只要我父母亲抱他出来，顿时间就成为街坊的中心，所有人都要过来抱抱他，拧他一下，对着他笑一下。他在老家这一年半的经验，对他后来整个生命状态、身上特别明显的一种光明喜气，肯定是有影响的。
中国民间本来到处都有这样的邻里乡党，都有一种很淳厚、很温润、很养人的气氛，直接就能培养出许多平衡与安稳的生命。除了邻里关系之外，中国台湾民间几十年来没断过的祭祀传统，也值得一谈。我那本《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开篇写〈先格物，后致知〉，接着两篇则接着谈祭祀。祭祀是中国台湾民间最重要的格物之事。现今两岸有许多儒者，每天讲天下国家，具体操作却从来不谈，既不听戏，也不祭祀，也不讲礼乐，孔子讲来讲去都在讲礼乐，可这些孔子信徒生活里却没有礼乐，这点很奇怪。
事实上，中国台湾民间，或者说，过去整个中国的民间，一向都是在祭祀、在礼乐的生活里过日子的。大家知道，所有重要的祭祀，一定要有音乐。庙宇但凡有祭祀，前面进行着典礼，对面戏台演着戏，旁边奏着音乐，这就是中国的礼乐风景。我结婚时，有个很高规格的祭祀，祭天(中国台湾民间称之为“拜天公”)，全身得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还要换一套全新的衣物，后来我才知道这等于是斋戒沐浴，斋戒沐浴之后，我跟父亲、弟弟在半夜十一点多(子时)行三跪九叩大礼，旁边演着傀儡戏，吹着唢呐，我突然意识到婚礼真是一件大事，有种庄严感，有种与上天产生联系的真实感。
民间的每个人，都是透过类似的方式，一点一滴，把整个安稳的生命状态给培养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修身。他们没有特别去想修身的事，可透过这些事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修出来。又譬如遇到人际冲突，遇到烦恼痛苦，他们都知道人生就是修行，包括夫妻相处，都得相互体谅，当忍则忍，这就是修行。如此一来，就会慢慢地改变自己，而不是老讲那些大道理。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人都可具体操作的基础上，无论是像孔子那样有大智慧的人，或者像我父母亲这样的文盲，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具体去受惠，这样做，不仅你自己可以受益，整个社会、国家也因此可以有一种安定，这才是真正中国式的内圣外王。
总地来说，修身这事别想得太难，也别想得太远。如果你够谦虚，也够好学，单单你生活周遭之人，就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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