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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