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的爸爸妈妈和只有八个月的弟弟，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了。弟弟跟着妈妈住在女牢房里。
牢房一年到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弟弟穿的是妈妈改小的囚衣，吃的和大人一个样，是发霉发臭的牢饭。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弟弟长得脑袋大，身子小。难友们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弟弟六岁了，爸爸向特务提出，应当让弟弟上学。特务怕弟弟把监狱的内幕泄露出去，硬是不让。经过难友们几次斗争，特务才勉强同意让“政治犯’黄伯伯当弟弟的老师。弟弟每天由特务押着去上课，学习完了，再由特务押回女牢房。
弟弟很爱学习，也很有礼貌。每次来到黄伯伯的牢房门前，总是先轻轻地敲几下门，得到了黄伯伯的许可才走进门去，敬个礼说：“黄伯伯好!”黄伯伯上午教他语文和算术，下午教他俄语和图画。他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特务在旁边监视的时候，他就用俄语跟黄伯伯说话。特务不懂俄语，干着急也没办法。
在牢房里，要得到一张纸一支笔是很不容易的。妈妈把草纸省下来，订成本子给弟弟。弟弟九岁生日那天，黄伯伯送给他一支铅笔。这可太珍贵了，他上课的时候才用，平时就用小石头在地上练习。不管夏天多么闷热，冬天多么寒冷，他总是趴在牢房的地上写着，算着。
弟弟学习很认真，也很刻苦。他懂得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他牢牢记住妈妈的话：将来革命胜利了，还要建设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