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间来--律所实习已近两个月，两个月在杨律师、张律师、罗师的带领下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感受很多也学到很多。以下我分两部分作实习结束的最后总结。
一、我将这两个月自己所做的作了一下归类：
1、书目
在这段时间共计阅读了十本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和《世界因你不同》是我最喜欢的两本。特别是李开复先生的经历，在我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时对我是一种鼓励、宽慰，最快的从心情的低潮走出来，心胸放宽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律师行业发展指数》、《法庭内外》、《北京。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引》、《办案全程实录》、《青年律师。上海青年律师成才之路》以及《远见》这几本书让我大致了解事务所的管理、律师行业的发展、办案的流程、注意事项以及青年律师们的奋斗经历，另外还包括一本消遣的书目《富人离婚的三十六个计策》，其实我很喜欢这本书。除此之外，杨律师还给我发了四五十篇文章，受益匪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2、去的地方
在这段时间共计去了11个法院或法庭另外还有朝阳地税局、朝阳工商局、回龙观派出所、乌拉圭大使馆、昌平建委、翻译公司、妇联维权法律帮助中心、北大妇女法律帮助中心，共计19个地方。虽然去这些地方我只是跟随并不能独立办事，但是所见所闻对我也是一种启发，至少体验一下律师生活，培养做律师的初步感觉。我想如果我没有来岳成律所跟随三位律师实习，在北京四年求学也不曾想过去这些地方，去和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3、看教学片
来实习能看电影是意外的。这个团队是专门办婚姻案件的，未经历婚姻的我其实对婚姻的理解很浅显，所以杨律师给我推荐了《过把瘾》、《我们俩的婚姻》、《新结婚时代》《中国式离婚》等电影，让我从中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的婚姻状况。如果说以前我对婚姻的态度是期盼;如果说长远我对婚姻的态度是接受，但看完片子之后我对婚姻的态度开始迟疑、担心、慎重。杨律师说看完之后要思考一下怎么做好人家的儿媳妇?但事实上看完之后更不自信能做好这个身份，这样的想法有些消极，幸好这只是最初的看法，我同学曾预言说我和离婚打交道，实习完肯定就不想结婚了，还好我并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我想随着时日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会有更为深刻而不同的看法，这点还是有自信的。
了解了中国杨律师就推荐了一些外国婚姻影片，如《我是山姆》、《克莱默夫妇》、《四月的雪》、《廊桥遗梦》等等。
4、讲座
这期间共听过两次讲座，一次是吴晓芳法官主讲《婚姻家庭案件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次是北京律协青工委青年律师心里沙龙。这两次讲座收益颇丰，了解了婚姻案件在实践中的十几个难题，还解决了积压的心里问题。对于初入社会的我们来说对什么事都心存完美，但来岳成律所的一个多月看到听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当事人的伤心事，这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冲击，所以很多时候高兴不起来。听完心理讲座之后心情异常放松、宽阔。我觉得做律师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心里都该充满阳光的。
5、接待咨询
在这一个多月，随律师接待咨询人共16人，其中2件涉外的;2件继承的;1件起草协议的;其他为离婚或离婚后财产纠纷。接待咨询是实践中接触案件的第一步，也是接收案源的重要一步。其中的技能还是很多的，如何观察当事人，如何引导当事人说出案件的重点，如何谈判代理等等。虽然我只是跟随律师看和听，但亲身经历这些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6、开会讨论
一个团队是需要这种合作精神的，我觉得杨律师这个婚姻家庭团队非常的好，其中定期开会讨论案件这种方式就很好。在这期间共讨论了四个有难度的案件，包括张某案、王某案、巨某案还有一个涉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案件。
二、实习总结：
理论的应用窘境在现实面前总是被展现得异常清晰和易于理解，也许站在法学理论学说的角度，我们无从去应然的总结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的间隔，但当我们在实务中以自我的真实水平去检验自我的想象水平时，我想，在此期间由理想与现实的阻隔与差距所形成的感悟和慨叹定必不可少，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比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应是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并经审慎思考后所对我们未来前进方向的指引与规划。下面是我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总结报告，对于实习感悟本身的叙述也许于我而言并不能代表我的真实水平，而关于制度和现实的理论思考我想才是我真正得到并将在以后的生活中指导我更为针对的学习和更为有效的钻研的绝佳动力。
一如我在实习的第一天在日志上写的那般：“法律如果不被适用，那么它将形同虚设”。而在我们特定的中国语境中法律的欠缺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障碍总是对律师的业务水准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按照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被法律禁止即可实施”，在当今的公民社会中，我国的私法却又暗含着对公民社会的保障不充分和不周全。这也就在司法的实践中造成了律师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一，而理解不一的结果既是对案件的不同认知，由认知的不一所对当事人权益的充分保障在此就生出了障碍，这种障碍有时在我们制定法律时就已显现，而显现的障碍并不能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割舍自身的利益，而由司法的实践去检验障碍就成为必然。
例如，在我们所代理的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中，老太太和自己的养女签订了此协议，由养女负责自己生老病死的各种事情，而在其死后由养女继承自己的遗产，而老太太的亲身女却以遗赠抚养协议不能和本身具有赡养权的人签订为由提起诉讼。按照我国继承法的理论学说，遗赠抚养协议关系成立的相关主体应是本身没有抚养权和赡养权的双方，要是双方本身具有抚养赡养关系就不必签订此协议。因为子女本身就对父母富有赡养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所规定的，且这种义务的履行并没有相对应的“对价”予以对等。而在此案中，双方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既是属于私法的范畴，且在法律上并没有禁止此种协议，到底是认可这种协议还是按照理论学说不予认可即成为本案的焦点。我们倾向于认可此种协议，考虑的原因是：老太太与本身享有赡养自己的养女签订此协议，一是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二是此种协议对于保障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有益无弊，三是此协议的内容与形式都没违反法律的规定。假设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而老太太又想享受细致周到的关怀，以此种协议去约束子女无疑是众多选择中最佳的`。子女在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时老太太可单方面接触协议，此种对于子女的约定约束是比法律的强制规定要好的多。当然我并不很是赞同将此种协议在社会推广，因为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些老人自己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财产”，或是自己的财产与子女的并没有明确的分割，二是让老人以财产的继承要求子女赡养自己于情理上老人做不来。我们在向法官举证说明时就是以上述的理由阐述，并详细说明了此种协议的在法治的精神下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私法自治的原则应是此案的最好见证。最后法官的判决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更是我们所应看到的。私法的原则体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更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于现实社会。对于本案，本身并没有太多涉及律师和法官认知上问题，我想在此阐述的是，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到底是基于什么又在贯彻着什么样的原则性。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当事人践行了，理论学说的意见是不予认可，而不予认可的学说又与私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两种利益主体的“解释”都是在向本身于己有利的方面解释，而我们到底以何种的理解和解释原则才可避免法律适用的尴尬。作为律师，我想，首先的基本价值尺度应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理解和解释，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当事人的角度分析。在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违背时还应坚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世人说，律师仅仅是为当事人说话的，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时律师可以通过自身对法律的狭义理解违背法律却还是站在法律的原则下行事。而在我所经历的种种律师办案实践中，试图以我在学校中学到的理论和设想论证这种假设时却显得那般力不从心。中国的法治进程并没——也更不是很如——我们想象或是他们想象的那般脆弱。律师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权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国家的律师与人口数相比，我们的律师数量还远远低于法治国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并不倾向于仅仅是以数量和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比这些更为深切的原由是我们的司法需要和他们不可相提并论。还因我们的司法本土资源和他们的制度基因有着天壤之别。世人那样去说律师的价值是以他们固有或是以他们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实践中亲身接触了律师的生存景况后却是那般的思索万千。
首先，在中国本土做律师，律师有时真的不是在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前去为当事人利益考虑，而考虑更多的却是关系和人情，这是中国化法治进程中特有的现象。一个案件的双方，一方的某某是局长，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个局的局长，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时候，这个案件即外化成了权利纷争的舞台，因为双方都会通过关系说话。这时展现彼此理由的事实即被权利所替代，而律师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时也在想，他们到底是在为了什么而为当事人利益作保障。说按法律，这个案件本身就没按法律办，说按关系，这个案件里面还是要暗含着法律的阴影的，因为法官在判决时总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铺垫。很有意思的是，即使这个案件完全是个十足的法律错案，在法官的判决中一般人也会认为这是个在法律上看来公正的判决，因为法官会在写判决时经过特殊化的处理试图为自己的法律错案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支撑，而且这种法律法规的支撑在有些法律人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法官是在适用现行的法律办案。我们无力去说此种法律法规有问题。当然，这样的案件总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说少了我们就庆幸了，我们理应庆幸的是这样的案件在中国绝迹而不是仅仅说减少了。关于关系案或人情案对司法正义或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自不言自明，而考虑到中国特定的语境，法治的追求目标总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连同律师的角色定位也遭诟病，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理应以何种姿态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让世人尊敬这个职业进而敬畏这个职业即成为一个值得探讨和思索的话题。
其次，中国的律师队伍普遍要比法官队伍整体法律技能高。这样高水准的律师在向低水准的法官阐释法律时难免会出现彼此的理解差异，又因为法官的“权利文化”作怪，律师往往在这一“博弈”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进入律师这个行业它的门槛水准高，原先的法官人员聘用制度都是内部考核，而让自己考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晋升的制度他的弊端是显现的。而律师的行业准入度还是律师资格考试，而律师资格考试的试题难度和考核水平当然的要比法官的高许多。我们也当然不能以偏盖全的就说法官的水准低律师的水准高，而仅仅是说这个准入的尺度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前期能力水准的不一。
第二就是法官的工资待遇由国家负担，对于法官的社会保障要比律师好的多，某一职业的待遇和薪水好且还没有对此相配套的考核制度，那么此种职业人员业务水准的上升几率即会很少。律师是自谋生路，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是考他们自己的业务水平，而且自己的业务水准总是和自己的生活水准相挂钩，而在法院有的法官即使业务水准不强他还一样的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就因为他处在这个被行政所垄断的体系中可以享受到垄断多带来的利益。当律师和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知不一时，虽然律师为了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可具理纷争，但此种纷争的结果有时在还没有开始纷争时就已注定。又因为律师和法官的之间一个是“权利文化”的替代者，一个仅仅是当事人利益的替代者，而这两替代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往往在处于平衡时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个外在因素的影响有时竟是定性的，它可以使这个案件完全的倒向另一边。例如上述案件，假使另一方(老太太的亲身女)找到关系说服法院(在这个说服的体系中说服了法院一般都可以说服法官，除非这个法官故意和打招呼的领导闹矛盾不予照办)，那么法官也可以将这个案件判决成，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遗赠抚养协议”不能和本身享有赡养权的子女签订，所以此协议无效，为此法官即可以支持亲身女的诉讼。从而在这个“权利文化”的对诀中，没有权利身影的当事人天然的处于不利地位，既而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再者，律师对于案件胜诉决定权的掌握并不是如他们当初向当事人承诺的那般坚定。有的律师总是在接到案件后向当事人承诺，此案一定赢，要是赢不了我可以少受或是不受律师费。这样的承诺于当事人看来是大有好处，而最后真正的结果当当事人不愿看到时，律师与当事人关于承诺的纠纷就此生起。我认为，在当事人向律师阐述案件事实时，总是侥幸的假想或是因为对法律的不了解而认为，案件是他方有错，自己一点错也没有。而且当事人也总是倾向于只说自己对的地方，不说自己错的地方，这样建立起的事实当然的在律师看来是对自己的当事人有利的，而假使律师仅仅是以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定性案件。那么，案件到了法院审理时，由对方所阐释的另一种事实与自己掌握的自己当事人的事实不一时，由于本身对案件的了解不充分，败诉的几率大那是很有可能的，当败诉的结果已定局时原先的承诺在此即才成为导致律师与当事人纠纷生起的诱因。所以，我认为，在律师受理案件后哪怕自己深信当事人的陈述是正确的，也万不可给当事人做打赢官司的承诺，由于案件单方面的不全面性，到时出现了以外情况，那么这样的承诺就变成纠纷的诱因并进可能导致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官司发生。
最后，也是对我学业上有触动并进可能指引我未来学业方向上的思考。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全球化竞争。跨国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例如上次欧盟对中国大陆提起的反倾销，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置的特别限制措施。这样的纠纷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应诉时大多是聘请当事国的律师，因为在中国的本土没有这样既懂西方法律诉讼又懂中国特定环境的律师。本身西方的律师费要远远高于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想聘请大陆的律师，可需求的尴尬是本身自己国家的法律职业教育并没有为此种的职业方向培养专门的人才。中国现今的法学教育一方面是学习法律之人过剩，一方面是法律的高精尖人才紧缺，而法学教育的盲目性和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共同导致了现今法律教育的落后性和法律学生就业的瓶颈障碍。我想，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就是按照法律的职业规划培养法律人才，而不是仅仅按某一特定模式给学生灌输法律知识，让学生记得了什么也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让他们以这样的知识找准自己的职业方向并把职业方向的定位与社会的紧缺人才结合起来，我们社会需要的不是学习法学之人，而是学习法学后所被塑造成的高精尖法律人才。这样的法学人才组成的律师队伍才是未来中国法治进程崛起和加快的最好保障和最佳依托。
三、实习感受
在这段时间我学到的实践知识在上面已经体现，我要说的是这个环境对我无形的熏陶。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竟有机会来岳成律所跟随杨晓林律师学习，杨律师对我们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颇为感动，也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教导让我看到他的真诚。同时还要感谢张其元律师耐心、悉心和真诚的教导。还有罗敏律师直率的性格，每天笑嘻嘻的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这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家的开朗，我以前不知道每天遇见这么多不开心的人事，该怎样让自己开心起来，甚至曾经害怕听刑法课上老师讲的案例，因为她说的太活灵活现。现在接触的多了才知道用自己的努力借用“法律武器”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我们是在做好事，其实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所以我有豁然开朗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