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受贿罪的合理依据

在刑法立法中，对受贿罪的起刑点进行明示数额的规定导致灵活性不足。现行刑法对受贿数额的规定是1997年通过《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的，且全国通用，长期不变，这很难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尽管法律的稳定性与严肃性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予以体现，但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在全国范围内对数额犯执行一个标准，实际上违背了刑法的精神，反而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公平性。《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来替代原来的明确数额，并配之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数额”规定的司法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两高”的司法解释来确定相应的定罪处罚的数额标准。这样不仅使法律能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法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现行刑法除对犯罪数额规定过僵外，对犯罪情节因素的重视也不够。现行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的情节虽不具有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但却与违法性、有责性具有密切的联系，又能说明罪行的程度。在犯罪性质相同的犯罪中，犯罪情节不尽相同，犯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分清各犯罪行为的情节属哪个层次，对于正确量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现行刑法却将受贿罪数额作为设定受贿罪法定刑幅度的最主要依据。笔者通过分析案例发现受贿10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额的多少无法与刑罚的轻重建立起有效联系。因此，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除了直接体现在受贿的数额多少上，还具体体现在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的大小、受贿次数多上、滥用职权与否等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之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情节和数额来确定受贿罪的处罚标准，不仅增强了刑罚处罚的灵活性，全面反映具体各罪的社会危害性，更重要的是让有些数额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犯罪情节严重的“人民公仆”不想腐也不敢腐。《刑法修正案九》将罚金刑增设到对受贿罪及行贿罪量刑的体系中，对于受贿者来说，增加罚金刑能够使犯罪情节较轻、受贿数额较少的犯罪人不至于太过逍遥。而且，“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于处在第二阶梯的犯罪人来说，通过罚金的使用给犯罪分子留下一部分财产，有利于犯罪分子回归社会后的再造，也有利于我国刑法为逐步向轻刑化过渡创造条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行贿者来说，增设罚金刑一方面可以给想贿赂而没有贿赂的人以思想上的警戒，使他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后打消贿赂的念头。另一方面，还可以给已经贿赂了的犯罪分子以重创，剥夺其再犯罪的的资本，消除其犯罪的能力。以达到从源头遏制行贿行为的发生。罚金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必须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适应，而犯罪的危害程度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又是由所有的犯罪情节决定的。由此看来，《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量刑的修改可谓是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