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时代
张说所处时代：唐代。字号：道济、说之。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洛阳。出生时间：667年。去世时间：731年。别称：张燕公。主要作品：《游老君洞》《蜀道后期》《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杂曲歌辞·舞马词》《杂曲歌辞·苏摩遮》等。主要成就：三拜宰相，统领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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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说的诗词 点此查看张说的详细内容
《咏瓢》、《邺都引》、《蜀道后期》、《幽州新岁作》、《杂曲歌辞·苏摩遮》、《深渡驿》、《杂曲歌辞·舞马词》、《赠赵公》、《入海二首》、《春晚侍宴丽正殿探得开字》、《五君咏五首·魏齐公元忠》、《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答李伯鱼桐竹》、《寄姚司马》、《江路忆郡》、《游老君洞》、《赠赵侍御》、《新都南亭送郭元振卢崇道（一作卢崇道诗）》、《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晦日》。
二、故事：不做伪证
张说入朝为官时，武则天的两个内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权倾朝野，多为不法。满朝官员中只有出名的硬汉宰相魏元忠不怕他们的淫威。张氏兄弟对魏元忠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想把魏元忠除掉。他们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了牢监，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 张昌宗恐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地去找魏元忠的部下张说，要张说作伪证，并且许诺说，只要张说答应，将来就提拔他。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宰相，让张昌宗和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回事。两人争论了半天，没有结果。张昌宗说：“张说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武则天立刻传令张说进宫，张说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说：“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 魏元忠一见张说进来，就高声叫起来说：“张说，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人吗?”张说回过头来哼了一声说：“魏公枉做宰相，竟说出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张说的话不对头，就在旁边催促他，说：“你别去管他，快来作证。”张说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他还这样胁迫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 武则天是个聪明人，听了张说的答话，知道魏元忠的确冤枉，但是她又不愿张昌宗他们下不了台阶，就骂张说说：“你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说着，就命令侍从把张说抓起来。以后，武则天又派人审讯张说。张说横下一条心，咬定他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过谋反的话。因此，张说在朝廷大臣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三、复出
新时代，新需要经过玄宗君臣六七年的努力，唐朝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唐玄宗心里又在思索了，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呢？思考来思考去，唐玄宗觉得，现在，大唐已经摆脱乱象，逐渐实现治理，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迎接盛世的到来。什么叫盛世？盛世的基本标准就是文治昌明、武功强盛。既然如此，那就应该从文治武功两个角度下工夫了。当时唐朝文治武功的情况怎么样呢？一句话，状况不好，有待提高。他的心里已经在物色更适合的人选了。就是张说。 人才张说张说是当时能够把文治、武功两大优点汇聚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文治方面，张说是少年天才，曾经在武则天时期的制举考试中击败万名考生，拔得头筹，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状元。武则天特别欣赏他的清辞丽句，还让他在自己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搞的“三教珠英”编辑部里当过编辑。当时苏颋和他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现在如果由他来推进文治，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可是，别以为张说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张说在唐中宗一朝就担任兵部侍郎，自从开元元年离开朝廷后，更是没少担任军职。几年历练下来，武功也相当了得。一般文人难免胆小，但是张说胆子特别大。开元八年（720），张说正在担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天兵军常驻太原，紧挨着天兵军的是朔方军，驻扎在今天宁夏的灵武。这两军都驻扎在当时的胡汉交界地区，所以，境内有很多投降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一年秋天，朔方节度使因为怀疑自己辖区内已经投降的突厥部落谋反，把他们给诱杀了，这下子让张说管辖下的其他部落也紧张起来了。这是不是唐朝的计划呢？先杀突厥，再杀我们，一个个杀光？所以，几个部落都人心惶惶。这些部落要是骚动起来，那对唐朝的稳定可是大大的不利！怎么安抚这些人呢？张说让副大使看家，自己率领着20个骑兵，直接就奔这些部落来了。到了这些部落之后，他就住在首领的牙帐里面，给他们讲朝廷的政策，做思想工作。听传令兵回来说张说居然就住在部落首领的牙帐里，跟人家同吃同睡，可把副手给吓坏了，那不等于以身饲虎嘛！副大使赶紧给张说写信，让他千万不要轻信这些少数民族，要离他们远一点，保护好自己。张说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意思是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我不怕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所以也不怕喝。如今情况危急，这正是我报效朝廷的时候。我意已决，不必再劝！张说这样做了，那些反侧难安的少数民族怎么样了呢？要知道，少数民族绝不像副大使想象的那么不可信，相反，看到张说这么信任他们，几个部族都非常感动，真的就安定下来了。这不是有勇有谋吗？这还不算，开元九年（721）四月，有一批胡人又造反了。这批胡人本来已经投降了唐朝，被安置在河曲地区，也就是黄河拐弯处。唐朝给他们设立了六个羁縻州（自治州），让他们在这六个州生活。所以，这件事在唐史上被称为“六胡州事件”。造反的胡人有六七万人，能征善战，很快就控制了六胡州。而且，随着他们势力的增大，生活在今天宁夏地区的党项族也和他们联合起来了，眼看局面就要失控。要知道，河曲地区离长安可不算太远，这不是腹心之疾吗？玄宗赶紧派河曲周围的几支节度使军队联合*，张说的天兵军也不例外。接到命令之后，他就带着一万多骑兵，浩浩荡荡往西杀过去了。张说没有和造反的胡人交战，他的目标是胡人的盟军党项。党项族后来在宋朝时建立西夏政权，以善战著称，但是当时实力还不行，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怎么办呢？他们想，索性戴罪立功吧，直接掉过头去打叛乱的胡人去了，相当于起义了。对这些先有过后立功的党项人该怎么办呢？有人主张说，他们是反复小人，不如都杀了算了。张说一听就火了，说：我们是王者之师，又不是土匪，怎么能杀已经投降的人呢！坚决不干。这样一来，党项人很感动，也安定下来了。通过这两件事，张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赳赳武夫，他是允文允武，文武双全！现在唐玄宗想要提升文治武功，张说就是最好的人选！ 张说的努力张说能当上宰相，除了皇帝赏识外，也没少费工夫包装、推销自己！他这次复出，就和他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推销有很大关系。那他是怎么推销自己的呢？按照《明皇杂录》的记载，张说第一次推销自己还是在开元五年（717）。当时，他从宰相岗位上下来后，一贬再贬，成了岳州刺史。张说《岳州作》是这样写道：“夜梦云阙间，从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缅望京华绝。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热。重欷视欲醉，懵满气如噎。器留鱼鳖腥，衣点蚊虻血。发白思益壮，心玄用弥拙。冠剑日苔藓，琴书坐废撤。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也就是说，我虽然身处岳州，但是，日日夜夜忘不了长安，忘不了朝廷。我无心弹琴，也无心舞剑，因为我的一腔热血，只愿报效皇上！一句话，张说时时刻刻都想回到长安，建功立业！可是，作为一介贬官，怎么才能翻身呢？张说瞄上了刚刚当上宰相的苏颋。他和苏颋的爸爸苏瓌曾经长期共事，关系不错。怎样才能借助这个关系，让苏颋给自己美言几句呢？张说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苏瓌去世好几年了，而且忌日快到了，张说就精心构思了一组诗，题名为《五君咏》。所谓五君咏，其实吟咏的就是唐朝的五个著名大臣，苏瓌是其中之一。张说想把这首诗拿给苏颋，去祭奠苏瓌。不过，这首精心写就的诗可不能随随便便地送，而是要送得恰逢时机、恰到好处。怎么叫恰到好处呢？张说找了送诗使者，并交代他，你提前几天去，在苏颋家附近找一间旅馆住下来。等忌日那天，你别早也别晚，一定要等黄昏时候送过去。然后看看苏颋的反应。苏颋果然被打动了，看了诗后，当堂呜咽流涕，悲不自胜，客人们也都为之动容。那苏颋不能白感动，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廷大讲特讲张说的忠贞正直，说：这样的大臣怎能长期沦落蛮荒之地呢！苏颋这样说了，那天到过他家的大臣们也都纷纷附和。结果，唐玄宗很快把张说升为荆州长史了。可是，荆州长史绝不是张说的终极目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罢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张说还要接着推销自己。张说第二次推销自己就不是对宰相，而是直接面对皇帝了。怎么回事呢？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开元七年（719），张说已经担任幽州都督了。有一次入朝，张说穿着一身军装就来面见皇帝了。玄宗一看张说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不由得大喜过望。果然，在这身戎装的视觉冲击下，玄宗上钩了，马上提拔他为并州长史，兼天兵军节度大使了。玄宗这一次任命，就等于认可了张说文武兼资的身份。这距离他当宰相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吗？不过，一步之遥也是距离，张说是怎么走完这最后一步的呢？这次推销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王毛仲。他本来是唐玄宗的家奴，为人聪明伶俐，唐玄宗两次政变他都帮了大忙，所以，是唐玄宗的心腹红人。从张说担任并州长史起，他就经常给王毛仲敬献金银珠宝，王毛仲当然对他印象特别好。两个人见面分外亲热。就这样，张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战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就通过王毛仲这条渠道一一输送给唐玄宗。王毛仲的美言让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让张说复出，让张说辅佐我走向盛世！那我们怎么评价张说的这些努力呢？好多人会说，这不是小人行径吗？太没有大臣风骨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谦君子，恬淡退让，像诸葛亮高卧南阳，单等着让人三顾茅庐，那才叫有气度。像张说这样费尽心机，主动营求当宰相的，我们往往会觉得过于巴结，甚至会觉得是个小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之为人，不仅仅在于他有人的身体，更在于他有人的灵魂，有人的追求。有本事的人往往是不甘寂寞的，他有自我实现的欲望。可是，如果把自我实现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那又是不牢靠的。就连毛遂那样的聪明人，也要靠自荐才能被赵国的平原君赏识；孔子那样的圣人，不是也还要周游列国，到处寻求理解吗？这些人之所以不清高，是因为他们有才华，也有雄心。这种才华和雄心如果不能施展，那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浪费，其实也是历史的损失。张说正是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否认，张说的功名心确实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功名心，没有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他和玄宗之间的君臣遇合就不能实现，唐史也不会这么精彩了！皇帝到处寻找人才，臣子努力让皇帝了解自己，这不同样是千载难逢的君臣遇合吗？那么，经过这样曲折的经历才终于重登相位的张说，会为唐朝作出怎样的贡献呢？ 二虎相争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政坛明星张说，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迅速东山再起，成为李唐王朝的新任宰相。按照以往的惯例，唐玄宗历来只设置两个宰相，他们一主一辅，相互配合。可是当张说进入宰相班子的时候，他的前面已经有了张嘉贞和源乾矅两位宰相。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打破惯例，设立三位宰相呢？“三驾马车”能否同舟共济，各尽其职，辅佐唐玄宗呢？在这三个人中，源乾矅是一个甘当“绿叶”的宰相，所以问题不大。关键是张说和张嘉贞，这两个人个性十足，该如何相处呢？特别是身为文坛领袖的张说，是否会甘于忍受屈居人下的境遇呢？通过一步步地努力，张说终于彻底扳倒了张嘉贞，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唐玄宗的首席宰相。 封禅大典封禅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禅活动是强调君权神授的重要手段。他的推动下，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得君行道，这不正是他的毕生追求吗？现在，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对张说而言，这也是人生的丰收时节。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十一日，玄宗领着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四夷酋长，还有日本、新罗、大食等国的国君、使者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泰山进发。场面浩大，光是后勤供应队就前后绵延了好几百里。在史书的记载中，唐玄宗的这个封禅大典可谓规模巨大，盛况空前，呈现出开元盛世的伟大画卷，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通过这次封禅体现了出来。但是这次封禅的背后，又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封禅评价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唐玄宗的这次封禅活动呢？首先，这次封禅是开元盛世成就的充分展示。其次，这次封禅也是开元中期唐玄宗逐步走向好大喜功的一个突出标志。第三，尽管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出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玄宗还是比较注意民生疾苦的。不管怎么说，这次封禅，体现了玄宗十几年统治卓越的成就，也体现了张说杰出的组织才华。通过封禅，玄宗和张说君臣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
四、性格特点
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 开元十六年（728年）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