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经略的辽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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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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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05:53
公元1616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元天命，称建州汗国。明*对努尔哈赤所领导之建州女真进行了遏制，一方面扶植与女真建州部落为敌的女真叶赫部落，另一方面关闭了边市贸易。也许是出于明*对叶赫的庇护，也许是出于经济的压力，也许是出于扩展领土的雄心，也许几种原因兼而有之，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率军进攻抚顺。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率部出降，其中包括了秀才范文程。接下来，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所率领的援军也被击溃。
《明史讲义》评价曰：清兵克旅顺，明人纪载谓之东事起。
抚顺城失守，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闪失，就直接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危。
明在辽东的驻军战斗力很弱，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曾说过：“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
鉴于建州的突袭和辽东的军力，明帝国内阁对此达成一致意见：即“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但部队从全国各地调遣，并且委派了“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辽东已经有四路大军齐集，号称四十七万。明帝国遂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
因为进军消息的走漏，明军方面准备不够充分和指挥不利等多种原因，努尔哈赤的建州铁骑在五天内以极高的机动性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完胜。杨镐革职下狱。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战役”。
此役，明军惨败，“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恇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建州乘胜追击，明军节节败退。
1619年开原、铁岭相继失陷。不久，重镇沈阳失守，1621年，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至1621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建州占领了。
1621年底，建州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也将都城迁到了辽阳。1622年，建州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挥师渡过辽河，入侵辽西，于是广宁失守，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逃入山海关。
1622年，即明天启二年，熊廷弼和王化贞因为广宁不战而降下狱，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群臣措手无策。此刻，明帝国必须痛苦地反省数年中一系列战事失败的原因。朝廷的争论和冒影响战局、最高指挥长官的*、军饷供应的不及时和不足、低级将领们的缺乏信心、没有斗志和广泛存在的营私舞弊行为、士兵们的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低下，与建州野战的屡屡受挫都是失败的因素。
现在，京城和建州铁骑之间只有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一带防线，如果辽东明军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提高战斗力的话，这条防线的失守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候，明帝国将面临比土木堡失败后、于谦保卫北京城更加糟糕的局面。
当然，明帝国那些心高气傲的士大夫们无法接受*迁都这种奇耻大辱，建州只不过是一隅之蛮夷，综合国力远非庞大明帝国可比，只要明帝国清除奸臣，全力以赴作战，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攘外必先安内嘛，就像曾经擒走英宗、兵围北京城的瓦剌，最后还不是烟消云散了吗？（至明亡国，明帝国**的士大夫们大都是抱着这样自信心态的吧。这样的想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未必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的情况。建州女真并非那些以劫掠为唯一目的的少数民族了，他们已经具有建立帝国的雄心，悄然改变游牧民族一贯*，并不图痛快的洗劫一空然而离开，而是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收买人心了。）
面临这般危急的局面，明帝国进行了总动员，下定决心挑选合适的将领，给予人力和物资上的全力支持。
即使是把持朝廷的魏忠贤，也没有打算安插自己人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当然魏忠贤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辽东经略这个职位似乎是不祥的职位，杨镐、熊廷弼、袁应泰不是下狱处死，就是自杀殉国。何况面对建州的强大攻势，胜算不高，派遣自己人去，只会连累自己。在这一点上，比起不顾实际情况、只会空谈妄言进攻收复辽东的东林党人，魏忠贤倒要高明得多。
我们当然也会意识到，除了要应付建州的军事行为外，即将赴任的辽东经略还需要面对朝中魏忠贤的威胁，以及持爱国高调之清流自居士大夫们的批评。
唯一幸运的是，天启皇帝虽然爱好做木匠活，又宠信魏忠贤，却没有崇祯皇帝那么连军饷都舍不得发。
